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西游散记》，提到在英国剑桥访问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有以下一段文字：
　　在李约瑟老人的书斋里，他指一指他那书架上已经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六大卷，让我们看。我抽下一本来看，这是印刷精良，插图丰富的英文大本子。就在英文本的旁边，插着印刷一样精良的日译本和台湾中译本。在台湾中译本旁边，还放着一种矮了一截的中译本。我抽出一看，原来是我们自己前几年出的，而且没有印完出全。那版本的样式、印刷质量、装帧艺术，比前面三种版本的哪一种都差。我赶快还回去，没有作声。但是我感到我的脸发烫了。我再也没有遇到这么狼狈的局面了。(页一八○至一八一)
　　李约瑟的原著和三种译本，我都看过。我以为作者并不需感到惭愧。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氏的原著尚未全部完成，三种译本自然也就“没有印完出全”。即以已刊各册原著言，因为是学术著述，需要精心翻译，查对原文，未能在短期出版中译本，也不足为病。
　　我最不能同意的是作者并未翻阅三种译本，单从外表来下判语。译本是否成功，能否达到“信，雅、达”三准则，远比印刷质量、装帧艺术重要。
　　李氏原著的确印刷精良，日译本也仅稍逊。两种中译本的印刷，就中文书来说，已相当不错，表面也很难说哪一种较好。两种都是大三十二开本，比原著和日译本都“矮了一截”。但书本大小和书本的价值有何关系？
　　两种中译本的优劣，应看译文的质量，而不是印刷的质量。现节录第一卷的两段译文，我以为优劣是十分明显的，读者可自下判断。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出版)，第五章《历史概述——先秦时期》：
　　
　　在用英文写的中国历史著作当中，有三部曾得到一位喜欢吹毛求疵的朋友的最高评价。他形容说，在所有叙述这一难懂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的书籍中，这三部著作“坏处最少”。这三部著作的作者分别为费子智(Fitz-gerald)、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和傅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其中傅路德的著作是最近出版的，这是试图对中国历史中的技术发展给以应得地位的第一本书。(页一五一至一五二)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四年修订一版)，5《历史介绍：秦始皇以前》：
　　
　　在英文里，有三本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经过一位朋友的衡量，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一切有关这个困难和错综的故事之叙述的文献中，还堪称得上“不错”的述作，这些分别是费兹勒(Fitzgerold)，卫礼贤(RichardWilhelm)和富路特(Carrinton Goo-drich)等人的作品。最后的一种，截至最近，乃是企图对于技术发展给予相当注意的第一本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页一三九)
　　
　　三位外国学者的译名，两中译本并不一致。他们自取的汉名是：费子智、卫礼贤和富路特。台湾中译本的外文校对并不精细，费子智和富路特两人的原名都排错了。
　　谦逊是美德，见贤思齐也是好事。但把一部翻译水平甚高的译本极度贬抑，效果恐怕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