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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音与义的结合，语音和语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一定的语音形式表现一定的语义内容。国内外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任意性原则在瑞士学者德·索绪尔上世纪初所建立的语言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把任意性看成语言符号“两个头等重要的特征”中的头一个。[1]其后，他的弟子——法国的梅耶在总结上世纪开始盛行的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写到：“只是因为语言符号具有这种完全任意的性质，所以才能有现在所要研究的这种历史比较方法。”[2]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霍凯特把任意性列为“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3]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从十六个语言基本属性中抽出的他认为特别重要的四种中，任意性位居榜首。[4]房特利耶斯也说：“语音和语义之间，并没有预定的对应。”（《语言论》p215）；另一方面，反对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也大有人在。曾任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的法国语言学家邦旺尼斯特指出：“符号根本没有日内瓦学者所设想的那种任意性。”[5]前苏联普通语言学专家布达哥夫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虚构的原则”。[6]
在西方语言学引进初期，我国的语言学工作者大部分都认为词的物质外壳语音跟词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都是人们任意加上的，经过社会上共同承认就成立了。即“音义无关论”。 当然在近代，也有人主张词的音义联系是先天的，必然的。他们的重要证据之一是“声象乎意”“字音象物音”的象声词。“声象乎意”说是清代学者邹伯奇提出的，“声象乎意者，以唇舌口气象之也。”陈澧承袭了他的这一说法。刘师培也认为：“盖古人造字，既象物形定字形，复象物音定字音。故字形与物形同，字音复与物音同。如风火相薄。火焰上升，其音同呼，古人即火音而赐以名，古火字音为呼果切，以象火声。舟行水中，急湍相激，其音澌澌，古人即水音而锡以名，故水之音为式轨切，以象水声。”他还举例说“雹”字之音与雨雹下击之音相近，“雪”字之音与密雪漓窗之音相近，河水之音与活活，故音河。最后的结论是“唯以字音象物音，故音同之字，形义亦大抵相同，此声音文字之本源也。”[7]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学术会议上，也传出这样的呼声，个别意见相当激烈，认为任意性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它是发展语言科学特别是我国传统的训诂学的大敌。他们认为音与义是有关系的，其证据为，蛙、蝇的名字是以物声命名的，牛、虎等都以其鸣叫之声称其物。并且感到某些字（词）的声韵对词义也似有关系：凡ong韵的字（即中古音东、冬、钟、送、宋诸韵）多数表示巨大、强烈、茂盛、刺激视听、能使人赫然震动的意义。如龙、凤、鸿、熊、红、彤、隆、封、孔、东等；凡表否定的字（词），声母都发唇音，认为古人言语最初还掺杂体貌示意法，以闭口表否定。
自然声音同人类语音之间到底有多少带规律性的联系，是一个很深的、很难得到实证的问题。汉语中确实有一些词的得名与事物的声音有某种直接关系。也许，语言的最初发生与人的触受相关，原生造词可能源于自然声音的提示，人类接触世间万物、万事、万象，形成概念，并用一个语音物化出来，便产生出词。当他们选择用什么声音来实现物化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自然声音的某些影响和启发，但那应是极少数。不能把一些偶然的巧合、个别的现象加以扩大和推衍，进而误认为是理性的、必然的和普遍的规律。比如上面举的很多例子就不可信。还要加上中间历史音变的因素，这些拟声词的后世读音不一定就是它的原初读音。
因此，一般情况下，人类语言发生的原始阶段，音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形成后，词汇增多，词义引申，旧词孳生新词，一些意义相关相近的词和一些特征相类似的事物就会产生某种意义联系，从而用相类似的声音来表达相关的意义。这种旧词和新词之间在音、义上就不完全是任意的，新词的意义也就不完全是偶然的了，就是说新词的孳乳、分化带有必然性和因果性。它可以由根词源源不断地派生出新词，从而构成大量的同源词。下面举例分析：
蒙类同源字这类同源字，古韵多属东部（也有其它韵部的字，详下文），声纽都是明母。如：
蒙：本义是地衣门植物名，又叫“女萝”或“松萝”，枝蔓细密，覆盖于松树或石上。基本义泛指“覆盖”。
曚：本义指日色被云气覆盖而朦胧不明的状态。
朦：本义指月色被云气覆盖而朦胧不明的状态。
矇：本义指眼睛生翳而看不见。
濛：指蒙蒙细雨造成景物不明的状态。
冡：《说文》解释为“覆也”，即“覆盖”的意思。这个意义文献中多用“蒙”表示。
幪：《说文》解释为“盖衣也”，即覆盖用的布。
霧：《说文》解释为“地气为雾”，“天气为霧”，大约指从天而降的雾气。
这类字都含有“蒙盖”的意思。由此可见，东部明母音与“蒙盖”的意义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尤其是一些名物，其命名应当不是随意的、偶然的。人类在给事物命名时，总要抓住它某方面的特征，总有一定的认识和意图。名与实之间自然会或隐或显地带上某种对应关系。这也是音义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前人就已经很留意音义关系了，《易》：“乾，健也。坤，顺也。”《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这类用同音字解释语源的训诂手段在战国文献中屡见不鲜。在今天看来，乾与健、坤与顺、仁与人、义与宜等都是同源词（互为源流关系），清代的学者更是从理论上阐明了汉字音义间的联系。段玉裁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音与义之间的关系。
目前，对于音与义的关系，相当一部分人有保留地接受国内外的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音与义的最初结合是任意的，后来就不是了或不完全是了。”
注释：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80.
[2]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译本）[M].科学出版社，1957.
[3]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中译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J.Lyons,SemanticsI,Cambridge Uni.Pr.,1981.
[5]兹维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81.
[6]国外语言学.1981,(1).
[7]刘师培.小学发微补。
（李树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所）
在西方语言学引进初期，我国的语言学工作者大部分都认为词的物质外壳语音跟词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都是人们任意加上的，经过社会上共同承认就成立了。即“音义无关论”。 当然在近代，也有人主张词的音义联系是先天的，必然的。他们的重要证据之一是“声象乎意”“字音象物音”的象声词。“声象乎意”说是清代学者邹伯奇提出的，“声象乎意者，以唇舌口气象之也。”陈澧承袭了他的这一说法。刘师培也认为：“盖古人造字，既象物形定字形，复象物音定字音。故字形与物形同，字音复与物音同。如风火相薄。火焰上升，其音同呼，古人即火音而赐以名，古火字音为呼果切，以象火声。舟行水中，急湍相激，其音澌澌，古人即水音而锡以名，故水之音为式轨切，以象水声。”他还举例说“雹”字之音与雨雹下击之音相近，“雪”字之音与密雪漓窗之音相近，河水之音与活活，故音河。最后的结论是“唯以字音象物音，故音同之字，形义亦大抵相同，此声音文字之本源也。”[7]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学术会议上，也传出这样的呼声，个别意见相当激烈，认为任意性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它是发展语言科学特别是我国传统的训诂学的大敌。他们认为音与义是有关系的，其证据为，蛙、蝇的名字是以物声命名的，牛、虎等都以其鸣叫之声称其物。并且感到某些字（词）的声韵对词义也似有关系：凡ong韵的字（即中古音东、冬、钟、送、宋诸韵）多数表示巨大、强烈、茂盛、刺激视听、能使人赫然震动的意义。如龙、凤、鸿、熊、红、彤、隆、封、孔、东等；凡表否定的字（词），声母都发唇音，认为古人言语最初还掺杂体貌示意法，以闭口表否定。
自然声音同人类语音之间到底有多少带规律性的联系，是一个很深的、很难得到实证的问题。汉语中确实有一些词的得名与事物的声音有某种直接关系。也许，语言的最初发生与人的触受相关，原生造词可能源于自然声音的提示，人类接触世间万物、万事、万象，形成概念，并用一个语音物化出来，便产生出词。当他们选择用什么声音来实现物化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自然声音的某些影响和启发，但那应是极少数。不能把一些偶然的巧合、个别的现象加以扩大和推衍，进而误认为是理性的、必然的和普遍的规律。比如上面举的很多例子就不可信。还要加上中间历史音变的因素，这些拟声词的后世读音不一定就是它的原初读音。
因此，一般情况下，人类语言发生的原始阶段，音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形成后，词汇增多，词义引申，旧词孳生新词，一些意义相关相近的词和一些特征相类似的事物就会产生某种意义联系，从而用相类似的声音来表达相关的意义。这种旧词和新词之间在音、义上就不完全是任意的，新词的意义也就不完全是偶然的了，就是说新词的孳乳、分化带有必然性和因果性。它可以由根词源源不断地派生出新词，从而构成大量的同源词。下面举例分析：
蒙类同源字这类同源字，古韵多属东部（也有其它韵部的字，详下文），声纽都是明母。如：
蒙：本义是地衣门植物名，又叫“女萝”或“松萝”，枝蔓细密，覆盖于松树或石上。基本义泛指“覆盖”。
曚：本义指日色被云气覆盖而朦胧不明的状态。
朦：本义指月色被云气覆盖而朦胧不明的状态。
矇：本义指眼睛生翳而看不见。
濛：指蒙蒙细雨造成景物不明的状态。
冡：《说文》解释为“覆也”，即“覆盖”的意思。这个意义文献中多用“蒙”表示。
幪：《说文》解释为“盖衣也”，即覆盖用的布。
霧：《说文》解释为“地气为雾”，“天气为霧”，大约指从天而降的雾气。
这类字都含有“蒙盖”的意思。由此可见，东部明母音与“蒙盖”的意义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尤其是一些名物，其命名应当不是随意的、偶然的。人类在给事物命名时，总要抓住它某方面的特征，总有一定的认识和意图。名与实之间自然会或隐或显地带上某种对应关系。这也是音义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前人就已经很留意音义关系了，《易》：“乾，健也。坤，顺也。”《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这类用同音字解释语源的训诂手段在战国文献中屡见不鲜。在今天看来，乾与健、坤与顺、仁与人、义与宜等都是同源词（互为源流关系），清代的学者更是从理论上阐明了汉字音义间的联系。段玉裁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音与义之间的关系。
目前，对于音与义的关系，相当一部分人有保留地接受国内外的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音与义的最初结合是任意的，后来就不是了或不完全是了。”
注释：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80.
[2]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译本）[M].科学出版社，1957.
[3]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中译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J.Lyons,SemanticsI,Cambridge Uni.Pr.,1981.
[5]兹维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81.
[6]国外语言学.1981,(1).
[7]刘师培.小学发微补。
（李树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