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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30个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从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及政府规模三个方面系统研究政府预算公开与国家治理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腐败与控制政府规模，但对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这不仅为理解政府预算公开的治理效应提供了证据，更为如何提升政府预算公开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政策借鉴。
关键词：政府预算公开；国家治理效率；腐败；行政效率；政府规模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80-07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为了顺应现代财政民主决策的趋势，回应建立“透明、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的诉求，我国各级政府正积极探索并大力推进政府预算公开改革。特别是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后，2014年颁布的新《预算法》与十九大报告均再次提出了预算公开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的明确要求。从实践层面来看，以2008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起点，政府预算公开正在我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且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细化（见表1）。可以说，政府预算公开改革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已经在上市公司得到充分验证的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Healy和Palepu[1]，Bushee等[2]，李培功、沈艺峰[3]），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预算公开对于国家的治理效应也同样存在。那么政府预算公开提升了国家治理效率吗？采取哪些措施能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效率？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已有大量文献对政府预算公开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政府预算公开的政策建议（许光建等[4]，孙文基[5]）、实现路径（蒋悟真[6]）與影响机制（肖鹏等[7]）等方面，而关于政府预算公开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的问题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才开始有学者从理论上阐述了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夏先德[8]，孙文基[5]），并试图从不同层面论述政府预算公开提升国家治理效应的显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比如，陈志斌、李敬涛[9]从政府善治的内涵出发，剖析了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包括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善治各内涵层次上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李春根等[1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预算透明度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谢志华等[11]则从政府财务信息的科学内涵与内在功能出发，分析了财政预算透明度对于更好地明确政府的治理受托责任、提升行政管理效率、有效治理腐败及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但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少数几个实证分析也只是检验政府预算公开对某一方面国家治理效率提升的效果，较少涉及其他方面。
事实上，国外的研究早已表明，政府预算公开对国家治理的多个方面均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效应，是优化政府结构与规模、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保证总体财政清廉，从而更好地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的重要前提（Kopits和Craig[12]）。比如，Alt[13]利用美国州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预算公开对执政者声誉与政府规模的影响，发现政府预算公开能够显著提高执政者的声誉与控制政府规模；Heald[14]则利用OECD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政府预算公开与行政效率之间的相关性；Muhammad和Monem[15]利用166个国家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对降低腐败的作用。
为此，本文将以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为样本，从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与政府规模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考量政府预算公开与国家治理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显然，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国内政府预算公开治理效应的研究文献，还可为如何通过政府预算公开提升国家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政策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治理问题是政府领域最关键、最重要的政治命题之一（范逢春[16]）。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治理的效率，它直接决定了治理的其他相关问题（刘子怡等[17]）。而国家治理效率的高低主要体现在政府反腐败力度、政府的行政效率及政府规模（Helliwel和Huang[18]；Back和Handenius[19]；谢柳芳等[20]）等方面。这些方面也正是政府预算公开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由此形成政府预算公开的治理效应。具体作用机理与路径如图1所示。
1. 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预算是行政机构的生命之源，预算是最恰当的政府治理之“笼”。要把政府权力关进预算“笼子”，除了加强政府内部监督与立法机构横向监督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强有力的社会监督体系。预算公开能够向公众“告知政府过去的运作、现在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计划，进而能够明确责任并便于控制”（Willoughby[21]），能够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和监督政府公共治理权力运行的全流程，具有对公共治理权力运行的声誉引导效应、评价反馈效应与监督约束效应（陈志斌等[9]），是实现社会监督、打造权力“笼子”的前提，能确保权力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促进廉洁行政。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预算公开与政府腐败治理力度正相关，即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
2. 推进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政府行政效率。预算绩效管理是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的有效工具，而政府预算公开是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信息来源（潘俊等[22]）。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调结果导向，其中心环节是对预算支出目标的实现程度、产出和结果进行绩效评价，促使政府部门关注支出责任和效率，加强内部管理，提升行政效率。而公开的政府预决算信息本身就是公共资源取得和使用过程中的成本、效率与效益等相关信息，是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信息来源。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行政效率。
3. 推动多元共治，优化政府规模与结构。国家治理是在扬弃国家统治和管理概念，同时吸收治理和善治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概念，是近年来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最新成果，反映了契约政府的本质（Wiesel和Modell[23]）。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由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互动性的治理过程所形成的多元共治，由此产生多元化的信息需求特征。而政府预算公开正是满足多元治理主体的多元信息诉求的有效途径，可以真正推动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同时，通过政府预算公开，可以摸清政府家底，再结合财力与事权相统一的权责归属原则，在更好的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可以综合评估各级政府掌控资源的规模与结构是否合理，确保政府规模与结构更加优化（谢志华等[11]）。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H3：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预算公开与政府规模负相关，即政府预算公开质量越高，政府规模越精简。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设计了三个模型：
COR=a0+a1GBO+a2PGDP+a3TRO+a4URL+a5MAR+a6EDU+εit（1）
ADM=a0+a1GBO+a2PGDP+a3TRO+a4URL+a5MAR+a6SF+εit（2）
GSI=a0+a1GBO+a2PGDP+a3TRO+a4URL+a5MAR+a6SF+a7POP+εit（3）
模型（1）主要是为了考察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COR是衡量政府反腐败力度的指标，解释变量GBO是衡量政府预算公开状况的指标。另外，根据李春根等[10]、Muhammad和Monem[15]的研究成果，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教育水平也会影响其反腐败力度。本文选取了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贸易开放度（TRO）、城市化水平（URL）、市场化指数（MAR）和教育水平（EDU）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2）主要是为了考察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行政效率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ADM是衡量政府行政效率的指标，解释变量GBO是衡量政府预算公开状况的指标，并参考谢柳芳等[20]、Heald[14]的做法，选取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贸易开放度（TRO）、城市化水平（URL）、市场化指数（MAR）和财政自给率（SF）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3）主要是为了考察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GSI是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解释变量GBO是衡量政府预算公开状况的指标，并参考谢柳芳等[20]、Alt[13]的研究，选取了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贸易开放度（TRO）、城市化水平（URL）、市场化指数（MAR）、财政自给率（SF）和人口规模（POP）作为控制变量。
各相关变量的定义与计算方法详见表2。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15年全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政府反腐败力度、政府规模和政府行政效率等方面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政府预算公开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有关的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额、财政收支、在校大学生数量、人口统计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主要取自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共计150个样本观测值，使用Eviews6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表3中所显示的各省（区、市）反腐败力度（COR）的均值为3.182 131，即平均而言，每百万人口中有约25件腐败案件，表明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以财政总支出衡量的政府规模（GSI）的均值为0.240 521，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4%以上，说明我国地方政府規模相对较大。地方政府行政效率（ADM）的均值为0.785 893，表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占到GDP的21.41%，说明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还有待提高。政府预算公开（GBO）均值为29.795，表明大多数地区的预算公开意识还有待加强，方差为143.079 9，最小值为14，最大值为77.7，说明全国不同地方政府的预算公开水平差异较大，其中一些地区已经意识到了政府预算公开的重要性，因而披露了较多预算信息。
（二）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对面板数据进行F检验以及Breusch-Pagan检验，发现无论是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其模型皆不明显强于混合回归分析。因此，本文采用混合OLS回归分析（见表4）。
1.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影响。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预算公开（GBO）与反腐败力度（COR）的回归系数为0.004 283，且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同时控制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城市化水平（URL）、教育水平（EDU）均与反腐败力度（COR）在10%水平上显著相关，贸易开放度（TRO）与反腐败力度（COR）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市场化指数（MAR）与反腐败力度（COR）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此外，模型修正的拟合优度、F统计量与P检验值均满足要求。这说明模型（1）的回归效果较好，从而验证了假设H1，表明我国政府预算公开与政府反腐败力度正相关，即政府预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
2. 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行政效率的影响。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预算公开（GBO）与行政效率（ADM）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政府预算公开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国家行政效率，假设H2没有通过检验。这就意味着，虽然我国政府预算公开这几年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对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其原因可能是我国政府预算公开的内容还不够细化，特别是行政管理费没有完全公开，或者是虽然公开了，但公开的质量还有待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 3. 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规模的影响。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预算公开（GBO）与政府规模（GSI）的回归系数为0.001 473，且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同时控制变量贸易开放度（TRO）、财政自给率（SF）和人口规模（POP）均与政府规模（GSI）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城市化水平（URL）与政府规模（GSI）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市场化指数（MAR）与政府规模（GSI）在10%水平上显著相关。此外，模型修正的拟合优度、F统计量与P检验值均满足要求。这说明模型（3）的回归效果较好，从而验证了假设H3，表明政府预算公开与政府规模负相关，即政府预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政府规模扩张。
（三）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
1. 稳健性。为了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首先，在实证检验之前，本文对所有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VIF值均小于4，即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相互干扰，无需另做调整。①其次，在回归分析前，本文对模型中的变量也分别进行了标准方差化的处理，避免了因异方差性所带来的困扰，保证了回归分析的稳健。最后，本文根据谢柳芳（2015）的研究成果，选择用各省（区、市）“三公经费”披露金额的自然对数（TPE）作为政府预算公开变量（GBO）的代理变量②对H1—H3进行重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该结论与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前文的结果较为稳定可靠。
2. 内生性。为避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及政府规模的影响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用提前一期的政府预算公开变量（GBOt-1）替代原来的政府预算公开（GBOt）解释变量，以进一步检验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及政府规模的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该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基本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2015年全国30个省（区、市）政府为研究对象，从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与政府规模三个方面研究政府预算公开与国家治理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
1. 政府预算公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腐败。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表明，政府预算公开可以满足公共权力多元监督主体的多元信息需求，实现对政府公共治理权力的多层次、全景式监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反腐败力度，抑制政府腐败。
2. 政府预算公开对于行政效率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虽然理论分析表明政府预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但实证结论并不支持。其原因可能是我国政府预算公开的内容还不够细化，特别是行政管理费没有完全公开，或者是虽然公开了，但公开的质量还有待提升，所以对于行政效率的提升还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
3. 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政府规模。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表明，政府预算公开可以告知全社会政府部门公共资源的存量和增量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政府规模更加合理，实现政府规模的精简。
（二）政策建议
虽然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腐败与控制政府规模。但同时也应看到，一方面，目前全国各省（区、市）政府预算公开水平均值并不高，方差较大，这说明不仅全国各省（区、市）的预算公开水平差异较大，而且预算公开的整体水平和意识亟待提升；另一方面，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公开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并不明显。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扩大公开范围，统一公开标准，真正提升政府预算公开水平。要根据新《新预算法》的要求，在不断扩大政府预算公开范围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省级政府预算公开标准，以规范省级政府预算公开行为，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政府预算信息，真正提升政府预算公开的水平。
2. 切实提升省级政府预算公开的积极性。当前，省级政府较为低下的政府预算公开意识与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有较大关系。因为目前的考核指标并未包含政府预算公开状况。一种可行的设想方案是，将省级政府预算公开程度逐步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以切实提升省级政府预算公开的积极性。
3. 积极做好行政管理费用预决算信息的公开。要进一步扩大行政管理费用公开的范围与内容，确保行政管理费用全面、真实、准确地公开，以切实发挥政府预算公开的行政管理效应。
注释：
①一般认为，当0≤vif值≤4时，变量间无明显多重共线性；当4 ②“三公经费”数据来源于各省财政厅网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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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Improv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Zhao Heyun1， Zhao Yibo2
（1.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University of Guangdong Financial and Economic，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China； 2.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panel date of 30 provinces，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anti-corruption vigor，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governmental scale. Evidence shows that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has function on the corruption suppression and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al scale， but i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he above conclusions not only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but also provide a policy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Key words：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corruption，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governmental scale
关键词：政府预算公开；国家治理效率；腐败；行政效率；政府规模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80-07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为了顺应现代财政民主决策的趋势，回应建立“透明、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的诉求，我国各级政府正积极探索并大力推进政府预算公开改革。特别是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后，2014年颁布的新《预算法》与十九大报告均再次提出了预算公开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的明确要求。从实践层面来看，以2008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起点，政府预算公开正在我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且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细化（见表1）。可以说，政府预算公开改革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已经在上市公司得到充分验证的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Healy和Palepu[1]，Bushee等[2]，李培功、沈艺峰[3]），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预算公开对于国家的治理效应也同样存在。那么政府预算公开提升了国家治理效率吗？采取哪些措施能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效率？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已有大量文献对政府预算公开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政府预算公开的政策建议（许光建等[4]，孙文基[5]）、实现路径（蒋悟真[6]）與影响机制（肖鹏等[7]）等方面，而关于政府预算公开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的问题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才开始有学者从理论上阐述了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夏先德[8]，孙文基[5]），并试图从不同层面论述政府预算公开提升国家治理效应的显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比如，陈志斌、李敬涛[9]从政府善治的内涵出发，剖析了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包括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善治各内涵层次上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李春根等[1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预算透明度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谢志华等[11]则从政府财务信息的科学内涵与内在功能出发，分析了财政预算透明度对于更好地明确政府的治理受托责任、提升行政管理效率、有效治理腐败及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但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少数几个实证分析也只是检验政府预算公开对某一方面国家治理效率提升的效果，较少涉及其他方面。
事实上，国外的研究早已表明，政府预算公开对国家治理的多个方面均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效应，是优化政府结构与规模、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保证总体财政清廉，从而更好地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的重要前提（Kopits和Craig[12]）。比如，Alt[13]利用美国州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预算公开对执政者声誉与政府规模的影响，发现政府预算公开能够显著提高执政者的声誉与控制政府规模；Heald[14]则利用OECD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政府预算公开与行政效率之间的相关性；Muhammad和Monem[15]利用166个国家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对降低腐败的作用。
为此，本文将以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为样本，从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与政府规模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考量政府预算公开与国家治理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显然，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国内政府预算公开治理效应的研究文献，还可为如何通过政府预算公开提升国家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政策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治理问题是政府领域最关键、最重要的政治命题之一（范逢春[16]）。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治理的效率，它直接决定了治理的其他相关问题（刘子怡等[17]）。而国家治理效率的高低主要体现在政府反腐败力度、政府的行政效率及政府规模（Helliwel和Huang[18]；Back和Handenius[19]；谢柳芳等[20]）等方面。这些方面也正是政府预算公开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由此形成政府预算公开的治理效应。具体作用机理与路径如图1所示。
1. 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预算是行政机构的生命之源，预算是最恰当的政府治理之“笼”。要把政府权力关进预算“笼子”，除了加强政府内部监督与立法机构横向监督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强有力的社会监督体系。预算公开能够向公众“告知政府过去的运作、现在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计划，进而能够明确责任并便于控制”（Willoughby[21]），能够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和监督政府公共治理权力运行的全流程，具有对公共治理权力运行的声誉引导效应、评价反馈效应与监督约束效应（陈志斌等[9]），是实现社会监督、打造权力“笼子”的前提，能确保权力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促进廉洁行政。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预算公开与政府腐败治理力度正相关，即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
2. 推进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政府行政效率。预算绩效管理是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的有效工具，而政府预算公开是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信息来源（潘俊等[22]）。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调结果导向，其中心环节是对预算支出目标的实现程度、产出和结果进行绩效评价，促使政府部门关注支出责任和效率，加强内部管理，提升行政效率。而公开的政府预决算信息本身就是公共资源取得和使用过程中的成本、效率与效益等相关信息，是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信息来源。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行政效率。
3. 推动多元共治，优化政府规模与结构。国家治理是在扬弃国家统治和管理概念，同时吸收治理和善治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概念，是近年来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最新成果，反映了契约政府的本质（Wiesel和Modell[23]）。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由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互动性的治理过程所形成的多元共治，由此产生多元化的信息需求特征。而政府预算公开正是满足多元治理主体的多元信息诉求的有效途径，可以真正推动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同时，通过政府预算公开，可以摸清政府家底，再结合财力与事权相统一的权责归属原则，在更好的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可以综合评估各级政府掌控资源的规模与结构是否合理，确保政府规模与结构更加优化（谢志华等[11]）。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H3：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预算公开与政府规模负相关，即政府预算公开质量越高，政府规模越精简。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设计了三个模型：
COR=a0+a1GBO+a2PGDP+a3TRO+a4URL+a5MAR+a6EDU+εit（1）
ADM=a0+a1GBO+a2PGDP+a3TRO+a4URL+a5MAR+a6SF+εit（2）
GSI=a0+a1GBO+a2PGDP+a3TRO+a4URL+a5MAR+a6SF+a7POP+εit（3）
模型（1）主要是为了考察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COR是衡量政府反腐败力度的指标，解释变量GBO是衡量政府预算公开状况的指标。另外，根据李春根等[10]、Muhammad和Monem[15]的研究成果，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教育水平也会影响其反腐败力度。本文选取了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贸易开放度（TRO）、城市化水平（URL）、市场化指数（MAR）和教育水平（EDU）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2）主要是为了考察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行政效率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ADM是衡量政府行政效率的指标，解释变量GBO是衡量政府预算公开状况的指标，并参考谢柳芳等[20]、Heald[14]的做法，选取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贸易开放度（TRO）、城市化水平（URL）、市场化指数（MAR）和财政自给率（SF）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3）主要是为了考察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GSI是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解释变量GBO是衡量政府预算公开状况的指标，并参考谢柳芳等[20]、Alt[13]的研究，选取了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贸易开放度（TRO）、城市化水平（URL）、市场化指数（MAR）、财政自给率（SF）和人口规模（POP）作为控制变量。
各相关变量的定义与计算方法详见表2。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15年全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政府反腐败力度、政府规模和政府行政效率等方面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政府预算公开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有关的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额、财政收支、在校大学生数量、人口统计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主要取自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共计150个样本观测值，使用Eviews6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表3中所显示的各省（区、市）反腐败力度（COR）的均值为3.182 131，即平均而言，每百万人口中有约25件腐败案件，表明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以财政总支出衡量的政府规模（GSI）的均值为0.240 521，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4%以上，说明我国地方政府規模相对较大。地方政府行政效率（ADM）的均值为0.785 893，表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占到GDP的21.41%，说明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还有待提高。政府预算公开（GBO）均值为29.795，表明大多数地区的预算公开意识还有待加强，方差为143.079 9，最小值为14，最大值为77.7，说明全国不同地方政府的预算公开水平差异较大，其中一些地区已经意识到了政府预算公开的重要性，因而披露了较多预算信息。
（二）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对面板数据进行F检验以及Breusch-Pagan检验，发现无论是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其模型皆不明显强于混合回归分析。因此，本文采用混合OLS回归分析（见表4）。
1.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影响。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预算公开（GBO）与反腐败力度（COR）的回归系数为0.004 283，且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同时控制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城市化水平（URL）、教育水平（EDU）均与反腐败力度（COR）在10%水平上显著相关，贸易开放度（TRO）与反腐败力度（COR）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市场化指数（MAR）与反腐败力度（COR）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此外，模型修正的拟合优度、F统计量与P检验值均满足要求。这说明模型（1）的回归效果较好，从而验证了假设H1，表明我国政府预算公开与政府反腐败力度正相关，即政府预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
2. 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行政效率的影响。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预算公开（GBO）与行政效率（ADM）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政府预算公开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国家行政效率，假设H2没有通过检验。这就意味着，虽然我国政府预算公开这几年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对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其原因可能是我国政府预算公开的内容还不够细化，特别是行政管理费没有完全公开，或者是虽然公开了，但公开的质量还有待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 3. 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规模的影响。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预算公开（GBO）与政府规模（GSI）的回归系数为0.001 473，且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同时控制变量贸易开放度（TRO）、财政自给率（SF）和人口规模（POP）均与政府规模（GSI）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城市化水平（URL）与政府规模（GSI）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市场化指数（MAR）与政府规模（GSI）在10%水平上显著相关。此外，模型修正的拟合优度、F统计量与P检验值均满足要求。这说明模型（3）的回归效果较好，从而验证了假设H3，表明政府预算公开与政府规模负相关，即政府预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政府规模扩张。
（三）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
1. 稳健性。为了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首先，在实证检验之前，本文对所有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VIF值均小于4，即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相互干扰，无需另做调整。①其次，在回归分析前，本文对模型中的变量也分别进行了标准方差化的处理，避免了因异方差性所带来的困扰，保证了回归分析的稳健。最后，本文根据谢柳芳（2015）的研究成果，选择用各省（区、市）“三公经费”披露金额的自然对数（TPE）作为政府预算公开变量（GBO）的代理变量②对H1—H3进行重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该结论与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前文的结果较为稳定可靠。
2. 内生性。为避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及政府规模的影响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用提前一期的政府预算公开变量（GBOt-1）替代原来的政府预算公开（GBOt）解释变量，以进一步检验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及政府规模的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该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基本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2015年全国30个省（区、市）政府为研究对象，从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与政府规模三个方面研究政府预算公开与国家治理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
1. 政府预算公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腐败。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表明，政府预算公开可以满足公共权力多元监督主体的多元信息需求，实现对政府公共治理权力的多层次、全景式监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反腐败力度，抑制政府腐败。
2. 政府预算公开对于行政效率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虽然理论分析表明政府预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但实证结论并不支持。其原因可能是我国政府预算公开的内容还不够细化，特别是行政管理费没有完全公开，或者是虽然公开了，但公开的质量还有待提升，所以对于行政效率的提升还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
3. 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政府规模。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表明，政府预算公开可以告知全社会政府部门公共资源的存量和增量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政府规模更加合理，实现政府规模的精简。
（二）政策建议
虽然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腐败与控制政府规模。但同时也应看到，一方面，目前全国各省（区、市）政府预算公开水平均值并不高，方差较大，这说明不仅全国各省（区、市）的预算公开水平差异较大，而且预算公开的整体水平和意识亟待提升；另一方面，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公开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政府预算公开对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并不明显。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扩大公开范围，统一公开标准，真正提升政府预算公开水平。要根据新《新预算法》的要求，在不断扩大政府预算公开范围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省级政府预算公开标准，以规范省级政府预算公开行为，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政府预算信息，真正提升政府预算公开的水平。
2. 切实提升省级政府预算公开的积极性。当前，省级政府较为低下的政府预算公开意识与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有较大关系。因为目前的考核指标并未包含政府预算公开状况。一种可行的设想方案是，将省级政府预算公开程度逐步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以切实提升省级政府预算公开的积极性。
3. 积极做好行政管理费用预决算信息的公开。要进一步扩大行政管理费用公开的范围与内容，确保行政管理费用全面、真实、准确地公开，以切实发挥政府预算公开的行政管理效应。
注释：
①一般认为，当0≤vif值≤4时，变量间无明显多重共线性；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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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Improv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Zhao Heyun1， Zhao Yibo2
（1.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University of Guangdong Financial and Economic，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China； 2.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panel date of 30 provinces，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anti-corruption vigor，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governmental scale. Evidence shows that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has function on the corruption suppression and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al scale， but i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he above conclusions not only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but also provide a policy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Key words： governmental budget openness，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corruption，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governmental sc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