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起源于上古，成熟于西周。周朝前期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个君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公还在朝廷设置礼官，专门掌管天下礼仪，把我国古代礼仪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
　　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学，礼被作为最重要的教学内容放在首位，而所谓的“五禮”即是古代五种礼仪的总成，分别是：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五礼”各有一套独特的规程和操作，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以习礼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和传承。繁琐的礼仪常导致有些人把形式上的礼仪当做礼的核心，而忽略了礼的核心是诚敬之心。
　　在《论语》中，有一段孔子与学生宰我对话的记录，阐述了孔子对礼的看法。
　　宰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失稻，衣锦，於女安乎？”
　　曰：“安！”
　　“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东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
　　通过这段师生的对话，我们看到宰我提出“为父母守三年之丧时间太长了，会影响礼乐的传习”，认为守一年就可以了，向老师提议应该改一改了。孔子没有说必须守三年，三年不三年是礼制的问题，要不要守三年是人性的问题，是内心感情的问题。孔子教育学生都是本着人情，不是本着制度，制度都是人内心感情的外化。所以孔子反问宰我：守一年丧就“食稻衣锦”，你心安吗？这里看出孔子是从感情上启发宰我，没想到宰我竟然说“安”！这就说明宰我对逝去父母的感情没有孔子深厚，没有感情而执守礼的形式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孔子说“汝安则为之”，你就守你的一年之丧！然后进一步敲打宰我：君子的守孝，吃美味不晓得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以为舒适，才不做这些事。如今你既然觉得心安，便去做这些事好了！孔子以此阐述了礼的本质在于表达感情，通过礼的形式求得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心理报答。宰我没话说了，只好出去。孔子等他出去后说宰我真不仁呀！这不是孔子背后说学生坏话，而是在进一步启发身边的其他学生。因为宰我提出减少守丧期限其实源于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淡薄，既然内心不仁，还谈什么礼啊！所以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人要没有仁心，对于行礼有什么意思？人要是没有仁心，对于作乐有什么意思？
　　礼都是因情而设，正如《礼记》上所说：“礼不由天降，不由地出，皆本于人情。”这也是孔子一贯的思想。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礼云礼云，王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说“礼呀，礼呀，就是供玉献帛吗？乐呀，乐呀，就是敲钟打鼓吗？”如果没有那种内在的感情，礼乐的形式也没有意义。所以孔子强调祭祀要真诚恭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日：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祀祖先的时候，好像祖先就在那里。祭祀鬼神的时候，好像鬼神就在那里。孔子说：“如果我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好像没祭一样。”孔子之所以要亲自参加祭祀，（反对别人代替）因为只有这样身临其境，才能触景生情，内在的情感才能得以抒发。
　　因此，圣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即为人情而设礼，但人情有厚薄，为了让大家都能遵守，所以礼仪的制定既不能以一些情感厚重的人做标准，也不能以一些情感无所谓的人做标准，而是以正常人或是从人的真实生命感受而制定礼仪，即所谓“天下通丧”，所以必须“过者抑之，不及者补之”——让情感太多的人压抑一下，太过了则伤身;那么感情不够的人呢？通过礼节，把他感化，总之，就是要抒发人情又要节制人情，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目的。这样，民风就变得醇厚，正如《论语·学而》中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谨慎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地追念祭祀祖先，这样做就可以使老百姓的道德风俗归于淳朴厚道了。”
　　由此可见，礼不仅能对百姓的行为进行规范，也可对百姓的心灵具有潜在的塑造作用，而社会教化也寓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