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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这么勤奋，都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为了家人过好一点，便先打好这份工；希望其他人也能活得好一点时，便一起去当义工了
新移民的生活
从肇庆来的Vivi今年21岁，已经来港两年多，高中毕业后，她并没选择进入星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而是追随入嫁的母亲来到了香港。刚到香港的她并不想成为家庭或者社会的包袱，于是四处找工作。
她抱怨香港政府在指引新移民安居乐业方面十分欠缺，一切还是要靠自己。她来到劳工处，看到扫地阿姨的工作都需要中五（相当于内地的高二，在香港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学历，还要会普通话和少量英语，大受挫折，原先印象中的自由社会想不到竟四处设限，而她的内地高中学历因为某些原因，并不被香港承认。
性格倔强的她虽然“无学历”，但不相信自己找不到工作，于是报名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展翅青见”计划，拿到了年度最佳学员奖，通过推荐，最后破例被一所学校录取，开始修读副学士学位（即内地的大专）课程，同时兼职做社工。对此她说：“在香港只要你想读书，一定会有书读，这里自我发挥的自由度还是很大。”而一些对内地人有偏见的本地居民也因为她的表现，开始重新审视大陆新移民。
何飞黄来自长沙，从北京广播学院英语播音系毕业后，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传播硕士。
从小看TVB的剧集长大的他，来港后也一直为能进入TVB工作而努力，班上的内地同学都放弃粤语课的学习后，他还在坚持，学会了听说读写。虽然如此，毕业后的求职还是十分难熬，当时的政府只给外来学生3个月的“揾工”时间，找不到工作只能走人，而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被延长到了一年。
那期间，他打过许多不同的工，包括普通话老师，最后机缘巧合认识了TVB一个部门的经理，获得见工的机会。7轮面试之后，他成为一名普通话配音编导。
何认为自己的工作比大部分香港人相对轻松，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一般是配5集电视剧，一集3个小时就能完成，加上前期准备和改稿的一小时，不算累。而房租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太大的负担，看病都是找私人医生，平时还经常能跟朋友出外聚会。再过一年他便能拿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对此持开放态度，并不排除之后回内地发展的可能性。
香港人做事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他，就像刘德华在那个公益广告里的台词：“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够的！”他为此也养成了拼命也要把事情做好的习惯，不少内地跨国企业里，香港人给大陆职员也是这样的印象，他们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因为在一个发达社会里，“爆发”的机会很少，勤勉几乎是工作的必要习惯。
对于香港的未来，何认为最后一定会变成中国一个普通沿海城市，但它成熟的社会意识在短时间内很难被内地超越，简单到排队不插队，公共场合不大声嚷嚷，一句“谢谢”和“劳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改变。
在很多内地刚来的学生看来，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往往在于其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公共设施的充足。来港3年的韩烨目前在一家治疗自闭症的NGO里做社工，香港每年大量的文化活动让她感觉非常幸福，大到国际电影节和嘉年华会，小到各种展览，门票价格都对学生优惠，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
无论是走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半山区，还是人声鼎沸的庙街，你总能在下一个拐角找到一处动植物园。而更难让人想象的是，香港竟是全球人均拥有郊野绿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与此同时，深圳只用了不到30年，就将可用土地开发殆尽，可持续发展的余地严重受限。
一直以来，香港主要依靠填海来扩展土地，根据地政总署的资料，自1842年起，香港的填海面积已达67平方公里，占香港总面积超过6%。而多个商业区、新市镇以至机场也是坐落在填海地上。
给钱也愤怒
如果你在这期文章刊登之时来到香港，街头巷尾讨论最多的就是政府新修改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两天时间内，回应了建制派议员的要求，由注资强积金改为直接“派钱”，对象是所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金额为6000港币，以及减薪俸税七成半，上限6000元。
中产的麦先生为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3人家庭，加上父母，透过派钱、退税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可变相获数万元资助，这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可也有部分人对此持异议，他们认为这笔钱应该用来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兴建更多医院和学校。
麦先生看得很清楚，香港实用主义盛行，大部分港人就像一群鲨鱼，政府的一块肉已经被撕开，从此这群鲨鱼不会善罢甘休，只会越围越多，越要越多。
如今在船务公司负责投资工作的何国华也有类似看法，相比港英时期的政府，他认为现在港人治港，最大的变化就是市民什么都问政府要，公民意识强了很多，也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敢站起来挑战政府，政府变得愈发弱势，威信降低。
他认为也许派钱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因为香港人最重视眼前利益，疏于长远大计，政府并无详细的对于未来的合理规划，而对于一部分底层人士来说，这笔钱可说是江湖救急。
香港政府每次有公共政策出台，都会引起热烈的讨论，这种从下到上的决策过程在电台、电视谈话节目、民间论坛里屡见不鲜。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你都能从挂在栏杆上的区议员竞选横幅里感觉出来，他们鲜有喊口号的时候，更多是用具体的惠民政策来证明自己，小到为社区新建儿童游乐场，大到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兴建。
居者有其屋
从尖东广场出发到屯门码头，这其中你要搭乘地铁，之后换乘轻铁，驾驶距离约等于从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到大兴区的距离。如果你在下班时间搭乘，会发现过于频繁的班次令车厢中并不显得拥挤，50分钟后，你就能到达目的地。
再步行约5分钟，就到了湖景邨。这是一片较老的屋邨，相当于内地的保障性住房，而张永耀和马彩霞一家就住在这里。
早在1994年，张就来香港定居，靠卖海鲜为生，而马则是8年前才搬过来，目前在一家酒楼里打散工。儿子今年18岁，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去青衣上职业培训学校，学习物流管理。
三口之家住的大楼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抑或《香港制造》里所描述的生存环境。二十多层高的楼房内犹如客家围屋，家家门口四目相对，傍晚楼道里飘溢着柴米油盐的味道。社区内的篮球和足球场里，孩子们迟迟不肯回家吃饭。附近的菜市场里，刚过了人流高峰期，小贩们正把一勺勺的冰块倒在各种海产品上，以吸引下一拨迟来的客人。
张永耀一家三口原先在广州有一套宽敞的房子，来到香港后却只能住自租的板房。几十平米的“蜗牛壳”被划隔成了一块块的床板，按铺位收取租金，之后是“等上楼”，如今终于住进了30平米的房子。虽然还是要用窗帘布做成隔间，但这里功能齐备，既有客厅、厕所、厨房，也有儿子和父母的房间，还有电脑房，客厅里还养了一只兔子，不停地抖着耳朵。最实惠的是租金，一个月不到1500块。
家里正在放《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虽然已来港多年，两口子还是喜欢看大陆连续剧。他们建议我们出去走一下，去看一下屯门的海，说可以望见对面的赤蜡角机场和远处的黄金海岸。
马彩霞很自豪地走在社区里，这里的物业都是私人公司负责，却不收任何物业费，一切由政府补贴，治安良好，因为香港的犯罪率极低，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这跟电影《古惑仔》里动不动就大规模帮派械斗的情景似乎不符，球场里也难见到收保护费的混混们。
海边的散步长廊上很多人正在慢跑，地上一尘不染。张永耀指着朝海的一座单位说：“这是私人单位，一套大概要三四百万。”脸上流露出羡慕之情，并且承认自己眼看是没有能力购买了，接下来还是要看儿子——大部分香港人改善生活的梦想，就是这么一步步走出来的。
公立医疗难题
Vivi学历公证的那段时间，内地香港来回奔波，最后喉咙发炎，去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却被告知要等至少一个星期，无奈，只得去看收费高昂的私人医生。
这并不是单一个案，因为没人可以否认，对于穷人来说，在香港看病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0年度，香港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330亿元，医疗预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4.8%，平均每年递增4.9%，支出比例仅次于教育(22.3%)和社会福利(16.3%)。
可公立医疗资源依然捉襟见肘，就在3月2日，逾四百名来自不同公立医院的医生，出席了伊丽莎白医院由工会举行的申诉大会，亲述工作苦况及诉求。
有医生表示，部门出现断层，每年只有少量新人加入；有医生工作14年仍未获晋升，更要在前线随时候命；有医生透露，高层虽试图解决困局，但同事离职潮未有缓解，昨日又有人递信辞职。
入行仅3年的陈医生，在伊丽莎白医院内科部工作，她说为理想才会当公院医生，但人手不足，每症限时2至3分钟完成，有时只能“抄标”，即抄血压、抄脉搏、抄病人有否发烧，想深入问诊都不能，与理想完全不符。
屯门医院妇产科主管指出，妇产科医生辞职并非因私营市场“好搵”（赚钱多），而是忍受不了人手不足还要应付无休止的工作。他说，假如政府不控制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医管局的服务迟早会崩溃。
而据香港一家外资药企的经理介绍，目前香港每年新生儿有五万多，其中有三万多来自内地。香港公立医院80%的产妇、私立医院90%的产妇都来自内地。
有香港评论人士对此描绘得甚为形象：“穷亲戚富了起来，现在的内地孕妇不会偷渡而来，不会鬼鬼祟祟溜进公立医院接受免费接生，而是堂堂正正申请个人游，预订私立医院床位，预约金牌产科圣手，算准了产期，一来即生，一生即走，挥一挥衣袖，带走几件名牌。”
何国华的很多朋友都在公立医院做医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可在工资只是私人医生的1/3、工作量却相当大的条件下，的确很难熬。他认为，正因为政府投入医疗的资金逐年加大，保持了公立医疗系统的优势，才导致依赖它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不堪重负，想把病人和医生分流到私立医院去，以减轻负担，一般香港人却并没有能力支付，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
迷茫的未来
香港的物价一直在攀升，尤其是这几年，有人曾以香港平均月入9800港币为基准，一个人3天的开支来计算，统计过一般香港人的生活消费预算。
食:香港人一日三餐多出外用餐，非节日或特别庆典的一般日子，一天约需100元，3天便是港币300元。
住:以香港的普通二人单位来算,租金及水电差饷管理费等杂项大约为一个月8000元,一人一天约需港币133元，3天便是400元。
行:港人多乘公共交通工具，约需20-50元一天，3天便是港币150元。
购物:每月衣履1000元,超级市场日常用品500元,电器用品手机费300元,3天内消费购物预计为180元。
娱乐:卡拉OK90元,电影门票50元，健身室会籍一个月500元,即一天17元,美容项目一次200元,正常日子的消费约需391元。
预算经费:港币1421元。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消费完全是入不敷出的，学者丁学良也曾撰文说:“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一代的贫困化。香港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几年来下跌得很厉害。即使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不是掏大粪，也不是卖猪肉，他们的起薪低的话只有8000多港币。在香港，月薪8000多港币相当于上海的月薪3000多元钱，生活都比较紧张。”
1996年八仙岭大火的幸存者张润衡是2009年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0年又成为了香港精神大使，没有人能相信当初身上六成皮肤严重烧伤，昏迷3个月，面容被毁、双手只剩下两个指头、听力和视力也受到严重损害的他，如今正读博士，并成了一名心理治疗师。
当问起他是否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时，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祖宗宋朝就已经定居香港，可谓是地道的香港人。但谈起香港的未来，他却充满了忧虑。
他曾作为义工到过深水埗与露宿者做面对面的沟通，很难相信那里的一张床铺月租竟然需要1300多港币。在他看来，这是香港过度市场化导致的贫富悬殊，政府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几乎看不到有前途的未来，而商品社会还导致了人情淡漠。他曾在博客里写道：
许多人称赞我“够拼搏”、“够进取”，够“逆境自强”！相信这是我成为了香港精神大使的原因。然而，当开始寻找原因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问我，“你为甚么这么拼搏呢？为什么这么逆境自强呢？”其实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香港人这么勤奋都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而已。
我们为了家人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便先打好自己份工；当我们也希望其他人也能够生活得好一点时，我们便一起去当义工了。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我们如此搏命地工作，并不是只为了去供一间只会越供越贵的小单位，更不是为了去付越加越贵的车费同隧道费的！
我们必须醒觉，真正的“香港精神”并不是如此复杂的东东，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聚在一起，吃一餐饭，看一会儿电视，简简单单的，也是一份香港精神啊。
许多香港人也许心里都明白，在失去了港口优势之后，靠内地的人民币结算，总算保住了金融地位，一旦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又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我们不应如此悲观，在今年2月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一项民意指数调查显示，对比半年前，5项核心社会指标（安定、繁荣、民主、自由、法治）中，“法治指标”的评分上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自由指标”多年来都保持优势，可“民主指标”近年来位列榜末。
至于7项非核心社会指标方面，“平等”和“社会福利”指标已跌至1997年以来的新低。10项自由次指标方面，除“罢工自由”外，各项次指标的评分都超过7分（10分为满分），显示一般市民都认同香港是个自由社会，而这也正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是香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感谢马家辉博士、陈伊敏小姐的帮助）
新移民的生活
从肇庆来的Vivi今年21岁，已经来港两年多，高中毕业后，她并没选择进入星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而是追随入嫁的母亲来到了香港。刚到香港的她并不想成为家庭或者社会的包袱，于是四处找工作。
她抱怨香港政府在指引新移民安居乐业方面十分欠缺，一切还是要靠自己。她来到劳工处，看到扫地阿姨的工作都需要中五（相当于内地的高二，在香港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学历，还要会普通话和少量英语，大受挫折，原先印象中的自由社会想不到竟四处设限，而她的内地高中学历因为某些原因，并不被香港承认。
性格倔强的她虽然“无学历”，但不相信自己找不到工作，于是报名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展翅青见”计划，拿到了年度最佳学员奖，通过推荐，最后破例被一所学校录取，开始修读副学士学位（即内地的大专）课程，同时兼职做社工。对此她说：“在香港只要你想读书，一定会有书读，这里自我发挥的自由度还是很大。”而一些对内地人有偏见的本地居民也因为她的表现，开始重新审视大陆新移民。
何飞黄来自长沙，从北京广播学院英语播音系毕业后，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传播硕士。
从小看TVB的剧集长大的他，来港后也一直为能进入TVB工作而努力，班上的内地同学都放弃粤语课的学习后，他还在坚持，学会了听说读写。虽然如此，毕业后的求职还是十分难熬，当时的政府只给外来学生3个月的“揾工”时间，找不到工作只能走人，而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被延长到了一年。
那期间，他打过许多不同的工，包括普通话老师，最后机缘巧合认识了TVB一个部门的经理，获得见工的机会。7轮面试之后，他成为一名普通话配音编导。
何认为自己的工作比大部分香港人相对轻松，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一般是配5集电视剧，一集3个小时就能完成，加上前期准备和改稿的一小时，不算累。而房租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太大的负担，看病都是找私人医生，平时还经常能跟朋友出外聚会。再过一年他便能拿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对此持开放态度，并不排除之后回内地发展的可能性。
香港人做事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他，就像刘德华在那个公益广告里的台词：“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够的！”他为此也养成了拼命也要把事情做好的习惯，不少内地跨国企业里，香港人给大陆职员也是这样的印象，他们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因为在一个发达社会里，“爆发”的机会很少，勤勉几乎是工作的必要习惯。
对于香港的未来，何认为最后一定会变成中国一个普通沿海城市，但它成熟的社会意识在短时间内很难被内地超越，简单到排队不插队，公共场合不大声嚷嚷，一句“谢谢”和“劳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改变。
在很多内地刚来的学生看来，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往往在于其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公共设施的充足。来港3年的韩烨目前在一家治疗自闭症的NGO里做社工，香港每年大量的文化活动让她感觉非常幸福，大到国际电影节和嘉年华会，小到各种展览，门票价格都对学生优惠，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
无论是走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半山区，还是人声鼎沸的庙街，你总能在下一个拐角找到一处动植物园。而更难让人想象的是，香港竟是全球人均拥有郊野绿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与此同时，深圳只用了不到30年，就将可用土地开发殆尽，可持续发展的余地严重受限。
一直以来，香港主要依靠填海来扩展土地，根据地政总署的资料，自1842年起，香港的填海面积已达67平方公里，占香港总面积超过6%。而多个商业区、新市镇以至机场也是坐落在填海地上。
给钱也愤怒
如果你在这期文章刊登之时来到香港，街头巷尾讨论最多的就是政府新修改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两天时间内，回应了建制派议员的要求，由注资强积金改为直接“派钱”，对象是所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金额为6000港币，以及减薪俸税七成半，上限6000元。
中产的麦先生为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3人家庭，加上父母，透过派钱、退税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可变相获数万元资助，这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可也有部分人对此持异议，他们认为这笔钱应该用来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兴建更多医院和学校。
麦先生看得很清楚，香港实用主义盛行，大部分港人就像一群鲨鱼，政府的一块肉已经被撕开，从此这群鲨鱼不会善罢甘休，只会越围越多，越要越多。
如今在船务公司负责投资工作的何国华也有类似看法，相比港英时期的政府，他认为现在港人治港，最大的变化就是市民什么都问政府要，公民意识强了很多，也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敢站起来挑战政府，政府变得愈发弱势，威信降低。
他认为也许派钱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因为香港人最重视眼前利益，疏于长远大计，政府并无详细的对于未来的合理规划，而对于一部分底层人士来说，这笔钱可说是江湖救急。
香港政府每次有公共政策出台，都会引起热烈的讨论，这种从下到上的决策过程在电台、电视谈话节目、民间论坛里屡见不鲜。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你都能从挂在栏杆上的区议员竞选横幅里感觉出来，他们鲜有喊口号的时候，更多是用具体的惠民政策来证明自己，小到为社区新建儿童游乐场，大到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兴建。
居者有其屋
从尖东广场出发到屯门码头，这其中你要搭乘地铁，之后换乘轻铁，驾驶距离约等于从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到大兴区的距离。如果你在下班时间搭乘，会发现过于频繁的班次令车厢中并不显得拥挤，50分钟后，你就能到达目的地。
再步行约5分钟，就到了湖景邨。这是一片较老的屋邨，相当于内地的保障性住房，而张永耀和马彩霞一家就住在这里。
早在1994年，张就来香港定居，靠卖海鲜为生，而马则是8年前才搬过来，目前在一家酒楼里打散工。儿子今年18岁，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去青衣上职业培训学校，学习物流管理。
三口之家住的大楼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抑或《香港制造》里所描述的生存环境。二十多层高的楼房内犹如客家围屋，家家门口四目相对，傍晚楼道里飘溢着柴米油盐的味道。社区内的篮球和足球场里，孩子们迟迟不肯回家吃饭。附近的菜市场里，刚过了人流高峰期，小贩们正把一勺勺的冰块倒在各种海产品上，以吸引下一拨迟来的客人。
张永耀一家三口原先在广州有一套宽敞的房子，来到香港后却只能住自租的板房。几十平米的“蜗牛壳”被划隔成了一块块的床板，按铺位收取租金，之后是“等上楼”，如今终于住进了30平米的房子。虽然还是要用窗帘布做成隔间，但这里功能齐备，既有客厅、厕所、厨房，也有儿子和父母的房间，还有电脑房，客厅里还养了一只兔子，不停地抖着耳朵。最实惠的是租金，一个月不到1500块。
家里正在放《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虽然已来港多年，两口子还是喜欢看大陆连续剧。他们建议我们出去走一下，去看一下屯门的海，说可以望见对面的赤蜡角机场和远处的黄金海岸。
马彩霞很自豪地走在社区里，这里的物业都是私人公司负责，却不收任何物业费，一切由政府补贴，治安良好，因为香港的犯罪率极低，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这跟电影《古惑仔》里动不动就大规模帮派械斗的情景似乎不符，球场里也难见到收保护费的混混们。
海边的散步长廊上很多人正在慢跑，地上一尘不染。张永耀指着朝海的一座单位说：“这是私人单位，一套大概要三四百万。”脸上流露出羡慕之情，并且承认自己眼看是没有能力购买了，接下来还是要看儿子——大部分香港人改善生活的梦想，就是这么一步步走出来的。
公立医疗难题
Vivi学历公证的那段时间，内地香港来回奔波，最后喉咙发炎，去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却被告知要等至少一个星期，无奈，只得去看收费高昂的私人医生。
这并不是单一个案，因为没人可以否认，对于穷人来说，在香港看病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0年度，香港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330亿元，医疗预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4.8%，平均每年递增4.9%，支出比例仅次于教育(22.3%)和社会福利(16.3%)。
可公立医疗资源依然捉襟见肘，就在3月2日，逾四百名来自不同公立医院的医生，出席了伊丽莎白医院由工会举行的申诉大会，亲述工作苦况及诉求。
有医生表示，部门出现断层，每年只有少量新人加入；有医生工作14年仍未获晋升，更要在前线随时候命；有医生透露，高层虽试图解决困局，但同事离职潮未有缓解，昨日又有人递信辞职。
入行仅3年的陈医生，在伊丽莎白医院内科部工作，她说为理想才会当公院医生，但人手不足，每症限时2至3分钟完成，有时只能“抄标”，即抄血压、抄脉搏、抄病人有否发烧，想深入问诊都不能，与理想完全不符。
屯门医院妇产科主管指出，妇产科医生辞职并非因私营市场“好搵”（赚钱多），而是忍受不了人手不足还要应付无休止的工作。他说，假如政府不控制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医管局的服务迟早会崩溃。
而据香港一家外资药企的经理介绍，目前香港每年新生儿有五万多，其中有三万多来自内地。香港公立医院80%的产妇、私立医院90%的产妇都来自内地。
有香港评论人士对此描绘得甚为形象：“穷亲戚富了起来，现在的内地孕妇不会偷渡而来，不会鬼鬼祟祟溜进公立医院接受免费接生，而是堂堂正正申请个人游，预订私立医院床位，预约金牌产科圣手，算准了产期，一来即生，一生即走，挥一挥衣袖，带走几件名牌。”
何国华的很多朋友都在公立医院做医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可在工资只是私人医生的1/3、工作量却相当大的条件下，的确很难熬。他认为，正因为政府投入医疗的资金逐年加大，保持了公立医疗系统的优势，才导致依赖它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不堪重负，想把病人和医生分流到私立医院去，以减轻负担，一般香港人却并没有能力支付，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
迷茫的未来
香港的物价一直在攀升，尤其是这几年，有人曾以香港平均月入9800港币为基准，一个人3天的开支来计算，统计过一般香港人的生活消费预算。
食:香港人一日三餐多出外用餐，非节日或特别庆典的一般日子，一天约需100元，3天便是港币300元。
住:以香港的普通二人单位来算,租金及水电差饷管理费等杂项大约为一个月8000元,一人一天约需港币133元，3天便是400元。
行:港人多乘公共交通工具，约需20-50元一天，3天便是港币150元。
购物:每月衣履1000元,超级市场日常用品500元,电器用品手机费300元,3天内消费购物预计为180元。
娱乐:卡拉OK90元,电影门票50元，健身室会籍一个月500元,即一天17元,美容项目一次200元,正常日子的消费约需391元。
预算经费:港币1421元。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消费完全是入不敷出的，学者丁学良也曾撰文说:“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一代的贫困化。香港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几年来下跌得很厉害。即使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不是掏大粪，也不是卖猪肉，他们的起薪低的话只有8000多港币。在香港，月薪8000多港币相当于上海的月薪3000多元钱，生活都比较紧张。”
1996年八仙岭大火的幸存者张润衡是2009年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0年又成为了香港精神大使，没有人能相信当初身上六成皮肤严重烧伤，昏迷3个月，面容被毁、双手只剩下两个指头、听力和视力也受到严重损害的他，如今正读博士，并成了一名心理治疗师。
当问起他是否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时，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祖宗宋朝就已经定居香港，可谓是地道的香港人。但谈起香港的未来，他却充满了忧虑。
他曾作为义工到过深水埗与露宿者做面对面的沟通，很难相信那里的一张床铺月租竟然需要1300多港币。在他看来，这是香港过度市场化导致的贫富悬殊，政府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几乎看不到有前途的未来，而商品社会还导致了人情淡漠。他曾在博客里写道：
许多人称赞我“够拼搏”、“够进取”，够“逆境自强”！相信这是我成为了香港精神大使的原因。然而，当开始寻找原因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问我，“你为甚么这么拼搏呢？为什么这么逆境自强呢？”其实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香港人这么勤奋都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而已。
我们为了家人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便先打好自己份工；当我们也希望其他人也能够生活得好一点时，我们便一起去当义工了。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我们如此搏命地工作，并不是只为了去供一间只会越供越贵的小单位，更不是为了去付越加越贵的车费同隧道费的！
我们必须醒觉，真正的“香港精神”并不是如此复杂的东东，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聚在一起，吃一餐饭，看一会儿电视，简简单单的，也是一份香港精神啊。
许多香港人也许心里都明白，在失去了港口优势之后，靠内地的人民币结算，总算保住了金融地位，一旦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又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我们不应如此悲观，在今年2月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一项民意指数调查显示，对比半年前，5项核心社会指标（安定、繁荣、民主、自由、法治）中，“法治指标”的评分上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自由指标”多年来都保持优势，可“民主指标”近年来位列榜末。
至于7项非核心社会指标方面，“平等”和“社会福利”指标已跌至1997年以来的新低。10项自由次指标方面，除“罢工自由”外，各项次指标的评分都超过7分（10分为满分），显示一般市民都认同香港是个自由社会，而这也正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是香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感谢马家辉博士、陈伊敏小姐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