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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每当我们面对违法犯罪者时，内心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使他们走上了歧路?在这一个案中，作者以深入的采访和真实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犯罪者的歧路人生和扭曲心灵，透视了导致犯罪的社会根源和生活背景，既是供我们剖析犯罪的反面教材，又是警醒我们防范罪恶的警世钟声。因此值得一读。
去年，西南重镇成都的公安机关，扫除了一大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笔者有机会在监狱里采访了某大佬手下的一名杀手。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管窥到一些人步入犯罪渊薮的人生轨迹。笔者特将其自述记录下来，供读者作为反面教材，自警，自醒。
(一)
我叫大B，杀人是我的职业。其实这事想透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好比站柜台是售货员的本分，打官司是律师的职责，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当然，杀不杀人，其实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只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我的头是长在别人肩膀上的，人家说砍谁我就去砍谁。
说句实话，我这人天生胆小，真的很胆小，就是到今天，一见老鼠，我心里也还会直打哆嗦，更不用说看到血了。每当我看见自己或是别人的鲜血汩汩流出时，脑袋就会如一摊糨糊一般，晕乎乎的。我自己也无法想像，像我这样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怎么会干上刀头舔血的行当。
记得小的时候，我不仅胆小，而且特别惧怕打架。事实上，当时我的个头也不算小，可我就是怕跟人打架，包括跟那些个头比我小、身体比我弱的同学争斗，我都怕得不行。我读书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末，记得当时班上的同学是以谁的拳头硬，分出三六九等的。谁最不怕事，打架最不要命，谁就被大家奉为“头霸王”，以下则依个人实力依次列为二霸王、三霸王……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是排不上“霸王”座次的，只能依附于某个“霸王”做一跟班而已。想起这个,我有时就觉得这其实是命，小时候我就是人家的跟班，长大了也同样只能做个跟班。
那时候我们班上的“头霸王”是个叫王勇的小子，他个头不高，但很结实，胆特大，别的不说，他挎在肩上的书包里就随时装着一块砖头，一同人打架，便把书包舞得跟风车一般，不要命地往上蹿。那时候我最崇拜的人、最羡慕的事，就是如“头霸王”王勇一般振臂一呼，应者麇集。虽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后来那些香港“英雄片”，也无从见识周润发所饰演的黑帮英雄的“酷”毙了的劲头，但我却很为那种吆五喝六、前呼后拥的情形所陶醉。思来想去，我后来踏上这条杀人犯罪的道路，或许同潜意识中早就有了对这种生活的倾慕不无关系。
(二)
我读书的时候，成绩一直不好，幸而那时还没有严格的升学考试，我也就一路混到了高中毕业。上大学我当然是不指望了，我天生就不是那个料儿。但出了校门总得有碗饭吃吧，而我父母无权无势，我也就不可避免成了一个待业青年。后来还是我姑父见我成天在家傻待着不是个事，介绍我进了一所烹饪职业学校。
我姑父他是成都这地界有名的特级厨师。我在烹饪学校一待就是两年，好歹算混了个中专文凭。两年下来，我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手艺怎样了得，但灶上那煎、炒、烹、炸等活路也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出了烹饪学校，通过姑父介绍，我进了冰川宾馆，在大厨房里打下手。打了几个月下手，我发现要在这里混出头，实在太难。别的不说，就这大厨房里，不论红案白案，随便拎出个人不是特级就是一级，臭到底了也是个二级，你说我啥时候才能混出个头？恰好这时，宾馆里的酒吧招调酒师，我在烹饪学校里学西餐时，学过这玩意儿，加上我身高有1．78米，人也长得有模有样，所以很顺利地进了酒吧，成了每日站在吧台边摇晃酒葫芦的调酒师。
就是在这个酒吧里，我认识了我后来的老板——三姐。那时，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们酒吧来，进门就坐到吧台边的高脚凳上，要一瓶路易十三，自斟自饮。那酒头天晚上要没喝完，我们给她存放起来，待她再来时，取出来供她继续享用。
每晚她来，都先自顾自地闷头喝酒，喝到一定量，也就是微醺的状态吧，那话匣子就打开了。这时，她会点一枝烟，天一句地一句地同我调笑，也不管我听没听进去和愿不愿意听，闹得我耳根不得清净。好在每当一点钟光景，她就会自动站起身来，掏出几张钞票，扔在吧台上，扬手拜拜。
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期，有天她突然没来。那天晚上我已经把她昨晚喝剩的酒从酒架上取下，她一直用的那只高脚杯也准备好了，就等她在吧台前落座，将一杯美酒递到她面前。然而那晚她始终没有露面。这以后，她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不过，每晚我都照例做着她即将进门的准备，我仿佛在企盼着她的到来，虽然有时我真的很厌烦她的聒噪，但一旦失去这种聒噪，我又会时时觉得静得心慌。这样大概过了有二十来天，有天晚上，她又出现了。不过，这次她不是一个人，她身边还跟了一个跟我年岁差不多，面相俊朗、身材高挑、油头粉面的小伙子。这次她没有在吧台这边落座，而是带着小伙子坐到了灯光昏暗的角落。看着她进来，我心里先是一喜，但觑着她和小伙子挤在角落里那亲热劲儿，我又感觉自己心里像被人挖了一把，整个人都空落落的。那天晚上，我好几次给客人拿错了酒。
那晚以后，她又开始时常出没于酒吧，有时带着那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有时独自一人。带着小伙子时，他们就挤在昏暗的角落里卿卿我我；而独自一人时，她就会到吧台前坐下，同我打趣逗乐。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和那小伙子又失去了踪迹。这时我已开始认识到像她这样的女人，就好像天边的月亮，只可欣赏，却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够亲近和触摸的。大概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我已渐渐把她淡忘了，她却又以另一种姿态闪现在我面前。那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光景，酒吧里客人已经很多，我正手忙脚乱忙得满头大汗时，突然听到吧台另一头有人叫我：“大B，给来杯酒。”我循声望去，却是那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他显得衣衫凌乱，面容憔悴。我一边朝他走去，一边向他两旁看。他仿佛知道我看什么，对我说：“别找了，三姐没来。”“三姐?”自此我才知道了三姐的名号。他对我居然连三姐都不知道很是吃惊，他摇着头说：“也不晓得你在酒吧里是咋干的，怎么会不知道三姐呢?就是听也应该耳朵里听起老茧了嘛。”这之后，通过他的介绍，我才知道三姐是成都黑道上的大姐大!黑道?在80年代中期，虽然我也明白这词儿是什么意思，但说实话我觉得那玩意儿实在是太遥远，与我的生活一点也不搭界。后来，小伙子告诉我，三姐因为弄“闯货”骗了谁几十万，不晓得咋个弄爆了，把自己弄到了局子里。据他说，少说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我当时实在无法想像，像三姐那样皮肤娇嫩的人坐牢房，会是什么样?
(三)
自从那天晚上他同我交了三姐的底后，他就和我成了朋友。他就是后来同我一起成了三姐“哼哈”二将的黑子。要知道，我要不是同黑子交上了朋友，也许今天还在冰川宾馆干得很好，混上一个什么部门的经理也说不定。
80年代中期，我们成都还非常闭塞，娱乐场所少得可怜，而做黑子那种生意的男人更是凤毛麟角，哪像如今，不仅酒吧舞厅多得像瘌痢头上的疤，更有人称“鸭吧”的场所存在。而黑子做这行的时候，遍成都大概也就冰川宾馆有这么个高档酒吧，那时的富婆也少之又少，所以黑子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自从黑子与我相熟以后，他就开始时常出没于我们酒吧，因为要想碰上原本就寥若晨星、同时又感觉落寞孤寂的富婆，惟有在这样高档的场所几率才相对大一些。
既然是朋友，当然帮朋友的忙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了。我因为是酒保，那些客人有什么事，常常会找我打听，其中当然也包括想找男人打发寂寞的富婆，有的甚至还打起了我的主意。我不做这个，当然坚决推辞，但我会想着黑子，我会把她们介绍给黑子。黑子因为我的关系，在我们酒吧有了稳定的客源，对我自然感激得五体投地，时不时就缠着我，要我一定按比例从他那里提成。我哪里能做这事，当然坚决不干。后来，黑子为了报答我，有一天他来得挺早，硬塞了个黑色皮包给我。我拉开皮包拉链，看见了一只黑色的、砖头样大的大哥大。这在80年代中期，不但很贵，而且我们都没怎么见过。我当即表示我不能要，拿着也没啥用处。可黑子却说，你爱拿它干啥子就干啥子，啥都不当把它扔了也行。我再拒绝，黑子就翻脸，说我不要，就是没把他当朋友。看他那模样，我知道如果我再推辞，那我们就真的没得朋友做了，我不得不接受那块对当时的我来说毫无用处的黑色“砖头”。
我在冰川宾馆酒吧里干活那些年，连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给黑子介绍过多少客户，总之是有老有少，有美有丑，有金发碧眼的也有黑发黑眼的。
日子本来也就这么好好地过下去了，然而天不遂人愿，黑子终于还是出了事。在公安机关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他没能躲过恢恢天网。后来宾馆里就有流言，说我利用工作之便做“媒子”，从中拿点好处费。当然公安局并没有找我，但我们酒吧的经理却把我叫了去，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也年轻，热血青年一个，啥事不管不顾，一股火气冲上脑门，当即主动提出了辞职。
(四)
黑子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说到底，又不是杀人放火，何况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初犯，也就是喜欢个女人，属生活作风问题，公安局也拿他没辙。黑子前脚从局子里出来，后脚就找到我，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我当时大度地劝他，让他别往心里去，还说谁叫我们是朋友呢。后来我们就肩勾肩、背搭背进了一家小酒馆。那一餐，我们喝了很多酒，两个人是实实在在喝出了感情。喝得半醉半醒的时候，黑子劝我干脆也去干他那行，还说既能挣钞票，又能找乐子，但我坚决拒绝了他。
我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我姑父也给我介绍过几处餐馆，但我对整天在灶台边转悠实在提不起精神，所以总是干不了两天，不是我主动提出不干了，就是人家把我打发了。这么折腾了几次，姑父也失去了再给我介绍工作的耐心，他十分恼怒地当着我的面对我父母说：“他的事，我再也不管了，我再管我是外侄他是姑父！”我当时心里挺好笑，再生气也不能拿辈分开玩笑啊，要都这样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当然我不能说出来，我相信我要是说出来，我姑父非提把菜刀砍了我不可。当厨子我不愿意，干其他的又不会，黑子后来又劝过我多次，让我跟他一起干，还说也就是端一碗饭，端啥碗不是吃饭?但是我实在不愿意，那碗饭我想着就恶心，更不用说吃了。
其实那阵子黑子的生意也不好，越是不好，他那扮相就越怪。头型是最流行的飞机头，苍蝇停在上面脚底下都要打滑；西服是那种瘦型的，把身子箍得跟竹竿似的；皮鞋则是溜尖的火箭式，擦得贼亮贼亮，照得出人影来；浑身还散发着扑鼻的香气，老远就能把人熏个趔趄。就他那打扮，我都怕见他，他哪里还揽得到生意?但有一天，他又来找我时，却让我大吃了一惊。因为他整个人变了个样，用两句形容女人的词儿形容他当时给我的印象，那就是洗尽铅华、素面朝天，他只穿一身休闲装，身上也没有刺鼻的香味。他告诉我他为什么改变了装束，他说他不干那行了。当我问他改干哪行的时候，他说：“我跟着三姐做事。”我当时大吃一惊，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好些年前曾让我生出过几许莫名情愫的三姐。后来，黑子告诉我，说三姐上个月刚从里面出来，正招兵买马，打算重整旗鼓，想到我成天在家里闲待着，他就向三姐推荐了我。我那时啊，想得很简单，既然黑子来拉我入伙，我们俩是兄弟，我当然不能驳他面子；更何况人家拉我，也是确确实实想帮我一把。所以，我就慨然应允了。
跟了三姐后，我的生活便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像猫头鹰一样昼伏夜出，我像狗一样忠诚地等着三姐的使唤。当然，我也不再为钱的事操心，我需要钱的时候，三姐自然会给我。我当时真的喜欢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让我行走在街上、看着周围的陌生人时，会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浑身拥有秘密的人，是一个迥异于他人的特殊的人。这样的感觉令我陶醉。现在想起来真的可笑，我是什么?我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而已。
(五)
那些杀人放火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没啥意思，大同小异。就简单说说我是怎样被捉的吧。那是三姐让我和黑子杀了一个让她损失了一大笔钱的人后发生的事。我们杀了人后，三姐就让我们到外面去避避风头。
记得三姐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体育中心看四川队同山东队的一场甲A联赛。场子里很吵，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吼声震耳欲聋，三姐在电话里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清楚，但我能听得出来她说话的口气很急，像是有啥急事。于是，我就站起身，把电话紧贴着耳根，磕磕绊绊地从激动的球迷中间溜了出来。走到体育中心阒寂的环形走廊里，我终于听清了三姐的意思，她让我赶快离开成都，说是上次的事已经走了风，让我先出去避避。她在电话里说：“你先到广州去，我安排那边的人接你。”我说：“那行，我回家说一声就走。”三姐在电话那头喝道：“都啥子时候了，你还回啥子家。简直是猪脑子！赶快走，什么也别带，今天就走！”
我素来对三姐言听计从，立即赶往机场，上了一架时间最近的飞机。临上飞机前，我给三姐打了个电话，通知了我的航班班次。挂断电话前，我顺带问了句黑子，三姐说已通知了他，让他也赶紧走。到了广州，有人接机，带我吃过饭后，把我安排进偏僻郊区的一幢二层小洋楼。第二天一大早，那个接我的广东仔又来了，给我带来了早点。吃早点的时候，广东仔对我说：“今天早上，三姐来过电话，让告诉你，千万不能跟家里有任何联系，既不能通信，也不能打电话。她还说，跟你一起的那个黑子，不听她的，昨天晚上回家，已经被公安捉住了。”听了他的话，我心中陡地掠过一阵悲凉，我清楚地知道，黑子这回是跑不掉了，他的命就此交待了。
之后，我真如三姐交待的，与成都断绝一切联系，深居简出。整整半年，除了那个广东仔，我几乎没与人打过交道。有时我都怀疑，我是否还具备与人交往的能力。我感觉我都不太会说话了，有时跟广东仔聊天，想表达个意思，半天嘟囔不清楚。这样的日子我强行让自己忍受着，因为我知道，命比啥玩意儿都重要。但我终于熬不住了，我感觉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所以我决定回成都去。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广东仔时，广东仔百般劝阻，但我去意已决。后来，广东仔见实在劝不动我，就给了我一些钱，把我送到火车站。上了火车我就有些后悔，也许我真不该回去，命毕竟只有一条。但后来我想，管它呢，丢了命总比变成疯子好，一个人要成了疯子有命又有什么用?
我准备回家，我就准备被抓，但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是存着那么一丝侥幸，过了这么些日子，希望警察已经把我的案子搁置起来。然而不幸的是事与愿违，我前脚跨进家门，刚洗了个热水澡，公安局的人后脚就扑进了门。他们进门的时候，我身上只裹了条毛巾，我傻傻地望着他们向我扑来，没有任何动作。那一刻，我的心情出奇地平静，望着对着我的黑洞洞的枪口，我觉得那是一种彻底的解脱。
每当我们面对违法犯罪者时，内心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使他们走上了歧路?在这一个案中，作者以深入的采访和真实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犯罪者的歧路人生和扭曲心灵，透视了导致犯罪的社会根源和生活背景，既是供我们剖析犯罪的反面教材，又是警醒我们防范罪恶的警世钟声。因此值得一读。
去年，西南重镇成都的公安机关，扫除了一大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笔者有机会在监狱里采访了某大佬手下的一名杀手。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管窥到一些人步入犯罪渊薮的人生轨迹。笔者特将其自述记录下来，供读者作为反面教材，自警，自醒。
(一)
我叫大B，杀人是我的职业。其实这事想透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好比站柜台是售货员的本分，打官司是律师的职责，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当然，杀不杀人，其实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只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我的头是长在别人肩膀上的，人家说砍谁我就去砍谁。
说句实话，我这人天生胆小，真的很胆小，就是到今天，一见老鼠，我心里也还会直打哆嗦，更不用说看到血了。每当我看见自己或是别人的鲜血汩汩流出时，脑袋就会如一摊糨糊一般，晕乎乎的。我自己也无法想像，像我这样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怎么会干上刀头舔血的行当。
记得小的时候，我不仅胆小，而且特别惧怕打架。事实上，当时我的个头也不算小，可我就是怕跟人打架，包括跟那些个头比我小、身体比我弱的同学争斗，我都怕得不行。我读书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末，记得当时班上的同学是以谁的拳头硬，分出三六九等的。谁最不怕事，打架最不要命，谁就被大家奉为“头霸王”，以下则依个人实力依次列为二霸王、三霸王……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是排不上“霸王”座次的，只能依附于某个“霸王”做一跟班而已。想起这个,我有时就觉得这其实是命，小时候我就是人家的跟班，长大了也同样只能做个跟班。
那时候我们班上的“头霸王”是个叫王勇的小子，他个头不高，但很结实，胆特大，别的不说，他挎在肩上的书包里就随时装着一块砖头，一同人打架，便把书包舞得跟风车一般，不要命地往上蹿。那时候我最崇拜的人、最羡慕的事，就是如“头霸王”王勇一般振臂一呼，应者麇集。虽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后来那些香港“英雄片”，也无从见识周润发所饰演的黑帮英雄的“酷”毙了的劲头，但我却很为那种吆五喝六、前呼后拥的情形所陶醉。思来想去，我后来踏上这条杀人犯罪的道路，或许同潜意识中早就有了对这种生活的倾慕不无关系。
(二)
我读书的时候，成绩一直不好，幸而那时还没有严格的升学考试，我也就一路混到了高中毕业。上大学我当然是不指望了，我天生就不是那个料儿。但出了校门总得有碗饭吃吧，而我父母无权无势，我也就不可避免成了一个待业青年。后来还是我姑父见我成天在家傻待着不是个事，介绍我进了一所烹饪职业学校。
我姑父他是成都这地界有名的特级厨师。我在烹饪学校一待就是两年，好歹算混了个中专文凭。两年下来，我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手艺怎样了得，但灶上那煎、炒、烹、炸等活路也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出了烹饪学校，通过姑父介绍，我进了冰川宾馆，在大厨房里打下手。打了几个月下手，我发现要在这里混出头，实在太难。别的不说，就这大厨房里，不论红案白案，随便拎出个人不是特级就是一级，臭到底了也是个二级，你说我啥时候才能混出个头？恰好这时，宾馆里的酒吧招调酒师，我在烹饪学校里学西餐时，学过这玩意儿，加上我身高有1．78米，人也长得有模有样，所以很顺利地进了酒吧，成了每日站在吧台边摇晃酒葫芦的调酒师。
就是在这个酒吧里，我认识了我后来的老板——三姐。那时，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们酒吧来，进门就坐到吧台边的高脚凳上，要一瓶路易十三，自斟自饮。那酒头天晚上要没喝完，我们给她存放起来，待她再来时，取出来供她继续享用。
每晚她来，都先自顾自地闷头喝酒，喝到一定量，也就是微醺的状态吧，那话匣子就打开了。这时，她会点一枝烟，天一句地一句地同我调笑，也不管我听没听进去和愿不愿意听，闹得我耳根不得清净。好在每当一点钟光景，她就会自动站起身来，掏出几张钞票，扔在吧台上，扬手拜拜。
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期，有天她突然没来。那天晚上我已经把她昨晚喝剩的酒从酒架上取下，她一直用的那只高脚杯也准备好了，就等她在吧台前落座，将一杯美酒递到她面前。然而那晚她始终没有露面。这以后，她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不过，每晚我都照例做着她即将进门的准备，我仿佛在企盼着她的到来，虽然有时我真的很厌烦她的聒噪，但一旦失去这种聒噪，我又会时时觉得静得心慌。这样大概过了有二十来天，有天晚上，她又出现了。不过，这次她不是一个人，她身边还跟了一个跟我年岁差不多，面相俊朗、身材高挑、油头粉面的小伙子。这次她没有在吧台这边落座，而是带着小伙子坐到了灯光昏暗的角落。看着她进来，我心里先是一喜，但觑着她和小伙子挤在角落里那亲热劲儿，我又感觉自己心里像被人挖了一把，整个人都空落落的。那天晚上，我好几次给客人拿错了酒。
那晚以后，她又开始时常出没于酒吧，有时带着那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有时独自一人。带着小伙子时，他们就挤在昏暗的角落里卿卿我我；而独自一人时，她就会到吧台前坐下，同我打趣逗乐。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和那小伙子又失去了踪迹。这时我已开始认识到像她这样的女人，就好像天边的月亮，只可欣赏，却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够亲近和触摸的。大概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我已渐渐把她淡忘了，她却又以另一种姿态闪现在我面前。那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光景，酒吧里客人已经很多，我正手忙脚乱忙得满头大汗时，突然听到吧台另一头有人叫我：“大B，给来杯酒。”我循声望去，却是那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他显得衣衫凌乱，面容憔悴。我一边朝他走去，一边向他两旁看。他仿佛知道我看什么，对我说：“别找了，三姐没来。”“三姐?”自此我才知道了三姐的名号。他对我居然连三姐都不知道很是吃惊，他摇着头说：“也不晓得你在酒吧里是咋干的，怎么会不知道三姐呢?就是听也应该耳朵里听起老茧了嘛。”这之后，通过他的介绍，我才知道三姐是成都黑道上的大姐大!黑道?在80年代中期，虽然我也明白这词儿是什么意思，但说实话我觉得那玩意儿实在是太遥远，与我的生活一点也不搭界。后来，小伙子告诉我，三姐因为弄“闯货”骗了谁几十万，不晓得咋个弄爆了，把自己弄到了局子里。据他说，少说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我当时实在无法想像，像三姐那样皮肤娇嫩的人坐牢房，会是什么样?
(三)
自从那天晚上他同我交了三姐的底后，他就和我成了朋友。他就是后来同我一起成了三姐“哼哈”二将的黑子。要知道，我要不是同黑子交上了朋友，也许今天还在冰川宾馆干得很好，混上一个什么部门的经理也说不定。
80年代中期，我们成都还非常闭塞，娱乐场所少得可怜，而做黑子那种生意的男人更是凤毛麟角，哪像如今，不仅酒吧舞厅多得像瘌痢头上的疤，更有人称“鸭吧”的场所存在。而黑子做这行的时候，遍成都大概也就冰川宾馆有这么个高档酒吧，那时的富婆也少之又少，所以黑子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自从黑子与我相熟以后，他就开始时常出没于我们酒吧，因为要想碰上原本就寥若晨星、同时又感觉落寞孤寂的富婆，惟有在这样高档的场所几率才相对大一些。
既然是朋友，当然帮朋友的忙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了。我因为是酒保，那些客人有什么事，常常会找我打听，其中当然也包括想找男人打发寂寞的富婆，有的甚至还打起了我的主意。我不做这个，当然坚决推辞，但我会想着黑子，我会把她们介绍给黑子。黑子因为我的关系，在我们酒吧有了稳定的客源，对我自然感激得五体投地，时不时就缠着我，要我一定按比例从他那里提成。我哪里能做这事，当然坚决不干。后来，黑子为了报答我，有一天他来得挺早，硬塞了个黑色皮包给我。我拉开皮包拉链，看见了一只黑色的、砖头样大的大哥大。这在80年代中期，不但很贵，而且我们都没怎么见过。我当即表示我不能要，拿着也没啥用处。可黑子却说，你爱拿它干啥子就干啥子，啥都不当把它扔了也行。我再拒绝，黑子就翻脸，说我不要，就是没把他当朋友。看他那模样，我知道如果我再推辞，那我们就真的没得朋友做了，我不得不接受那块对当时的我来说毫无用处的黑色“砖头”。
我在冰川宾馆酒吧里干活那些年，连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给黑子介绍过多少客户，总之是有老有少，有美有丑，有金发碧眼的也有黑发黑眼的。
日子本来也就这么好好地过下去了，然而天不遂人愿，黑子终于还是出了事。在公安机关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他没能躲过恢恢天网。后来宾馆里就有流言，说我利用工作之便做“媒子”，从中拿点好处费。当然公安局并没有找我，但我们酒吧的经理却把我叫了去，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也年轻，热血青年一个，啥事不管不顾，一股火气冲上脑门，当即主动提出了辞职。
(四)
黑子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说到底，又不是杀人放火，何况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初犯，也就是喜欢个女人，属生活作风问题，公安局也拿他没辙。黑子前脚从局子里出来，后脚就找到我，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我当时大度地劝他，让他别往心里去，还说谁叫我们是朋友呢。后来我们就肩勾肩、背搭背进了一家小酒馆。那一餐，我们喝了很多酒，两个人是实实在在喝出了感情。喝得半醉半醒的时候，黑子劝我干脆也去干他那行，还说既能挣钞票，又能找乐子，但我坚决拒绝了他。
我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我姑父也给我介绍过几处餐馆，但我对整天在灶台边转悠实在提不起精神，所以总是干不了两天，不是我主动提出不干了，就是人家把我打发了。这么折腾了几次，姑父也失去了再给我介绍工作的耐心，他十分恼怒地当着我的面对我父母说：“他的事，我再也不管了，我再管我是外侄他是姑父！”我当时心里挺好笑，再生气也不能拿辈分开玩笑啊，要都这样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当然我不能说出来，我相信我要是说出来，我姑父非提把菜刀砍了我不可。当厨子我不愿意，干其他的又不会，黑子后来又劝过我多次，让我跟他一起干，还说也就是端一碗饭，端啥碗不是吃饭?但是我实在不愿意，那碗饭我想着就恶心，更不用说吃了。
其实那阵子黑子的生意也不好，越是不好，他那扮相就越怪。头型是最流行的飞机头，苍蝇停在上面脚底下都要打滑；西服是那种瘦型的，把身子箍得跟竹竿似的；皮鞋则是溜尖的火箭式，擦得贼亮贼亮，照得出人影来；浑身还散发着扑鼻的香气，老远就能把人熏个趔趄。就他那打扮，我都怕见他，他哪里还揽得到生意?但有一天，他又来找我时，却让我大吃了一惊。因为他整个人变了个样，用两句形容女人的词儿形容他当时给我的印象，那就是洗尽铅华、素面朝天，他只穿一身休闲装，身上也没有刺鼻的香味。他告诉我他为什么改变了装束，他说他不干那行了。当我问他改干哪行的时候，他说：“我跟着三姐做事。”我当时大吃一惊，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好些年前曾让我生出过几许莫名情愫的三姐。后来，黑子告诉我，说三姐上个月刚从里面出来，正招兵买马，打算重整旗鼓，想到我成天在家里闲待着，他就向三姐推荐了我。我那时啊，想得很简单，既然黑子来拉我入伙，我们俩是兄弟，我当然不能驳他面子；更何况人家拉我，也是确确实实想帮我一把。所以，我就慨然应允了。
跟了三姐后，我的生活便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像猫头鹰一样昼伏夜出，我像狗一样忠诚地等着三姐的使唤。当然，我也不再为钱的事操心，我需要钱的时候，三姐自然会给我。我当时真的喜欢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让我行走在街上、看着周围的陌生人时，会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浑身拥有秘密的人，是一个迥异于他人的特殊的人。这样的感觉令我陶醉。现在想起来真的可笑，我是什么?我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而已。
(五)
那些杀人放火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没啥意思，大同小异。就简单说说我是怎样被捉的吧。那是三姐让我和黑子杀了一个让她损失了一大笔钱的人后发生的事。我们杀了人后，三姐就让我们到外面去避避风头。
记得三姐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体育中心看四川队同山东队的一场甲A联赛。场子里很吵，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吼声震耳欲聋，三姐在电话里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清楚，但我能听得出来她说话的口气很急，像是有啥急事。于是，我就站起身，把电话紧贴着耳根，磕磕绊绊地从激动的球迷中间溜了出来。走到体育中心阒寂的环形走廊里，我终于听清了三姐的意思，她让我赶快离开成都，说是上次的事已经走了风，让我先出去避避。她在电话里说：“你先到广州去，我安排那边的人接你。”我说：“那行，我回家说一声就走。”三姐在电话那头喝道：“都啥子时候了，你还回啥子家。简直是猪脑子！赶快走，什么也别带，今天就走！”
我素来对三姐言听计从，立即赶往机场，上了一架时间最近的飞机。临上飞机前，我给三姐打了个电话，通知了我的航班班次。挂断电话前，我顺带问了句黑子，三姐说已通知了他，让他也赶紧走。到了广州，有人接机，带我吃过饭后，把我安排进偏僻郊区的一幢二层小洋楼。第二天一大早，那个接我的广东仔又来了，给我带来了早点。吃早点的时候，广东仔对我说：“今天早上，三姐来过电话，让告诉你，千万不能跟家里有任何联系，既不能通信，也不能打电话。她还说，跟你一起的那个黑子，不听她的，昨天晚上回家，已经被公安捉住了。”听了他的话，我心中陡地掠过一阵悲凉，我清楚地知道，黑子这回是跑不掉了，他的命就此交待了。
之后，我真如三姐交待的，与成都断绝一切联系，深居简出。整整半年，除了那个广东仔，我几乎没与人打过交道。有时我都怀疑，我是否还具备与人交往的能力。我感觉我都不太会说话了，有时跟广东仔聊天，想表达个意思，半天嘟囔不清楚。这样的日子我强行让自己忍受着，因为我知道，命比啥玩意儿都重要。但我终于熬不住了，我感觉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所以我决定回成都去。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广东仔时，广东仔百般劝阻，但我去意已决。后来，广东仔见实在劝不动我，就给了我一些钱，把我送到火车站。上了火车我就有些后悔，也许我真不该回去，命毕竟只有一条。但后来我想，管它呢，丢了命总比变成疯子好，一个人要成了疯子有命又有什么用?
我准备回家，我就准备被抓，但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是存着那么一丝侥幸，过了这么些日子，希望警察已经把我的案子搁置起来。然而不幸的是事与愿违，我前脚跨进家门，刚洗了个热水澡，公安局的人后脚就扑进了门。他们进门的时候，我身上只裹了条毛巾，我傻傻地望着他们向我扑来，没有任何动作。那一刻，我的心情出奇地平静，望着对着我的黑洞洞的枪口，我觉得那是一种彻底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