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重组:亚洲复苏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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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人们把亚洲危机首先理解为是一场银行业的危机,银行在金融体系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支配地位。幸运的是,各国政府正在不同程度地解决重建其金融体系这一现实问题。在发生危机的国家中,已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其实质经济活动已经有所恢复。本文将探讨亚洲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经济复苏的速度以及它们如何导致金融市场的周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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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探索与争鸣》学术委员会委员汤一介先生于2014年9月9日在北京仙逝,享年87岁。汤先生家学渊源,全面继承了其父、著名学者汤用彤的衣钵。1980年代以来,汤一介先生关注和思考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发展。他对真善美、儒家伦理、中国的阐释体系。中国哲学的框架等问题上均有深入的思考和杰出的贡献。
进入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帐户开放问题再次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虽然对于资本帐户开放的利益、风险和代价等理论性判断,人们已经趋于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然而,对于诸如资本帐户的开放顺序、步骤和相关政策之协调和配套等操作性问题,却仍然存有不少分歧。经验表明,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并不存在统一的处理方案。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特定的国内外经济背景去安排开放时机、顺序、步骤和相关政策;在遇到不利冲击的时候,同样需要根据特定的情况去调整原有方案甚至改变战略性思路。因此,可以认为,对已经完成或正在从事这
离岸金融市场自本世纪50年代末在欧洲形成以来,这种新型的金融业务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建立区域性离岸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市场的浪潮方兴未艾。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金融竞争的一大特点。本文拟就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问题作专门论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和调整,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之间资本往来,纵横越来越大,其中,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投资和美国对日本的投资是其主流。发展中国家由于风险陡增,国际私人资本流入规模大大缩小。1998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总额为2080亿美元,比1997年的2990亿美元下降了30%。本文拟从五个主要地域的国际私人资本流动情况,分析危机后的国际私人资本流动新趋势。
日本的金融监管系统与西方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系统框架一样,分为事前管制和事后管制两部分。一方面,它为金融机构的运作指定了各种强制性监管标准,另一方面,为金融机构的破产提供援助与救济。在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之前,日本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传统的监管体系,它的主要职能是维持日本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人口结构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平衡的人口性别结构是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然而,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偏离正常值,持续在高位徘徊。尽管政策层通过大力打击“两非”、关爱女孩行动、补助计生家庭、修改村规民约等,努力“救火”,但性别失衡的大势难以逆转。我们何以陷入“男孩偏好——性别比失调——找不到老婆成为“光棍”——容易找小姐或者搞同性恋——性病及艾滋病风险增加、性犯罪增加——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一治理逻辑的困顿?
从过去两年的情况看,亚洲金融危机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恶化,以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资出口下降5.3%,贸易形势非常严峻。同样,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今年前5个月,外商直接投资为139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在亚洲危机爆发两周年的特殊日子里,大家共同探讨亚洲危机的相关问题、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重新看待这场危机,总结经验教训,寻找防止和控制危机的有效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亚危机国家之所以会受到危机的冲击,主要的一个因素是这些国家都正在经历经济的扩张,需要大量短期、未经套利保值的外资的流入。当投资者态度发生转变时,大规模资本流出便会产生,因此造成了东亚的危机。这次危机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这个大环境下,发生于资本帐户的一次信心危机。国际资本的流动能力迅速增长,国家内部资本市场彼此连为一体,资本可以跨越各国界自由流动。私人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东亚经济受制于投资者态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