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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条件的产物,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愈往纵深,愈发现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土壤。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文化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更为重要。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政治文化本身的建设,更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条件。
一、政治文化及参与型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是近40年的事情。它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始于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所使用的概念。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1]他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类: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所谓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参与者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2]阿尔蒙德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是以平等、参与、效率等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文化,它催生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力支撑着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
国内学术界也对参与型政治文化有其界定,但主要是参考阿尔蒙德的观点。如:高洪涛在《政治为文化论》一书中阐述道:“参与者政治文化。这类政治文化中,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各方面都有明确的取向,不仅对政治系统的输出方面取向十分明确,而且输入方面的取向也同样发展。他们对政治系统中自我扮演的角色也给予充分的注意。不管他们对政治系统情感、评估、认知、态度如何,或者全部接受,或者完全拒绝,但他们不会无动于衷。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备了主动的参与意识。”王卓君在《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一书中指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及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系统,都有一种清晰的、积极的导向,个体成员对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地位,也有相当清楚的概念。尽管他可能在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与他人一样,但大众对外部及自身产生积极的情感和价值评价,几乎每个人都愿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王乐理在《政治文化导论》一书中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对整体的制度、对政治制度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均表现出明确的取向。同时,个人在政体中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个人对这种角色的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可能接受也可能反对”
从各家对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界定可见,参与型政治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1)强调公民拥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政治人格一般由政治资格、政治尊严和政治品格等三种要素。[3]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求公民具有参与资格,其尊严得到维护及品格呈自尊自重形态。(2)强调“理性的国家认同”。所谓理性的国家认同是指社会公众都自觉把国家团结和统一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强烈的义务感、责任感、使命感和效忠感。[4]也就是说,民众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将国家的统一作为最终目的,并将自身视为国家力量的一员。(3)强调参与的公开性。政治参与的公开性首先体现为参与主体的平等性,符合一定条件的公民一律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其次体现在参与客体的开放性。执政党的决策、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以及政府决策等均属于公民参与对象,应对公民开放。最后,体现在政治参与渠道和形式的公开性,即参与渠道、形式向所有公民公开。(4)强调公民的常态参与。常态参与就是公民或公民团体以常规的渠道、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现阶段由于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渠道、形式有了一定了解,认同参与要有序进行。这在维护政治稳定的同时也使正确的参与理念深入人心,人们的参与程度越高,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越快。
二、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逐步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观。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理念,一度在稳定社会、凝聚人心、共谋发展等方面曾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不可否认,由于近些年来对政治文化建设所给予的主观关注不够,致使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参与型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因此也面临着众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信念呈现动摇状态及心理基础呈现缺失状态
西方政治文化以资本为其价值内核,具有巨大的扩张性,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以资本、科技的扩张带来政治文化的扩张。中国也毫不例外的处于西方政治文化扩张范围之内。[5]正如余英时所说:“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撼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百余年来,不但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都发生了基本的转变,而且思想和语言也早已非复旧观。”[6]西方文化的精髓如民主、自由、平等等都是人类政治文明共有的精神因素,是现代政治生活中被普遍尊重的价值准则,也是中国现在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但西方的某些政治文化因素、制度主张如激进的多元主义传入中国后,由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性、激进性与乌托邦的特点,使他们不顾国情而将其移入中国,这打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和道德秩序,致使解决冲突的传统方法失效。这造成人们内心的困惑与迷乱,使主导政治文化功能遭到消弱。其次,西方政治文化的某些核心价值观念逐渐被国人接受,并成为国人常用之词,但它只是属于表面的形式,并没有内化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国人对这些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念只是作为概念化的形式而追求,并未在本国之内找到其所适宜生长的文化心理土壤。所以,对这些价值过分的追求致使他们只看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因此产生巨大的逆反心理,只是盲目地以狂热的态度和极端的方式参与政治。这在影响政治稳定及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削弱人们对主导政治文化的肯定,进而动摇政治理想、信念和信仰。最后,西方政治文化本身存在非理性成分,如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等存在浓厚的非理性色彩。这种非理性色彩与社会本质相违背,也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不相符,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信念。
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中逐步形成的,其历史因素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以及政治情感。长期以来,中国封闭自守、依附心理极强的传统政治文化严重阻碍着人们对政治现象的认知。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承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其有影响,而从未想到以自身去影响政府决策,对政治及其国家领导人的能力等均处于无知状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那种重伦常轻制度、重礼治轻法治、重家族轻国家的伦理政治观,以及“官本位”与“臣民”政治思想与均平主义和崇公抑私的政治理念深深扎根于人们内心深处。其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但同时又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生活,或者在不得已参与政治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他们对政治的“原始信念”是管理国家、服务于人民,而在具体问题上确是将政治参与和切身的物质利益相分离,甚至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这充分体现出人们对政治输入的责任感低,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决策参与活动。因此,这种伦理政治价值观使得人民群众在心理层面上缺少形成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这种对政治的冷漠、敬而远之的态度必然是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一大障碍。
(二)人们缺乏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政治意识
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我国基层民众政治素质偏低。在自身利益受损时,个人不是寻求在法律、制度框架内解决,而是倾向通过“请愿、静坐”等所谓的“清官”来“为民伸冤”。当利益严重受损时,农民的政治情绪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既政治躁动,妄想使用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反抗。这种制度外的参与不利于中国现代民主的健康发展,有害中国的政治稳定。其根本原因是基层民众素质偏低,缺乏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政治意识。另外,基层民众政治素质偏低还体现在政治盲从。文化层次低和政治训练较少的一些群众不分是非,盲从跟随;一哄而起,一拥而上;不懂法纪,不知后果,酿成严重后果。李洪志以法轮功惑众,冲击党和国家领导就是典型事实。最后,基层民众往往对政治参与怀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当政治活动和自身利益不相干或相干甚少时,民众不会去关心政策的制定,没有试图以自身的参与去影响政策制定的意识。这导致在政策输入过程与输出过程极度的不平衡。从某种程度上讲,由于输入环节的缺失,在政策制定的输出环节中政策制定者无法以民众的切身利益为基础,时间与理论的缺乏反之又增加民众与管理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削弱民众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的政治意识。
(三)公民缺乏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参与动机
公民对自我能力的衡量是决定其是否采取行动的前提。当民众认识到自身能力微小,不足以对政府决策制定构成任何影响时,在潜意识中已将政治参与抛之脑后,不做无为的努力。但是当公民认识到自身能力足够强大到影响政府政策制定时,他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公民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对政府有多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我国人民由于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以伦理政治观、权利本位政治观、经学思维方式和崇公抑私的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传统文化的这些主要内容在中国结合新的形式仍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以日常生活化的形式弥散着影响力。[7]加之我国民众整体文化和素质层次不齐,其政治参与水平、参政议政能力低也是必然的。民众普遍参与冷漠、参与盲从,由此导致的民众自我能力感偏低致使缺乏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参与动机。
参与型政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公民社会,而社团是公民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广大民众社团意识偏低,其首要因素是政府官员的否定态度。如:肖唐镖对地方官员的调查中显示:对“团体太多,会影响安定和谐”这一说法,37.9%的人表示同意,45.5%的人表示不同意,5.8%的人说不清;“各种社团向政府提出要求,会伤害所有人的利益”这一说法,36.1%的人表示同意,43.5%的人不同意,8.1%的人说不清。[8]可见,很大一部分政府官员对社团的存在和发展持否定态度。极大地影响了社团的发展。造成参与型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缺失。其次,从广大民众自身来讲,参与社团意识偏低,大多数民众脑海并无“社团”这个概念,认为参与或不参与无关紧要,这从根本上限制了社团的发展。因此,民众社团意识的缺失也是缺乏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参与动机的重要方面。
三、构建开放新型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条件的产物,建构理性参与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当然要从政治文化本身入手,但离开历史与民众自身发展进行政治文化建构,无异于缘木求鱼。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诸方面合力共同推动的结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即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又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
(一)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维系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系统和政治运作的观念依托,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秀成果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仍有积极意义。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如民本思想,将人民看做国家的根本,统治者以爱民、利民为主采取政策,重视人民的意见和作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更是如此。在中国民族的发展史上,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表现出“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的献身精神。这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永远值得发扬的。然而传统社会代表小农生产条件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低度的政治责任感严重阻碍着构建新型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理性对待传统政治文化,积极吸取其有益部分,抛弃不利成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定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9]
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0]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政治价值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资本扩张进入中国。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中国的传统观念产生严重的冲突。西方的法制、平等、自由、民主的精神正是我国传统文化最为缺乏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一面的介绍,有利于我国主导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为其增加了许多内容,同时也为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某种借鉴。然而,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方具有巨大扩张力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以文化传播、科技交流、经济贸易等形式大肆闯入中国,它奉行的“个人主义”、“多元政治观”的思想移入必然是对中国传统的解构。[11]文化的生长必须存在适宜的土壤环境,将西方一切价值观念移入中国这片异地土壤则未必有利于中国政治发展。其诸如“个人主义”、“多元政治观”的思想在人们内心造成极大的困惑,带来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并非西方的就是值得学习的,应当在本国国情允许的情况下移入有利于本国发展的价值观。因此,应当理性辨证地对待西方文化,而不是全盘接受,不能任由其不利于本国发展的思想腐蚀国民心里。
(二)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素质
公民的政治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其政治参与的态度和行为。正如列宁所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12]公民政治素质的低下使其即便具有参与条件的情况下也难以把握参与机会。因此,提高全民政治参与素质,特别是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素质是当务之急。第一,政治素质是以民主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为前提和基础的,而民主意识与教育又是密不可分的。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参与意识就越强。因此,必须加强公民现代政治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增强公民参与政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公民积极主动地向党和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意愿,依法、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第二,提高公民自身的参与能力。普通公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其自身的政治能力,诸如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行使权利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合法形式参与政治等,都需要经过培养。确保民众不仅成为一个社会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政治人”,既有独立的“政治人格”,通过自身的政治参与来影响和实施对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政治事务的管理。
(三)提高主文化的社会化并发挥其主导功能
政治社会化是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也是政治文化建设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政治社会化渠道的完善和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的前提。提高主文化的社会化,其一,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在现代社会中,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电影等媒介宣传工作几乎每天、每时都源远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将各种信息传达给公民。这些信息中所包含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内容就潜移默化给予公民政治参与形态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大众传媒对政治稳定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大众传媒维护和保护主流文化,向民众传播主流文化,争取亚政治文化,抑制体制外政治参与。其二,提供畅通的参与渠道,使民众感受到自身的政治效能感,逐渐在心理上趋于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参与渠道的畅通无阻使主流文化被公民认同和吸收的同时,又巩固了主流政治文化的地位。其三,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社会化是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因此要争取群众和教育群众,使广大人民了解、信任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参加国家管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另外,政党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通过参与政治生活使个人对政治有基本的了解,对自己的政治角色有更清醒的认识,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拥护主文化,从而达到双赢的结果。
(四)创建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环境
公民社会是处于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中相对独立的“缓冲器”,其兴起极大地拓展了公民参与的范围,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拓宽了途径,为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前提和基础条件。首先,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整合分散的民意,集合分散的权益,作为私权的组织化表达,影响行政决策过程。另外,它又能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给其成员。这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推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避免极端化的政治行为的出现。其次,公民社会带来开放性的政治活动。公民社会的宽松环境和激励机制为人民从事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物质前提。有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公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组成中介组织,为民众提供一种组织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并保持其畅通,这有利于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走向开放,政治活动的开放使众多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决策。
综上所述,在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需要逐步推进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培育全民的、有序的、建设的、开放的政治文化。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变革传统文化,建构新型政治文化,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和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
[1]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
[2]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7.
[3]孙正甲.《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性论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6,(2).
[4]方盛举.《参与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社会科学研究,2006,(5).
[5]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76.
[6]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58.
[7]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76.
[8]肖唐镖. 中国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j].当代中国研究,2005,(3).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708.
[10]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141.
[11]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38.
[12]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9.
(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一、政治文化及参与型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是近40年的事情。它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始于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所使用的概念。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1]他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类: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所谓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参与者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2]阿尔蒙德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是以平等、参与、效率等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文化,它催生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力支撑着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
国内学术界也对参与型政治文化有其界定,但主要是参考阿尔蒙德的观点。如:高洪涛在《政治为文化论》一书中阐述道:“参与者政治文化。这类政治文化中,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各方面都有明确的取向,不仅对政治系统的输出方面取向十分明确,而且输入方面的取向也同样发展。他们对政治系统中自我扮演的角色也给予充分的注意。不管他们对政治系统情感、评估、认知、态度如何,或者全部接受,或者完全拒绝,但他们不会无动于衷。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备了主动的参与意识。”王卓君在《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一书中指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及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系统,都有一种清晰的、积极的导向,个体成员对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地位,也有相当清楚的概念。尽管他可能在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与他人一样,但大众对外部及自身产生积极的情感和价值评价,几乎每个人都愿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王乐理在《政治文化导论》一书中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对整体的制度、对政治制度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均表现出明确的取向。同时,个人在政体中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个人对这种角色的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可能接受也可能反对”
从各家对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界定可见,参与型政治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1)强调公民拥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政治人格一般由政治资格、政治尊严和政治品格等三种要素。[3]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求公民具有参与资格,其尊严得到维护及品格呈自尊自重形态。(2)强调“理性的国家认同”。所谓理性的国家认同是指社会公众都自觉把国家团结和统一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强烈的义务感、责任感、使命感和效忠感。[4]也就是说,民众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将国家的统一作为最终目的,并将自身视为国家力量的一员。(3)强调参与的公开性。政治参与的公开性首先体现为参与主体的平等性,符合一定条件的公民一律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其次体现在参与客体的开放性。执政党的决策、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以及政府决策等均属于公民参与对象,应对公民开放。最后,体现在政治参与渠道和形式的公开性,即参与渠道、形式向所有公民公开。(4)强调公民的常态参与。常态参与就是公民或公民团体以常规的渠道、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现阶段由于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渠道、形式有了一定了解,认同参与要有序进行。这在维护政治稳定的同时也使正确的参与理念深入人心,人们的参与程度越高,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越快。
二、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逐步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观。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理念,一度在稳定社会、凝聚人心、共谋发展等方面曾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不可否认,由于近些年来对政治文化建设所给予的主观关注不够,致使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参与型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因此也面临着众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信念呈现动摇状态及心理基础呈现缺失状态
西方政治文化以资本为其价值内核,具有巨大的扩张性,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以资本、科技的扩张带来政治文化的扩张。中国也毫不例外的处于西方政治文化扩张范围之内。[5]正如余英时所说:“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撼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百余年来,不但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都发生了基本的转变,而且思想和语言也早已非复旧观。”[6]西方文化的精髓如民主、自由、平等等都是人类政治文明共有的精神因素,是现代政治生活中被普遍尊重的价值准则,也是中国现在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但西方的某些政治文化因素、制度主张如激进的多元主义传入中国后,由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性、激进性与乌托邦的特点,使他们不顾国情而将其移入中国,这打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和道德秩序,致使解决冲突的传统方法失效。这造成人们内心的困惑与迷乱,使主导政治文化功能遭到消弱。其次,西方政治文化的某些核心价值观念逐渐被国人接受,并成为国人常用之词,但它只是属于表面的形式,并没有内化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国人对这些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念只是作为概念化的形式而追求,并未在本国之内找到其所适宜生长的文化心理土壤。所以,对这些价值过分的追求致使他们只看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因此产生巨大的逆反心理,只是盲目地以狂热的态度和极端的方式参与政治。这在影响政治稳定及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削弱人们对主导政治文化的肯定,进而动摇政治理想、信念和信仰。最后,西方政治文化本身存在非理性成分,如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等存在浓厚的非理性色彩。这种非理性色彩与社会本质相违背,也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不相符,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信念。
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中逐步形成的,其历史因素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以及政治情感。长期以来,中国封闭自守、依附心理极强的传统政治文化严重阻碍着人们对政治现象的认知。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承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其有影响,而从未想到以自身去影响政府决策,对政治及其国家领导人的能力等均处于无知状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那种重伦常轻制度、重礼治轻法治、重家族轻国家的伦理政治观,以及“官本位”与“臣民”政治思想与均平主义和崇公抑私的政治理念深深扎根于人们内心深处。其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但同时又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生活,或者在不得已参与政治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他们对政治的“原始信念”是管理国家、服务于人民,而在具体问题上确是将政治参与和切身的物质利益相分离,甚至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这充分体现出人们对政治输入的责任感低,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决策参与活动。因此,这种伦理政治价值观使得人民群众在心理层面上缺少形成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这种对政治的冷漠、敬而远之的态度必然是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一大障碍。
(二)人们缺乏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政治意识
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我国基层民众政治素质偏低。在自身利益受损时,个人不是寻求在法律、制度框架内解决,而是倾向通过“请愿、静坐”等所谓的“清官”来“为民伸冤”。当利益严重受损时,农民的政治情绪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既政治躁动,妄想使用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反抗。这种制度外的参与不利于中国现代民主的健康发展,有害中国的政治稳定。其根本原因是基层民众素质偏低,缺乏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政治意识。另外,基层民众政治素质偏低还体现在政治盲从。文化层次低和政治训练较少的一些群众不分是非,盲从跟随;一哄而起,一拥而上;不懂法纪,不知后果,酿成严重后果。李洪志以法轮功惑众,冲击党和国家领导就是典型事实。最后,基层民众往往对政治参与怀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当政治活动和自身利益不相干或相干甚少时,民众不会去关心政策的制定,没有试图以自身的参与去影响政策制定的意识。这导致在政策输入过程与输出过程极度的不平衡。从某种程度上讲,由于输入环节的缺失,在政策制定的输出环节中政策制定者无法以民众的切身利益为基础,时间与理论的缺乏反之又增加民众与管理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削弱民众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的政治意识。
(三)公民缺乏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参与动机
公民对自我能力的衡量是决定其是否采取行动的前提。当民众认识到自身能力微小,不足以对政府决策制定构成任何影响时,在潜意识中已将政治参与抛之脑后,不做无为的努力。但是当公民认识到自身能力足够强大到影响政府政策制定时,他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公民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对政府有多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我国人民由于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以伦理政治观、权利本位政治观、经学思维方式和崇公抑私的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传统文化的这些主要内容在中国结合新的形式仍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以日常生活化的形式弥散着影响力。[7]加之我国民众整体文化和素质层次不齐,其政治参与水平、参政议政能力低也是必然的。民众普遍参与冷漠、参与盲从,由此导致的民众自我能力感偏低致使缺乏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参与动机。
参与型政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公民社会,而社团是公民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广大民众社团意识偏低,其首要因素是政府官员的否定态度。如:肖唐镖对地方官员的调查中显示:对“团体太多,会影响安定和谐”这一说法,37.9%的人表示同意,45.5%的人表示不同意,5.8%的人说不清;“各种社团向政府提出要求,会伤害所有人的利益”这一说法,36.1%的人表示同意,43.5%的人不同意,8.1%的人说不清。[8]可见,很大一部分政府官员对社团的存在和发展持否定态度。极大地影响了社团的发展。造成参与型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缺失。其次,从广大民众自身来讲,参与社团意识偏低,大多数民众脑海并无“社团”这个概念,认为参与或不参与无关紧要,这从根本上限制了社团的发展。因此,民众社团意识的缺失也是缺乏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参与动机的重要方面。
三、构建开放新型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条件的产物,建构理性参与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当然要从政治文化本身入手,但离开历史与民众自身发展进行政治文化建构,无异于缘木求鱼。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诸方面合力共同推动的结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即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又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
(一)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维系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系统和政治运作的观念依托,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秀成果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仍有积极意义。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如民本思想,将人民看做国家的根本,统治者以爱民、利民为主采取政策,重视人民的意见和作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更是如此。在中国民族的发展史上,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表现出“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的献身精神。这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永远值得发扬的。然而传统社会代表小农生产条件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低度的政治责任感严重阻碍着构建新型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理性对待传统政治文化,积极吸取其有益部分,抛弃不利成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定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9]
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0]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政治价值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资本扩张进入中国。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中国的传统观念产生严重的冲突。西方的法制、平等、自由、民主的精神正是我国传统文化最为缺乏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一面的介绍,有利于我国主导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为其增加了许多内容,同时也为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某种借鉴。然而,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方具有巨大扩张力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以文化传播、科技交流、经济贸易等形式大肆闯入中国,它奉行的“个人主义”、“多元政治观”的思想移入必然是对中国传统的解构。[11]文化的生长必须存在适宜的土壤环境,将西方一切价值观念移入中国这片异地土壤则未必有利于中国政治发展。其诸如“个人主义”、“多元政治观”的思想在人们内心造成极大的困惑,带来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并非西方的就是值得学习的,应当在本国国情允许的情况下移入有利于本国发展的价值观。因此,应当理性辨证地对待西方文化,而不是全盘接受,不能任由其不利于本国发展的思想腐蚀国民心里。
(二)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素质
公民的政治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其政治参与的态度和行为。正如列宁所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12]公民政治素质的低下使其即便具有参与条件的情况下也难以把握参与机会。因此,提高全民政治参与素质,特别是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素质是当务之急。第一,政治素质是以民主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为前提和基础的,而民主意识与教育又是密不可分的。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参与意识就越强。因此,必须加强公民现代政治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增强公民参与政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公民积极主动地向党和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意愿,依法、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第二,提高公民自身的参与能力。普通公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其自身的政治能力,诸如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行使权利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合法形式参与政治等,都需要经过培养。确保民众不仅成为一个社会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政治人”,既有独立的“政治人格”,通过自身的政治参与来影响和实施对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政治事务的管理。
(三)提高主文化的社会化并发挥其主导功能
政治社会化是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也是政治文化建设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政治社会化渠道的完善和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的前提。提高主文化的社会化,其一,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在现代社会中,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电影等媒介宣传工作几乎每天、每时都源远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将各种信息传达给公民。这些信息中所包含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内容就潜移默化给予公民政治参与形态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大众传媒对政治稳定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大众传媒维护和保护主流文化,向民众传播主流文化,争取亚政治文化,抑制体制外政治参与。其二,提供畅通的参与渠道,使民众感受到自身的政治效能感,逐渐在心理上趋于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参与渠道的畅通无阻使主流文化被公民认同和吸收的同时,又巩固了主流政治文化的地位。其三,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社会化是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因此要争取群众和教育群众,使广大人民了解、信任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参加国家管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另外,政党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通过参与政治生活使个人对政治有基本的了解,对自己的政治角色有更清醒的认识,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拥护主文化,从而达到双赢的结果。
(四)创建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环境
公民社会是处于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中相对独立的“缓冲器”,其兴起极大地拓展了公民参与的范围,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拓宽了途径,为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前提和基础条件。首先,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整合分散的民意,集合分散的权益,作为私权的组织化表达,影响行政决策过程。另外,它又能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给其成员。这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推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避免极端化的政治行为的出现。其次,公民社会带来开放性的政治活动。公民社会的宽松环境和激励机制为人民从事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物质前提。有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公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组成中介组织,为民众提供一种组织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并保持其畅通,这有利于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走向开放,政治活动的开放使众多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决策。
综上所述,在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需要逐步推进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培育全民的、有序的、建设的、开放的政治文化。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变革传统文化,建构新型政治文化,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和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
[1]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
[2]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7.
[3]孙正甲.《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性论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6,(2).
[4]方盛举.《参与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社会科学研究,2006,(5).
[5]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76.
[6]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58.
[7]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76.
[8]肖唐镖. 中国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j].当代中国研究,2005,(3).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708.
[10]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141.
[11]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38.
[12]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9.
(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