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产品质量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产业集聚和FDI是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本文将产业集聚和FDI放在同一个框架内，分析其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互动影响。发现产业集聚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FDI则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产业集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内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而FDI则促进了外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FDI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和FDI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同样会通过生产网络对上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影响。
　　〔关键词〕产业集聚;FDI;出口产品质量;生产网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0）06-0038-10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凭借成本优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国内产业集聚水平逐漸提高;二是中国努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对内，产业集聚有助于构建本地化生产网络，利用集聚经济的规模效应和正外部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对外，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FDI助力中国企业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产业过度集聚会导致本土企业过度竞争，而更有竞争力的外资企业进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本土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那么产业集聚和FDI究竟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何种影响？二者对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的作用是否存在互动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在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全球环境下，思考如何通过产业集聚构造本地化生产网络，发挥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外部性，进而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探索内部产业集聚和外部吸引利用FDI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试图回答如何利用产业集聚和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现实问题。
　　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外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出口技术复杂度在不断提升^[1]-[2]。虽然中国已经在一些方面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产品质量的短板仍然是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产品质量壁垒更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常用的手段^[3]。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如果不能在产品质量上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那么不仅会导致中国企业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也会逐渐失去国内巨大的消费者市场。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相关文献综述
　　大量的相关文献均假定企业异质性仅表现在生产率方面，没有考虑产品层面的垂直差异即产品质量差异。这个假设使得Melitz^[4]模型无法解释一些企业的贸易行为，如企业出口产品价格问题和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的问题。一些研究通过引入产品异质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如Kugler 和 Verhoogen^[5]。产品异质性是贸易理论中较为前沿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产品层面数据的公开，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也在不断进步。Schott^[6]利用美国进口数据测算了产品的单位价值并以此来衡量产品质量，但这种方法不能排除成本差异。Hallak和Schott^[7]则通过事后推理的思路来测算产品质量。施炳展^[3]、Manova和Yu^[8]给出了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测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具体方法。因此，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差异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生产和国际市场的“名片”。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企业凭借低成本优势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生产网络中，但由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一直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较为低端的生产环节，抑制中国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9]。一旦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那么就只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较为低级的参与者，不能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获益甚微，无益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导致中国出口产品低端化问题十分严重^[10]。中国企业不应该被动地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必须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从内外两个方面寻求发展动力和机遇。
　　不同于全球生产网络，产业集聚形成了一种本地化生产网络，将各生产单元有机聚合在一定的空间内，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共建共享，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信息壁垒。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11]-[12]，生产率高的企业更有能力承担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要的高成本，从而出口高质量产品^[13]。产业集聚也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14]-[15]，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有助于出口企业接触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接触国际市场上更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也可以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因此，产业集聚有助于企业获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动力^[16]，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DVAR）^[17]，提升自身出口产品质量。另外，产业集聚也有利于企业进行产品创新^[18]，这种淘汰低质量旧产品、研发高质量新产品的产品创新行为更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归纳而言，产业集聚能够从生产率、企业规模、出口总量、产品附加值和产品创新等方面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并通过这些途径最终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产业集聚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也会通过影响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间接对企业造成影响。产业集聚作为一种本地化生产网络组织方式，需要更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网络建设和人力资源集聚的支持，同时企业的集聚又反过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网络建设和人力资源集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此，产业集聚水平越高的地区对于FDI的吸引力越大^[19]-[20]。产业集聚和FDI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由于FDI具有示范效应，后进入的企业会追随FDI的區位选择，进一步加强该地区行业的集聚水平^[21]。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实际利用FDI的总量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FDI是资本存量、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综合体^[22]，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和专门知识的主要来源。伴随着FDI的引入，中国企业产品质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且引入FDI的确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3]。但是，探索FDI对东道国企业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多数都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等视角着眼，较少有文献关注FDI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溢出效应。一般认为，FDI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4]。FDI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东道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外资企业会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方面直接影响东道国出口产品质量。具体而言，外资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出口，这就改变了东道国出口产品集，从集约边际直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另外，外资企业能够将更多新产品引入到东道国出口产品集中，从扩展边际直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除此之外，FDI还会间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这种间接影响可以分为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外资企业进入之后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可能会倒逼本土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艺等，间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也有可能出现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产品竞争力差异过大，导致内资企业出口被抑制，只能生产相对较低质量产品，进而导致整体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的局面。这就是水平溢出效应，换言之，是对同一行业中的企业造成的溢出效应。另外，外资企业进入带来的影响还会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行业中的企业进行垂直传导。例如，外资企业为了生产高质量产品就会对上游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应商施压，进而促进上游行业中的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亦或是外资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产品被下游企业所使用，从而间接影响下游行业中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产业集聚能够通过生产率、企业规模、出口总量、产品附加值和产品创新等渠道直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积极影响，FDI同样也能够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二者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的密切联系。现有研究多是从单一视角探析产业集聚或FDI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造成的影响，没有考虑产业集聚和FDI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同时考虑内部产业集聚和外部吸引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二者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互动效应，回答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此外，本文还从生产网络的视角出发，探索产业集聚和FDI如何通过生产网络影响上下游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取
　　1.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Khandelwal^[25]和Gervais^[26]等给出了利用出口产品的销售额、价格以及出口国或目的国信息估计产品质量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施炳展^[3]给出具体测算产品质量的方法。只有海关进出口数据提供了关于产品价格、出口总额等信息，因而本文参考该方法，利用2000—2007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测算，得到企业产品质量数据。为使结果在不同产品之间可比，本文将产品质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为了得到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本文使用企业某产品占该企业当年总出口额的比重作为权重将产品层面的产品质量加权平均得到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下标

分别表示企业、年度、出口目的国和产品，

表示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

表示企业f在

年度出口到

国家的产品

的标准化产品质量，

表示企业

在

年度出口到

国家的产品

的出口总额。 　　2.产业集聚水平和FDI比重
　　区位熵能够较大程度上克服地区面积差异导致的测量误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出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因此，本文采用区位熵来衡量地区-行业层面的产业集聚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

表示地区

在产业

内的就业人口之和。本文所称地区均为地级市层面的地区。
　　与Lu等^[27]的研究一致，本文使用FDI产出份额来衡量FDI比重。具体公式如下：

（3）
　　其中，

表示企业

实收资本中外商资本所占比重（本文将来自海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資均视为外商资本），

表示企业

当年所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下标

表示j地区

产业内所有企业的集合。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时间为2000—2007年。前者提供了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微观信息，后者提供了企业出口产品的信息，如出口国、贸易方式、出口数量和价格等。利用这些信息可以测算出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参照惯例，本文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处理：第一，对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员工数量、固定资产、实收资本等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做删除处理。第二，删除开工年度缺失或早于1900年的样本。第三，删除实收资本为负和员工数量为负的样本。删除上述异常样本之后，对可能受价格因素影响的变量，本文以1998年为基期对这些变量进行平减处理。参考Brandt等^[28]的研究，将2002年前后四位数行业代码调整至统一。随后，本文按照企业名称、企业地址和电话分两次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进行匹配，并按照每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出口额换算，删除总产值小于出口额的异常样本，最终得到226 090个观测值。
　　（三）特征事实描述
　　根据计算得到的产业集聚水平、FDI比重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数据进行特征事实描述。图1为产业集聚水平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拟合曲线。
　　


　　


　　由图1可知，产业集聚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的线性相关性，即产业集聚水平越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也随之越高。而二次项拟合的结果表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集聚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转折点左侧，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随着产业集聚水平提升而提升，一旦产业集聚水平超过临界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则会随产业集聚水平提高而下降。 　　图2为FDI比重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拟合曲线。
　　


　　由图2可知，与图1的结果相似，FDI比重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也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和倒U型曲线关系。即FDI比重的提高伴随着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在FDI比重超过转折点之后，随着FDI比重的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则会下降。
　　2000—2006年，中国企业产品出口总额从2 492.03亿美元剧增至9 689.36亿美元，实现了年均25.4%的增长率。这种出口的快速增长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大量制造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这些企业的产品质量可能相对较低，这会拉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均值。第二，企业可能通过出口学习效应（Learning-by-Exporting），在国际市场上向跨国企业学习，以及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产品质量提升。因此，2002年之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缓慢提升，然而在加入WTO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了明显的下降。这是因为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大量企业参与到出口市场中，出口总额大幅增加，但新增的出口更多是低质量产品的出口，拉低了出口产品质量的均值。而随着出口量的增加，企业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在国际市场上向更高质量的跨国企业学习，产品质量逐渐得到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也得到了提升。这种出口规模扩大导致的产品质量下降和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实现的产品质量提升交替发挥作用，导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現波动。
　　（四）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产业集聚和FDI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互动效应。所以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4）
　　其中，

表示

年度处于地区

行业

中的企业

的标准化产品质量，

表示常数项，

表示

年度地区

行业

的产业集聚水平，

表示

年度地区

行业

的FDI比重，

表示产业集聚水平和FDI比重的交互项，本文可以分析这两个因素在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的互动效果。 　　本文还在模型中引入了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其中，包括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对数ln_num_firm、行业内平均薪资的对数ln_awpw、行业内企业平均员工人数的对数ln_aver_emp。本文在模型中还加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年龄age，用“企业年龄=当年年份-企业成立年份+1”算得;企业资本存量lnk，用资本存量规模的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lnv，使用企业当年工业增加值的对数来表示;企业员工人数lnl，即企业员工人数的对数。本文的计量模型中还控制了城市-行业联合固定效应

以及城市-年度联合固定效应

。城市-行业联合固定效应的引入克服了地方城市对不同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和产业政策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年度联合固定效应的引入则克服了随时间变化的区域发展趋势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关注的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均为年度-地区-行业层面的变量，通过引入上述两个联合固定效应能够尽可能消除区域差异等因素的干扰，让本文的估计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所关注因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另外，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层面的变量，本文在计量模型中也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的控制变量

，借以消除企业自身存在的异质性可能对本文估计结果带来的干扰。
　　四、基本结果分析
　　本文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样本量为226 090，为了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在不同企业间的可比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quality）做标准化处理，取值范围为[0，1]，均值为0.512;FDI比重（fdi_sector）的取值范围同样为[0，1]，均值为0.379;而产业集聚水平（qws）取值范围和标准差则相对较大，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集聚水平在地区-行业层面存在较大差异。此外，为了保证数据的平滑性，本文对除企业年龄外的6个控制变量均做对数处理。
　　对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各估计结果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城市-行业联合固定效应和城市-年度联合固定效应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由表2可知，第（1）列中结果为不考虑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到，产业集聚水平（qws）的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这与苏丹妮等^[16]的结论一致。FDI比重（fdi_sector）的系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FDI比重会给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不利影响。产业集聚水平与FDI比重的交互项（qf）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随着FDI比重的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表2的第（2）列和第（3）两列分别为在模型中逐步加入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之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之后，fdi_sector的系数的绝对值均有小幅下降，但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qws的系数变小，且在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之后显著性水平从5%变成10%;而qf的系数则逐渐变大，显著性也没有发生改变。为了进一步考察产业集聚水平和FDI比重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增长速度的互动影响，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对数，结果如表2第（4）列所示。结果显示，产业集聚水平不仅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还存在加速效应，即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增长的速度;而FDI比重不仅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给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增速带来了不利影响;随着FDI进入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增速的促进作用更大。
　　根据表2第（3）列的结果，行业内企业数量越大，该行业中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高，这因为企业数量更多的行业中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行业内企业平均薪资水平越高，则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低，这是因为企业付更高的工资会导致自身生产成本过高，从而导致产品质量降低。行业中企业平均员工人数越多，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低，员工人数更多的行业更可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品多为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其质量相对更低。从企业层面来讲，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也得到提升，这是因为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积累的生产和管理经验能够帮助企业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企业资本存量和企业规模越大，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高，说明规模经济的存在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企业员工人数更多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越低，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质量相对更低。
　　五、进一步分析
　　（一）非線性影响和异质性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产业集聚水平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积极影响，而FDI比重则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关于FDI溢出效应，有研究认为FDI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存在非线性影响^[27-29]，为了检验FDI比重是否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非线性影响，本文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加入fdi_sector的平方项fdi2进行估计;并将样本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非线性影响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第（1）列可知，fdi_sector的系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二次项fdi2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FDI比重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现出U型曲线关系，且在本文数据的时间段即2000—2007年，FDI比重正处在U型曲线的左半边。进一步讲，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吸引更多FDI，能够跨越U型曲线的拐点，使得FDI发挥其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
　　引入FDI对东道国企业可能带来正向的溢出效应，也可能对东道国企业造成不利的挤出效应。而且，外资企业出于维持自己行业领先甚至垄断地位的需要，会对劳动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要素的流动做出限制，以免被东道国企业追赶。那么，FDI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的影响是否也会有差异？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本文将全样本按照登记注册类型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子样本，然后用两个子样本分别估计模型，结果如表3第（2）列和第（3）列所示，可以看到，对内资企业样本，FDI比重会对内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针对外资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则显示，FDI比重会对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针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样本的结果表明，虽然总体上FDI比重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主要被内资企业所承担，而外资企业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产品质量提升。这个结果也不难理解，有研究发现内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低于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3]，所以内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该向外资企业学习更多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发挥追赶者的后发优势。此外，产业集聚水平对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均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产业集聚水平和FDI比重的交互项系数仍均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无论是对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随着FDI比重的提高，产业集聚水平越高的行业和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就越高。这一基本结论并没有因为企业性质发生改变。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融资约束、政策约束和决策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经营目标和非国有企业也有所不同。国有企业享受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而非国有企业则可能面对一些隐形的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享受到的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更高的待遇能否转化成企业层面更高的出口产品质量？面对产业集聚水平和FDI比重这两种更加市场化的力量，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是否一致？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同样将全体样本分为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并分别估计模型，结果如表3中第（4）列和第（5）列所示。可以看到，产业集聚水平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均未造成显著影响。而FDI比重则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但对非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在面临引入FDI带来的冲击时，应对速度不如非国有企业更迅速。此外，外资企业相较于内资企业通常能够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而外资企业更多地是倾向于以非国有企业的身份经营，这更有利于非国有企业产品质量提升。因此，非国有企业表现出相较于国有企业更高的出口产品质量。而产业集聚水平和FDI比重的交互项系数在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均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基本回归结果中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二）工具变量及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通过加入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以及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城市-行业联合固定效应和城市-年度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然而，产业集聚水平和FDI比重和企业出口行为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对外贸易会促进地理集聚^[30]，而集聚水平高的地区在出口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31]，同时产业集聚还能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DVAR）的提高^[12]。FDI比重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FDI比重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显著影响^[23]，而跨国企业在决定是否对某地区某行业进行投资时也会考虑该地区和行业自身的特征^[27]。因此，产业集聚水平、FDI比重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以往研究多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予以解决。参考现有相关研究^[12-32]，本文采用产业集聚水平（qws）的一阶滞后项作为产业集聚的工具变量，采用FDI比重去掉自身后的均值作为FDI比重的工具变量。
　　从一般均衡的视角出发，一个行业的集聚水平和FDI比重不仅会影响该行业自身内部企业的产品质量，也会通过生产网络，对上下游企业的产品质量造成影响。具体而言，如果本行业中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得到提升，那么就会对所使用的上游原材料、中间投入品等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迫使上游企业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同理，一个行业中生产的产品质量得到提高，那么将这些产品作为原材料或者中间投入的下游企业也会因此获益，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结合本文，上下游产业中的产业集聚水平和FDI比重是否也会对本行业中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造成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参考Javorcik^[33]分别构造了行业层面的上下游产业集聚指標和上下游FDI比重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5）

（6）

（7）

（8）
　　其中，

表示企业

在

年的产出，

表示企业

在

年的出口，而

则表示企业

在

年的FDI比重。

表示行业

在

年的FDI比重，

表示行业

在

年的产业集聚水平。

表示行业

的产出投入到行业

的比例，

表示行業

使用的要素投入中来自

行业的占比。本文参考Brandt等^[28]提供的数据编制了122个生产部门代码和四位数行业代码之间的对应关系，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编制的《122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部门间完全消耗系数，映射到四位数行业层面即得到

两个系数。 　　本文利用工具变量和考虑网络效应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第（1）列可知，在使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即产业集聚水平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FDI比重则相反，同时，二者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这证明了本文所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并没有因为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受到干扰。
　　由表4第（2）列可知，考虑网络效应之后，上游行业中FDI比重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本行业中企业出口产品质量（fdi_forward的系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下游行业中FDI比重的提高则会显著促进本行业中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fdi_backward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FDI比重更高的行业中会有更大的出口量^[34]，而出口产品质量普遍高于国内销售的产品^[35]-[36]，所以上游行业中FDI比重更高的行业，其上游行业的更高质量的产出更多地被用于出口，能夠用来投入到国内生产的部分较少且质量较差，导致下游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下降。而下游行业FDI资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本行业中企业将面临对产品质量更加严苛的需求市场，迫使企业提升自身产品质量来迎合下游企业的需求。下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qws_backward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上游产业的集聚水平并不会对本行业中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显著影响（qws_forward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下游产业集聚水平提高会使得该行业内的企业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势力，通过对上游行业的企业施压来使本行业中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下游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造成不利影响。而上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行业中企业产品质量，这一逻辑已在本文结果中得到证实，然后更高质量的产出投入到下游行业，能够促进下游行业中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另外，上游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同样也会对下游企业造成不利已影响。这两种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的中和效应，可能表现为对上游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对下游行业中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没有造成显著影响。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本文首先从理论逻辑层面论证了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促进作用以及FDI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测算了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和FDI在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所起到的作用。本文发现，产业集聚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吸引利用FDI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FDI虽然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是FDI进入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之间存在正U型曲线关系。应发展更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积极吸引利用FDI，能够在未来跨过该U型曲线的最低点，让FDI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发挥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内外资企业的促进作用没有明显差异，而FDI则促进了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产品质量提升，但却抑制了国有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并且上游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越不利，而下游产业集聚水平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上游行业中FDI比重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下游行业中FDI比重的提高则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明晰的：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内外兼修，发挥产业集聚和FDI内外两种力量的互动作用。对内，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构建更完善的本地化生产网络，避免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对外，应该发展更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积极吸引利用更高质量的FDI。内资企业在追赶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方面仍任重道远，应该利用后发优势，寻找符合自身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好表现。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产业集聚和FDI沿着生产网络对上下游企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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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FDI o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Export Products ：A Study Based 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UAI Yan-zhu¹，ZHU Peng-zhou²
　　（1.Center For Industrial and Bussiness Organization，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Upgrading product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FDI are important forces influencing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upgrade. This paper puts the two in the sam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ir interactive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of enterprises. It finds tha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 while FDI plays an active regulating role in it.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issu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product quality of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systems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while FDI promotes the 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 of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enterprise product quality.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FDI on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 products will also affect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production network.
　　Key words：export product qualit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FDI; production network
　　（責任编辑：尚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