在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假说,包括人口压力、气候、社会复杂化等各个方面,并且认为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人类对动植物的利用强度增大,进而促进了农业的产生。在验证这些假说时,许多学者选择使用民族志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是在选择民族志材料的过程中,多数有所侧重,经常选择那些支持他们观点的材料,而无视与自己理论有冲突的材料。正是基于这些不足,劳伦斯·基利试图将民族志材料加以统计学的分析,来全面验证农业起源的各种假说是否正确。他的分析所选择的材料主要是中美洲和近东民族志中大量狩猎采集者例子,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统计学的渐进回归法。该方法是要研究能解释特定因变量的特定自变量的最佳组合。通过计算不同自变量及其组合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作者发现纬度、降雨量和人口压力能较多解释人类对植物性食物的依赖。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低纬度、干旱地区以及具有较高的人口压力会更倾向于依赖植物性食物。这些在解释单独变量时具有重要作用的自变量,同样在解释组合变量时具有重要作用。过去认为的社会需求对农业的出现会有重要作用,研究却表明,它无论是作为单独解释变量还是作为组合解释变量,都与原初农业实践无关,所以作者认为,社会需求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这个变量本身仅能导致社会经济的复杂化,而不是原初农业。人口压力只是一个次要条件,但也是重要的,只有在纬度、降雨量和生态这些相对限制的条件下,人口压力才与原初农业实践有相关性。开启原初农业的人口压力远远低于导致社会复杂化的人口压力,全新世初期,环境还未发生大的变化时,人口压力已经达到了产生原初农业的下限。作者对美洲的大盆地地区具体案例的研究表明,社会复杂化或社会需求与狩猎采集者中最初的栽培没有什么联系。被栽培的物种通常是首要的或第二位的主食,而不是某种美味佳肴;用来栽培的野生作物通常很少直接与公众宴享或大型社会集会有关;低纬度或中纬度地区降雨多变且稀少,存在着中等到较高的人口压力,这样高风险的环境促进了原初农业的产生。当然,这些变量中单独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充分条件,他们每个只有在某种水平上的联合才能解释最初的农业栽培。综观这项研究,作者使用的最核心的方法是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这一概念是十九世纪由英国遗传学家高尔顿首先提出的,并在其1889年出版的《自然遗传》一书中对该思想进行了总结。相关分析虽然在描述变量间相互关联程度方面效果非常好,但在具体研究中也要了解其适用范围,需要加以注意。相关系数只表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它不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使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当大,我们也不能据此推断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因和果之间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虚假相关的误导,它指的是变量之间实质上没有内在联系,只是存在着表象的联系。但该文在研究时,对上面提到的有关问题并没有作具体说明,而是仅根据纬度降低、降雨量减少、人口压力增加等因素与对植物利用强度的增加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便得出结论,认为是前者导致了农业的产生。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我们认为仅进行相关分析是不够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相关联系是内在的联系还是表象的联系,通过相关分析也是难以确知的。这项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考古学本身的局限性,民族考古学的假设前提是以今证古,但近代还存在的原始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否真的与外界隔绝,保持其原始面貌?其制度和生产生活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民族志所记载的原始民族情况是否与一万余年前农业起源时的情况相同?基利在研究中使用的原始数据是否可靠准确,也是个问题。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我们在使用民族志材料证明早期人类行为时,一定要谨慎。但总的说来,基利在这篇文中,利用民族志材料,使用统计学方法,对已有的各种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进行全面验证,并对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些都为我们在农业起源研究上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