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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胎，还是二胎？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认为，实施严格的“一胎化”将全面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我依然坚持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尽快提升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3月7日，在今年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见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时，再次“旗帜鲜明”表明了他饱受争议的观点。
引起全国争论的“建议”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坚持的“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观点，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11期《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但对于他的观点，赞同者寥寥，反对声一片。有人将其观点称之为“断子绝孙”的建议；更有甚者，将“一胎化”比作“‘民族自宫’行为”。
时至今日，面对质疑、甚至是谩骂之声，程恩富仍坚称：“30年来，‘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近4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坚持，而不是改变‘一胎化’政策。”程恩富强调说，“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和争论是件好事，因为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
“‘一胎化’我提了两年，到现在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找我辩论，我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敢于大胆同我辩驳，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程恩富说，“谁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一条条驳我嘛，观点的交锋也是有好处的。”
不过，程恩富发现，两年来并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向他“对阵”。为此，他特意收集了散布于各个媒体及网络各反对方的观点，归纳出十大方面，然后他逐一予以驳斥，列出了约2万字的10点答疑。
程恩富忧心忡忡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先控后减”
延续30年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近年又为此出现了“大规模争论”。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放开二胎”的呼声，程恩富依然态度明朗。
他称，“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我国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应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积极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程恩富态度坚决地表示。
他分析认为，2008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
“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社会需要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和粗放式发展方式来满足。必须倚靠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和缩减，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业压力不因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而加剧。”
“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程恩富坦言。
面对眼下全国出现的普遍性的“用工荒”，不少人担忧“一胎化”将会带来劳动力补给的“严重不足”，而不是“就业难”的问题。
对此，程恩富分析认为，“用工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非公有制企业工资待遇提不上去，工作环境恶劣，导致招不到工人；同时，中央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可以综合考虑是否要外出打工。另一种“用工荒”，缺的是技术型人才，这就要求企业和教育机构加强专业人才教育，为社会提供需要的技术工人。
“如果把‘用工荒’归咎于‘一胎化’的政策上，这显然是个误判。”程恩富表示。
“变罚为奖”
“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环境战、生态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奠定基础。”程恩富强调。
因此，程恩富认为，应积极提倡“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尽快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从而尽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力，全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进而尽快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众多问题。
为此，程恩富提议，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广泛通过立法、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积极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为保障“一胎化”的尽快施行，程恩富建议：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变处罚为奖励。
同时，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
“此外，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程恩富补充说。
“我依然坚持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尽快提升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3月7日，在今年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见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时，再次“旗帜鲜明”表明了他饱受争议的观点。
引起全国争论的“建议”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坚持的“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观点，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11期《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但对于他的观点，赞同者寥寥，反对声一片。有人将其观点称之为“断子绝孙”的建议；更有甚者，将“一胎化”比作“‘民族自宫’行为”。
时至今日，面对质疑、甚至是谩骂之声，程恩富仍坚称：“30年来，‘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近4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坚持，而不是改变‘一胎化’政策。”程恩富强调说，“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和争论是件好事，因为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
“‘一胎化’我提了两年，到现在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找我辩论，我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敢于大胆同我辩驳，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程恩富说，“谁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一条条驳我嘛，观点的交锋也是有好处的。”
不过，程恩富发现，两年来并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向他“对阵”。为此，他特意收集了散布于各个媒体及网络各反对方的观点，归纳出十大方面，然后他逐一予以驳斥，列出了约2万字的10点答疑。
程恩富忧心忡忡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先控后减”
延续30年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近年又为此出现了“大规模争论”。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放开二胎”的呼声，程恩富依然态度明朗。
他称，“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我国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应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积极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程恩富态度坚决地表示。
他分析认为，2008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
“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社会需要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和粗放式发展方式来满足。必须倚靠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和缩减，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业压力不因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而加剧。”
“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程恩富坦言。
面对眼下全国出现的普遍性的“用工荒”，不少人担忧“一胎化”将会带来劳动力补给的“严重不足”，而不是“就业难”的问题。
对此，程恩富分析认为，“用工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非公有制企业工资待遇提不上去，工作环境恶劣，导致招不到工人；同时，中央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可以综合考虑是否要外出打工。另一种“用工荒”，缺的是技术型人才，这就要求企业和教育机构加强专业人才教育，为社会提供需要的技术工人。
“如果把‘用工荒’归咎于‘一胎化’的政策上，这显然是个误判。”程恩富表示。
“变罚为奖”
“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环境战、生态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奠定基础。”程恩富强调。
因此，程恩富认为，应积极提倡“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尽快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从而尽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力，全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进而尽快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众多问题。
为此，程恩富提议，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广泛通过立法、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积极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为保障“一胎化”的尽快施行，程恩富建议：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变处罚为奖励。
同时，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
“此外，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程恩富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