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用朴实的镜头语言对个体生存困境进行表现的现实主义电影，在当前的中国却不被制片人看好。想在票房市场分一杯羹，现实主义电影显得颇为吃力，往往处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而在去年，一部《我不是药神》却在票房市场中突围成功，口碑一边倒，豆瓣则给出了9.0的高分，年度票房约为31亿，成为少有的“较好也叫座”的佳作。本文将从叙事因素的类型化方面对该影片的市场优势予以分析。
　　类型混搭往往能够产生令人惊艳的作品，不同的类型片召唤着、同时也内在地建构着自己的观众。某种类型片的观众在观影所获得的快感，正来自极端熟悉的故事、角色与叙述模式的再度翻新。《我不是药神》在商业与口碑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得益于它的类型策略。本文从其“囧”的类型因素以及“屌丝逆袭”+“社会英雄”的基本模式来分析该片的类型化策略。
　　一、囧模式
　　“囧”系列是在前几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很火的电影系列，在与观众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类型优势。本部影片的一大看点便是对“囧”系列电影叙事的继承，这也是《我不是药神》作为现实主义电影中融入的喜剧元素。
　　（一）人物之“囧”：二元对立中的道德净化
　　《我不是药神》很好地利用了演员徐峥的类型优势，他胖光头的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喜剧电影的一张名片。同时，观众根据观影惯例对于徐铮扮演的角色有着近乎定型的认识：中年油腻男、自私狡黠、本质不坏。他所出演的角色多数都有着这些中年男性“憨中有坏”的特征。在“囧”系列电影中，徐铮经常扮演那些事业小成、从家庭“出走”的中年男性，他们往往处于身份或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通过旅途中一系列“囧”的故事，和社会中的小人物发生碰撞并改变自身，完成思想品质的转化，最终“回归“家庭。
　　《我不是药神》中，徐铮扮演的角色虽然在经济地位上“失势”，从“囧”系列中的老板“沦落”到靠卖印度神油维生的底层小人物，但角色的性格特征依然很类似，仍旧有着自私、狡黠、稍显冷漠却良心未泯的商人特征。即使生活艰难，角色在影片中的位置也还是个“大人物”，掌握着印度抗癌药的进货渠道也就是掌握着病人们的生命，某种程度上，程勇依然是“囧”系列中高高在上的“老板”：他手握病患们的生杀大权。这“高下二分”的二元对立模式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囧”系列电影的发展转化。有了“囧”系列电影较为模式化的人物走向做铺垫，观众在看开头时便对程勇的性格转变产生着期待，事实证明，后面的故事走向也的确基本符合观众的想象猜想。
　　（二）氛围之“囧”：异域情调中的独特笑料
　　“囧”系列几乎都是将人物放在一个不熟悉的地域中展开叙事活动，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的相对陌生常常会引发一些独特且自然的“笑料”。
　　《人在囧途》将城市中产阶级的李成功放在了离他生活较远的“公路”乃至“农村”;《泰囧》则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具有独特东南亚风情的泰国;《港囧》中穿插的粤语老歌、港星海报等也有着其独特的喜剧感。《我不是药神》继承了“囧”系列对于“异域风情”的引用，穿插了部分印度的文化符号。影片开始便是印度名曲《燃烧的爱火》的旋律，接着便是“王子印度神油”的多次出现。主人公之后利用异域语言不通对船夫谩骂一通，其中的“印度阿三也学坏了”也体现出电影通过对异域元素的应用来制造笑料的技巧。
　　近年院线影视作品尤爱在外国取景，都选择在他文化语境中展开叙事。“异国情调”很适合作为宣发的噱头和话题，从而收割票房。异域风情的融入，使得故事天然带有一种文化上的吸引力，这也是商业电影惯常使用的一大策略。
　　二、屌丝逆袭+社会英雄
　　“屌丝文化”充斥着院线各类影片，“屌丝心态”电影既是时下大众文化心理的写照，也是电影产业的类型化产品——所谓“得屌丝者得天下（票房）”，它既满足或迎合了不甘臣服者的“屌丝心态”，也通过逆袭而再次印证了作为梦幻产业的电影功效。《我不是药神》叙事的线索之一便是主人公程勇的身份变化，从底层“药贩”进化到一个掌握很多人生杀大权的“药神”，这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屌丝的逆袭”。
　　影片一开始程勇的处境是妻离子将散、父亲重病无钱可医、经营印度神油店却连房租都难以支付。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程勇答应了病人吕受益“走私”印度格列宁的请求，靠着转卖印度格列宁，逐渐发财致富，开始在经济地位上跃居社会中产阶级。影片从三十分钟起，成箱的格列宁和成沓的钞票轮番出现，激昂热的背景音乐预示着角色在经济地位上的逆袭。在影片三十五分钟时，程勇给其他人分发“工资”则表明其已经完成了身份上的提升。众人去夜店庆祝，当夜店主管督促思慧去跳舞时，程勇直接用一沓沓的钞票让原本硬气的主管服了软。小人物在财富的支撑下恣意狂欢，享受着资本带来的自由与优越。而这一幕在让观众为小人物的地位转折暗爽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资本的力量，这一“逆袭”的景观符合了人们关于阶层流动的传奇与想象，大众在翻身屌丝们的嬉笑狂欢中膜拜着中上层消费者的时尚观，也在屌丝的逆袭中实现自身的心理纾解。
　　如果影片流于底层小人物在经济地位上的逆袭这样一个模式的话，那么本片的质感和深度恐怕还够不上本年度的“现象级”影片，因此《我不是药神》又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平民英雄”的类型元素，在令观众爽快的同时也不忘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
　　“平民英雄”模式在针砭时弊、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人价值上有着特别的优势，很多口碑较好的社会性影视作品都采取这种情节设置，如香港电影《可爱的你》、韩国电影《辩护人》、欧美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
　　“平民英雄”模式是指某个在经济、权势等维度均处在劣势的小人物，通过某契机达到形象反转，这个契机往往是某个身份更加卑微、处境更加可怜的“第三者”，通过为这个“苦难的第三者”伸张正义，原先的小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高大”起来，从而在道德上占据上风，实现从屌丝到英雄的逆袭。这样的情节设置既缓解了底层大众在社会经濟劣势中的挫败情绪，又满足了人民对于改变世界的“侠义”的心理期待。
　　《我不是药神》在角色塑造上采用了“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影片伊始，主人公程勇走私药品、爆粗打人、品行低劣;之后，为了经济利益，开始和白血病人们合伙;接着，迫于法律压力，选择放弃，弃白血病人于不顾;最后，在吕受益、黄毛之死的双重刺激下完成道德升华，最终为病患们自我牺牲。这样的转变，不仅增加了故事的节奏感与戏剧性，还让观众陪着程勇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道德转变，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道德转变与落差中，观众和电影主人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文艺作品的“净化”作用由此发挥出来。影片最后的“送行”实际上也表现了人民对于这种“侠肝义胆”行为所予以的赞赏和褒奖。
　　三、结语
　　现实主义电影想要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发展壮大，光靠导演等人的一腔热血是并不现实的。无视国内电影审查制度、忽略人民观影体验、过度尖锐的现实批判、完全彻底的展示现实黑暗的确不是影视作品在市场化竞争环境中生存的最优策略。现实主义电影必须在保有其现实主义精神品格的同时，吸收其他电影类型的优势，不断丰富自身的叙事手法与表现手法，给人民以现实批判的勇气同时也要赋予其拥抱未来的信心。
　　当然，市场化策略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现实批判性，以犬儒主义的创作态度在商业市场中苟且生存，而是应该拿捏住观众的笑点与痛点，并且要以某种程度的叙事策略来缓冲观众的情绪，而温和的类型修辞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中并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同时，现实主义电影也不应该完全排斥流量明星的加盟，毕竟，“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能被“十动然拒”，“责任感”和“商业性”并非完全抵牾，适当的商业化或许才是现实主义电影的“现实”出路，用更冷静的思考和更技巧的表达，不断提醒着中国电影的责任感，从而最终实现现实性与商业性的合谋共赢。
　　（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