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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台湾十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
我家住在台北松江路127号。1950年代的松江路，还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两旁铺有柏油，那一带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临时盖起来的公务员宿舍。我们家是两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人多，单栋不够住。依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大概可以住进一幢比较像样的房屋。那时台北的房价还很低，但父母亲一向不讲究场面，“国难当前”，大家一起克难，也就无所谓了。
这栋木造屋，给我们留下许多记忆，克难岁月，也有温馨的时刻。有一年遇到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亲房中探视她，发觉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摆了面盆、铝桶，原来我们那间木造屋抵挡不住台风的侵袭，开始漏水了。房中叮叮咚咚，雨水从屋顶滴到盆中，母亲看我进来指了一下屋漏，放声哈哈笑起来。我看见这个场景，也忍不住跟着笑了。是母亲的朗笑声，把我们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驱逐得一干二净。
广西人有一句话：“冇有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在台湾，虽然四周时有无形的压力，但父母亲仍旧抬头昂首，“冇有怕！”在小园子里，父母亲养植了许多种盆栽，有不少人家送的素心兰，也种了一些多刺的仙人掌，这两样植物，颇能反映他们当时的心境。
暗杀？
在写父亲的传记之前，已经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所给父亲做的口述史（《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但很可惜，访问了132次后，父亲就过世了，最重要的国共内战那一大段，没来得及讲，是一个不全的版本。
父亲过去的老部下程思远（1966年回到大陆，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编者注）在大陆出版的《白崇禧传》，有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史实没问题，但有一些观点，我不太认同，传记的结尾提到父亲的死因，也是完全不属实的。
我觉得自己应该替父亲写本传记，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父亲的过去，外界有很多误传，近些年也有新的史料和回忆录出版，我有必要出来作澄清和增补。我自己对父亲的一生，也有一些看法想记录下来。
我们是一个尊重历史、重视历史的民族，很早的时候，就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史官宁可杀头，也要讲真话，也要把它写出来，所以我认为，历史就是还原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
对父亲的误读和以讹传讹，两边都有，大陆的宣传中，他是一个“军阀”；而在台湾，因为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一到台湾，就被冷落起来，更不要谈还原真相。
父亲于1966年12月2日因心脏冠状动脉梗塞逝世，享年73岁。关于父亲的病因，两岸有很多谣传，有的非常荒谬，首先我要澄清，父亲的死因，绝不是蒋介石下毒，而是心脏病发作，这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我父亲一直有冠状动脉心脏肥大的病症，我也有心脏病，开过刀。
程思远在《白崇禧传》中，怀疑父亲是因饮酒中毒不治身亡，说他死时很痛苦，衬衫给撕成碎片，遍体抓伤。他写的这些，也都是听来的。最早的来源是在台湾，有一个国民党的退休特务，叫谷正文，自称是监控父亲的小组成员，接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制裁罪人”的行动来暗杀父亲，他讲的这些事，很有戏剧性，但纯属无稽之谈。父亲逝世当日，七弟先敬看到的父亲遗容，平静安详，大概病发突然，没有受到太大痛苦。
父亲在台湾十七年，蒋介石要暗杀他，为什么不早动手？1966年时，蒋介石也没有迫切的理由一定要父亲的性命，父亲没有掌握军政大权，完全不构成威胁。
而据谷正文的说法，他是用毒酒来毒杀父亲的，这个未免也太笨了，还留下毒酒成为证据，万一露出破绽了怎么办？我家人发现父亲是被毒死的，那还了得？肯定要打官司，以父亲当时在军中的人望和国际地位，他被暗杀了，也会成为国际事件。
暗杀国民党将领这样的事情，在台湾没有发生过，蒋介石没有暗杀过其他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为什么要暗杀我父亲？他们虽然有过节，但也不至有这般深仇大恨。父亲过世后，葬礼举行“国葬仪式”，蒋介石是第一个过来吊唁的，我记得是上午7点50分，蒋介石满脸哀容，如果是他暗杀的，那做戏也做得太像了。
监视
父亲到台湾后一直有人监视，这是确有此事。
1956年，父亲南下新竹、台南狩猎，发现座车后面有一部军用吉普一直跟踪，后来进一步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赴清真寺、开会、访友，任何活动，那部吉普如影附形，总是紧随在后。
父亲因此判断，自己已经受到情治人员的监控，于是在同年5月2日亲笔手抄密函一封致蒋介石，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陈述了三十多年来忠于党国的历史，然后向蒋质问遣派情治人员跟踪监控的原由。
父亲写给蒋介石的密函，由张群转呈，并有副本递给陈诚，陈诚亲自向父亲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你现在是‘副总统’，当然有此需要，我并无此必要。”父亲回答。
后来，那辆吉普车仍然一直跟随着父亲，直到他逝世。但这种监视对我们孩子没什么影响，我们出国还是自由的。
尽管有情治人员的监视，但父亲名义上还是“四星上将”，这是终身职位，生活还是照常的。大概外人会想象父亲被特务跟踪，像是被幽禁起来一样，完全没有那回事。还有人说，特务偷偷将家里的黄金挖走，导致白家的生活很窘迫。在当时，还没有谁敢白天冲到我家里，又不是“文革”，又不是红卫兵抄家，台湾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关于家人和情治人员，我还记得一个细节。有一次父母亲带我们一同去“国军文艺中心”看张正芬的《红娘》，那晚大雨滂沱，寒风瑟瑟，我们的座车刚停在戏院门口，后面那辆跟了我们多年的车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车就跟了上来，母亲看到车上三人在寒风中缩在车内，觉得他们挺辛苦的，还让我拿了三张票给他们，三位情治小伙子先是慌张了一阵，不过最终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好意。
父亲心胸坦荡，自问从未做过任何损害国家利益之事，遭此不公不义的待遇，自然难以释怀，这就是他在台湾生活极不愉快的症结。
父亲也一向厌恶特务政治，治理广西时，严禁中央特务在广西活动。他曾批评明朝皇帝仰仗东厂、锦衣卫、宦官监军之不当，是明朝败亡原因之一，而他自己的晚年却遭到特务长年骚扰，也是绝大的讽刺。
这十七年，父亲也没有外界所说的“抑郁”那么严重，不高兴当然也有，他在台湾的生活很不容易，但也照旧，该开会就去开，从不丧志。他那一辈人，还是觉得拿了“国家”的薪俸，该尽的职责仍然丝毫不苟。国民党小组会议，本是一种日常例行形式，父亲这一组都是几位校官部下，可是父亲从不缺席，认真开会。大概他认为身为国民党员，就该尽一份党员责任吧。
父亲在台湾十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这十七年，我和他共同生活了十一年，母亲去世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我记得当时父亲送我到松山机场，竟然破例送到飞机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父亲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逝世。
败战
父亲写给蒋介石的密函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1946年的“四平街会战”；二是父亲向蒋表明了对李宗仁的立场，不以私害公。
“四平街会战”是父亲一生的憾恨，父亲和我谈起这场战役，也是耿耿于怀，扼腕顿足。我很少看见父亲谈论事情时如此激动，即使说起“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这个同样与他纠葛甚深的战役，他也没有像对“四平街会战”，感到如此痛心惋慨。
“四平街会战”最后功亏一篑，一着棋错，满盘皆输。在这封密函中，父亲论及国共内战，1946年在四平街会战，是国共内战后首度对阵，双方精英尽出，蒋介石派父亲往东北督战。旋即国民党军队攻进长春，林彪军队大败，往北急速撤退，孙立人率新一军追过松花江，哈尔滨遥遥在望。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父亲向蒋介石进谏，自愿留在东北继续指挥，彻底肃清林彪部队。蒋介石由于受到马歇尔调停内战的压力，以及对对方军队情况的误判，没有采信父亲的建议，竟然片面下停战令。林彪部队因此复活，最后反攻整个东北。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开始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军事方面，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提出在大陆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所犯的错误，蒋介石本人也终于反省他在1946年6月6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在这里，蒋介石把国民党军队最后在东北失败，47万精锐尽丧敌手，完全归咎于他自己的那道第二次停战令，这是很严重的说法。
“四平街会战”对整个东北战争的影响之大，但我发现历来深入研究这一战役前因后果的专著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国民党方面由于四平街之役下停战令是蒋中正本人铸成的大错，不便深究。当年参加过东北战争的国军将领如赵家骧等人写回忆录时，这段历史也只能点到为止。至于被俘的国军将领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种顾忌，不能照实写，只好曲笔带过。中共方面，“四平街会战”事实上是国共内战中头一等大败仗，当然不愿多加宣扬。
如今，六十多年已经过去，我们应该到了正视这段历史的时候，还这段历史以真相。
父亲与李宗仁、蒋介石
父亲在致蒋介石密函中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对他也是很重要，涉及他和李宗仁的关系。父亲与李宗仁关系深厚，北伐、抗战合作无间，有“李白”之称。但国共内战末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最后大陆失守，飘零迁台，李宗仁径自赴美，不顾大局，并且没有任何交代，并在美国发表不当言论，父亲对李言行不以为然。
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关系一向紧张，矛盾重重，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击败蒋介石大力支持的孙科，蒋将其视作奇耻大辱。蒋李嫌隙越来越深，父亲夹在二人中间，左右为难，时常被李宗仁拖累。父亲到台湾后在回忆录中承认，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他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
蒋跟白和蒋跟李的关系不一样，蒋跟李真的是针锋相对，蒋跟白的矛盾是阶段性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对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很深，当然很难做到客观；我父亲跟蒋的关系，他自己讲过一句话概括，“‘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
北伐的时候，父亲是蒋的参谋长，抗战的时候，是副总参谋长，国共内战的时候，是“国防部长”，可以说父亲一直是蒋身边的最高军事幕僚长，蒋不是很倚重他，不可能做到这些位置，而且的确蒋对他的军事才能是欣赏的，但他们两个人因为政治的利害，也有复杂的一面，蒋对他也有提防之心，担心桂系因此坐大。
蒋介石用人，对领袖忠贞是首要条件，可是父亲个性刚毅正直，不齿唯唯诺诺，而且有关国家大事，经常直言不讳，加上父亲的桂系背景，蒋对父亲的忠贞是有所疑虑的，并不完全信任。
父亲晚年和我谈蒋介石谈得比较少，他跟蒋的四十年恩怨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用“反蒋”就可以说清的，程思远在《白崇禧传》中将白蒋的紧张关系夸大，会有自己的考虑，而在大陆的宣传中，应该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李宗仁1949年去美国，又于1963年对《欧洲周报》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后来又劝告美国政府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有一种说法称，蒋介石“胁迫白崇禧给李宗仁发电报进行恐吓，以制止李宗仁的投共企图”。其实任何人都不可能被迫做一些事情，我想父亲也不是被迫的，他去台湾，是为了向历史一个交代，父亲跟民国的感情很特殊，李宗仁那样做，当然对父亲的信仰是一个打击，让他在台湾的处境很尴尬，我想他发表声明是真心的。
相比桂系的几个人物，李宗仁和黄绍竑都选择在1949年后回到大陆，都在“文革”时期过世，我父亲在台湾还是完成了他的信仰。唐德刚对我父亲也是熟悉的，我跟他谈，我父亲虽然打了一辈子仗，最后还是失败了。唐德刚说，你父亲的一生是成功的。我想也对，郑成功的一个祠，父亲题了一副挽联，其中的一句是“莫以成败论英雄”，他讲的是郑成功，这句话放到我父亲身上也对。
在我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我引用刘禹锡的《乌衣巷》的中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讲的西晋东迁的事情，国民党从南京到台北，历史上的平行比较，让我想到了这首诗，这首诗也是《台北人》的主题，我父亲同辈的那些人迁到台湾去的命运，我也看到了，一个大时代的变动，政治可谓风云变幻，个人在其中是非常渺小的，在我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哥在“经济部”做事，其他人都从未涉足政治。父亲的命运，让我们对政治蛮敏感的，我们都觉得—政治挺可怕的。
（根据本刊记者采访、白先勇在广西师范大学演讲内容整理，部分叙述参照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一书。）
我家住在台北松江路127号。1950年代的松江路，还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两旁铺有柏油，那一带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临时盖起来的公务员宿舍。我们家是两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人多，单栋不够住。依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大概可以住进一幢比较像样的房屋。那时台北的房价还很低，但父母亲一向不讲究场面，“国难当前”，大家一起克难，也就无所谓了。
这栋木造屋，给我们留下许多记忆，克难岁月，也有温馨的时刻。有一年遇到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亲房中探视她，发觉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摆了面盆、铝桶，原来我们那间木造屋抵挡不住台风的侵袭，开始漏水了。房中叮叮咚咚，雨水从屋顶滴到盆中，母亲看我进来指了一下屋漏，放声哈哈笑起来。我看见这个场景，也忍不住跟着笑了。是母亲的朗笑声，把我们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驱逐得一干二净。
广西人有一句话：“冇有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在台湾，虽然四周时有无形的压力，但父母亲仍旧抬头昂首，“冇有怕！”在小园子里，父母亲养植了许多种盆栽，有不少人家送的素心兰，也种了一些多刺的仙人掌，这两样植物，颇能反映他们当时的心境。
暗杀？
在写父亲的传记之前，已经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所给父亲做的口述史（《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但很可惜，访问了132次后，父亲就过世了，最重要的国共内战那一大段，没来得及讲，是一个不全的版本。
父亲过去的老部下程思远（1966年回到大陆，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编者注）在大陆出版的《白崇禧传》，有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史实没问题，但有一些观点，我不太认同，传记的结尾提到父亲的死因，也是完全不属实的。
我觉得自己应该替父亲写本传记，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父亲的过去，外界有很多误传，近些年也有新的史料和回忆录出版，我有必要出来作澄清和增补。我自己对父亲的一生，也有一些看法想记录下来。
我们是一个尊重历史、重视历史的民族，很早的时候，就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史官宁可杀头，也要讲真话，也要把它写出来，所以我认为，历史就是还原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
对父亲的误读和以讹传讹，两边都有，大陆的宣传中，他是一个“军阀”；而在台湾，因为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一到台湾，就被冷落起来，更不要谈还原真相。
父亲于1966年12月2日因心脏冠状动脉梗塞逝世，享年73岁。关于父亲的病因，两岸有很多谣传，有的非常荒谬，首先我要澄清，父亲的死因，绝不是蒋介石下毒，而是心脏病发作，这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我父亲一直有冠状动脉心脏肥大的病症，我也有心脏病，开过刀。
程思远在《白崇禧传》中，怀疑父亲是因饮酒中毒不治身亡，说他死时很痛苦，衬衫给撕成碎片，遍体抓伤。他写的这些，也都是听来的。最早的来源是在台湾，有一个国民党的退休特务，叫谷正文，自称是监控父亲的小组成员，接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制裁罪人”的行动来暗杀父亲，他讲的这些事，很有戏剧性，但纯属无稽之谈。父亲逝世当日，七弟先敬看到的父亲遗容，平静安详，大概病发突然，没有受到太大痛苦。
父亲在台湾十七年，蒋介石要暗杀他，为什么不早动手？1966年时，蒋介石也没有迫切的理由一定要父亲的性命，父亲没有掌握军政大权，完全不构成威胁。
而据谷正文的说法，他是用毒酒来毒杀父亲的，这个未免也太笨了，还留下毒酒成为证据，万一露出破绽了怎么办？我家人发现父亲是被毒死的，那还了得？肯定要打官司，以父亲当时在军中的人望和国际地位，他被暗杀了，也会成为国际事件。
暗杀国民党将领这样的事情，在台湾没有发生过，蒋介石没有暗杀过其他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为什么要暗杀我父亲？他们虽然有过节，但也不至有这般深仇大恨。父亲过世后，葬礼举行“国葬仪式”，蒋介石是第一个过来吊唁的，我记得是上午7点50分，蒋介石满脸哀容，如果是他暗杀的，那做戏也做得太像了。
监视
父亲到台湾后一直有人监视，这是确有此事。
1956年，父亲南下新竹、台南狩猎，发现座车后面有一部军用吉普一直跟踪，后来进一步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赴清真寺、开会、访友，任何活动，那部吉普如影附形，总是紧随在后。
父亲因此判断，自己已经受到情治人员的监控，于是在同年5月2日亲笔手抄密函一封致蒋介石，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陈述了三十多年来忠于党国的历史，然后向蒋质问遣派情治人员跟踪监控的原由。
父亲写给蒋介石的密函，由张群转呈，并有副本递给陈诚，陈诚亲自向父亲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你现在是‘副总统’，当然有此需要，我并无此必要。”父亲回答。
后来，那辆吉普车仍然一直跟随着父亲，直到他逝世。但这种监视对我们孩子没什么影响，我们出国还是自由的。
尽管有情治人员的监视，但父亲名义上还是“四星上将”，这是终身职位，生活还是照常的。大概外人会想象父亲被特务跟踪，像是被幽禁起来一样，完全没有那回事。还有人说，特务偷偷将家里的黄金挖走，导致白家的生活很窘迫。在当时，还没有谁敢白天冲到我家里，又不是“文革”，又不是红卫兵抄家，台湾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关于家人和情治人员，我还记得一个细节。有一次父母亲带我们一同去“国军文艺中心”看张正芬的《红娘》，那晚大雨滂沱，寒风瑟瑟，我们的座车刚停在戏院门口，后面那辆跟了我们多年的车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车就跟了上来，母亲看到车上三人在寒风中缩在车内，觉得他们挺辛苦的，还让我拿了三张票给他们，三位情治小伙子先是慌张了一阵，不过最终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好意。
父亲心胸坦荡，自问从未做过任何损害国家利益之事，遭此不公不义的待遇，自然难以释怀，这就是他在台湾生活极不愉快的症结。
父亲也一向厌恶特务政治，治理广西时，严禁中央特务在广西活动。他曾批评明朝皇帝仰仗东厂、锦衣卫、宦官监军之不当，是明朝败亡原因之一，而他自己的晚年却遭到特务长年骚扰，也是绝大的讽刺。
这十七年，父亲也没有外界所说的“抑郁”那么严重，不高兴当然也有，他在台湾的生活很不容易，但也照旧，该开会就去开，从不丧志。他那一辈人，还是觉得拿了“国家”的薪俸，该尽的职责仍然丝毫不苟。国民党小组会议，本是一种日常例行形式，父亲这一组都是几位校官部下，可是父亲从不缺席，认真开会。大概他认为身为国民党员，就该尽一份党员责任吧。
父亲在台湾十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这十七年，我和他共同生活了十一年，母亲去世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我记得当时父亲送我到松山机场，竟然破例送到飞机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父亲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逝世。
败战
父亲写给蒋介石的密函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1946年的“四平街会战”；二是父亲向蒋表明了对李宗仁的立场，不以私害公。
“四平街会战”是父亲一生的憾恨，父亲和我谈起这场战役，也是耿耿于怀，扼腕顿足。我很少看见父亲谈论事情时如此激动，即使说起“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这个同样与他纠葛甚深的战役，他也没有像对“四平街会战”，感到如此痛心惋慨。
“四平街会战”最后功亏一篑，一着棋错，满盘皆输。在这封密函中，父亲论及国共内战，1946年在四平街会战，是国共内战后首度对阵，双方精英尽出，蒋介石派父亲往东北督战。旋即国民党军队攻进长春，林彪军队大败，往北急速撤退，孙立人率新一军追过松花江，哈尔滨遥遥在望。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父亲向蒋介石进谏，自愿留在东北继续指挥，彻底肃清林彪部队。蒋介石由于受到马歇尔调停内战的压力，以及对对方军队情况的误判，没有采信父亲的建议，竟然片面下停战令。林彪部队因此复活，最后反攻整个东北。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开始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军事方面，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提出在大陆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所犯的错误，蒋介石本人也终于反省他在1946年6月6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在这里，蒋介石把国民党军队最后在东北失败，47万精锐尽丧敌手，完全归咎于他自己的那道第二次停战令，这是很严重的说法。
“四平街会战”对整个东北战争的影响之大，但我发现历来深入研究这一战役前因后果的专著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国民党方面由于四平街之役下停战令是蒋中正本人铸成的大错，不便深究。当年参加过东北战争的国军将领如赵家骧等人写回忆录时，这段历史也只能点到为止。至于被俘的国军将领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种顾忌，不能照实写，只好曲笔带过。中共方面，“四平街会战”事实上是国共内战中头一等大败仗，当然不愿多加宣扬。
如今，六十多年已经过去，我们应该到了正视这段历史的时候，还这段历史以真相。
父亲与李宗仁、蒋介石
父亲在致蒋介石密函中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对他也是很重要，涉及他和李宗仁的关系。父亲与李宗仁关系深厚，北伐、抗战合作无间，有“李白”之称。但国共内战末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最后大陆失守，飘零迁台，李宗仁径自赴美，不顾大局，并且没有任何交代，并在美国发表不当言论，父亲对李言行不以为然。
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关系一向紧张，矛盾重重，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击败蒋介石大力支持的孙科，蒋将其视作奇耻大辱。蒋李嫌隙越来越深，父亲夹在二人中间，左右为难，时常被李宗仁拖累。父亲到台湾后在回忆录中承认，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他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
蒋跟白和蒋跟李的关系不一样，蒋跟李真的是针锋相对，蒋跟白的矛盾是阶段性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对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很深，当然很难做到客观；我父亲跟蒋的关系，他自己讲过一句话概括，“‘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
北伐的时候，父亲是蒋的参谋长，抗战的时候，是副总参谋长，国共内战的时候，是“国防部长”，可以说父亲一直是蒋身边的最高军事幕僚长，蒋不是很倚重他，不可能做到这些位置，而且的确蒋对他的军事才能是欣赏的，但他们两个人因为政治的利害，也有复杂的一面，蒋对他也有提防之心，担心桂系因此坐大。
蒋介石用人，对领袖忠贞是首要条件，可是父亲个性刚毅正直，不齿唯唯诺诺，而且有关国家大事，经常直言不讳，加上父亲的桂系背景，蒋对父亲的忠贞是有所疑虑的，并不完全信任。
父亲晚年和我谈蒋介石谈得比较少，他跟蒋的四十年恩怨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用“反蒋”就可以说清的，程思远在《白崇禧传》中将白蒋的紧张关系夸大，会有自己的考虑，而在大陆的宣传中，应该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李宗仁1949年去美国，又于1963年对《欧洲周报》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后来又劝告美国政府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有一种说法称，蒋介石“胁迫白崇禧给李宗仁发电报进行恐吓，以制止李宗仁的投共企图”。其实任何人都不可能被迫做一些事情，我想父亲也不是被迫的，他去台湾，是为了向历史一个交代，父亲跟民国的感情很特殊，李宗仁那样做，当然对父亲的信仰是一个打击，让他在台湾的处境很尴尬，我想他发表声明是真心的。
相比桂系的几个人物，李宗仁和黄绍竑都选择在1949年后回到大陆，都在“文革”时期过世，我父亲在台湾还是完成了他的信仰。唐德刚对我父亲也是熟悉的，我跟他谈，我父亲虽然打了一辈子仗，最后还是失败了。唐德刚说，你父亲的一生是成功的。我想也对，郑成功的一个祠，父亲题了一副挽联，其中的一句是“莫以成败论英雄”，他讲的是郑成功，这句话放到我父亲身上也对。
在我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我引用刘禹锡的《乌衣巷》的中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讲的西晋东迁的事情，国民党从南京到台北，历史上的平行比较，让我想到了这首诗，这首诗也是《台北人》的主题，我父亲同辈的那些人迁到台湾去的命运，我也看到了，一个大时代的变动，政治可谓风云变幻，个人在其中是非常渺小的，在我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哥在“经济部”做事，其他人都从未涉足政治。父亲的命运，让我们对政治蛮敏感的，我们都觉得—政治挺可怕的。
（根据本刊记者采访、白先勇在广西师范大学演讲内容整理，部分叙述参照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