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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奥运金牌，但他们却已步入“不列颠超级天团”的殿堂。Muse还能走多远？针对此问题，《Q》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可没想那么多。”
“我想在Muse演唱会上弄个飞艇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坐着它降落在体育场里。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只不过目前还没实现。”
—Matt Bellamy
疯狂的荣耀
现场直击Muse：无法言传的魅力
随着伦敦奥运会的全部比赛落下帷幕，各国运动员们都纷纷踏上归途；但对流行音乐迷们来说，他们却正为最后一场大party而蓄势待发—奥运会闭幕式成为了自1985年Live Aid后规模最大的“音乐春晚”。在这种场合表演的，通常会是英国最当红、最普世也被调侃最多的乐队，当Freddie Mercury和Bono们已渐行渐远之时，谁将成为新的国民乐队？
答案当然是Muse。在过去的10年里，这支华丽而神经质的乐队就一直被奉为Queen的接班人；而他们也像当年在巴塞罗那的Queen一样，演唱了奥运会主题曲。这首名为“Survival”的进行曲来势汹汹，在开幕式上伴随着运动员们入场，在颁奖环节中屡屡响起，又在闭幕式上由乐队现场演出。与Arctic Monkeys在开幕式上翻唱“Come Together”时的其乐融融不同，Muse在这首歌里毫不掩盖自己缔造经典的野心。“竞赛，人生是一场竞赛，”Matt Bellamy唱道，其好胜的劲头不亚于任何一位参赛运动员。“我要赢！”
如此直白的表达对Muse的歌迷们来说并不陌生。1994年，Muse组建于德文郡的Teignmouth，当时几位成员都刚刚度过青春期，又正当Brit-pop运动蒸蒸日上之时。从那时起，他们就从未试图掩饰自己的野心；如今快20年过去了，“Survival”依然用堪比“Bohemian Rhapsody”的歌剧摇滚编曲和宏大气势，再次挑战了Muse的自我极限。最终，这首“混合了怪诞歌剧和纯正金属”的主题歌为Muse进一步确立了地位。这对乐队来讲至关重要：尽管他们曾在温布利大球场演出、卖出了1500多万张专辑并多次巡演，但似乎还有人怀疑这支艺术气息浓重的乐队有些不自量力。因此，他们还要继续证明自己。即将发行的《The 2nd Law》，Muse准备火力全开，向所有质疑的声音开炮。
我们的采访在伦敦一家私人会所的屋顶进行。Bellamy今天穿得很朴素，还留着整齐的小胡子，完全没有摇滚巨星的架势。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Muse之前的伦敦演唱会卖出了16万张门票，还由于Bellamy最近因为与美国女演员Kate Hudson约会而被狗仔队盯上了。他们在2010年春天相识，同年Hudson宣布怀孕；2011年4月，两人宣布订婚，Hudson在3个月后产下儿子Bingham Hawn Bellamy，小名叫Bing。
“我当时就在产房，”Bellamy回忆道，“整个生孩子的过程我都亲眼目睹。事实上，我当时抬着Kate的腿，眼看着孩子被弄出来。她不想让我看，可我还是看了，也算是尽了一份力。我当时满手都脏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吧。”这一切对那个曾坐在Teignmouth海滩上嘬苹果汁的毛头小子来讲，无疑显得异常遥远。但此时的Bellamy已做好了当父亲和丈夫的准备（两人尚未结婚），他时常穿梭于伦敦和洛杉矶之间，除了看老婆孩子之外，还会顺便拜访下鼓手Howard，因为后者也住在洛杉矶。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第二次与乐队见面的地点换在了洛杉矶的马蒙特酒店。这里曾是无数明星的狂欢之地，多名乐手和演艺名流都在曾此因服药过量被送进医院，还有人把命都留在了这里。
Muse乐队的成员们都很坦诚，也很亲和。他们告诉《Q》，在开始准备《The 2nd Law》之前的一年里，乐队基本处于赋闲状态。在谈到他们巴洛克式的表演风格时，Bellamy说：“我们完全不担心自己的古怪，来点搞笑的意识流不算什么。”他还承认，他每次听“Survival”都会情不自禁地大笑。如果你仔细观察，他唱到高潮处总会出现一种很搞笑的神情。“大家完全没必要在听歌的时候一本正经，”他说。“如果大家觉得好玩，那我也会很高兴并且会用最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
顾Muse之前的每张专辑，几乎都如太空旅行般宏伟刺激，且带有无尽的毁灭欲望；而《The 2nd Law》则将这些感觉推向极端。对外公布的第一首单曲“Madness”就融合了乐队标志性的电子/funk/R&B元素，在前两分钟里，器乐和伴唱部分完全被电子化处理，唯独Bellamy的人声被原样保留，听起来几乎有dubstep的感觉，随后渐渐进入高耸如云的桥段；而易于上口的动听旋律，则足以让任何讨厌Muse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随之哼唱。
回到之前提到的“Survival”，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乐队雇了一支唱诗班来伴唱。一提到这个，Bellamy忍不住又笑了：“听上去实在太庄严了，特别歌剧！说实话，最后出来的结果跟我最初设想的完全不同。不过这也是创作的乐趣所在：我们应该多写这种能挑战自己的东西，打破所有的自我认知。既然‘Survival’做到了这点，那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他停顿了一下，想了想继续说道：“我想在Muse演唱会上弄个飞艇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坐着它降落在体育场里。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只不过目前还没实现。”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Bellamy边说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盘肉酱面。来见我们之前，他刚从老婆孩子那里过来，这也多少成了他最近生活的主旋律。但与众多“从良”的摇滚明星不同，他很少抱怨现在的生活，也不常表现出对之前生活的怀念。其实在乐队成立初期，Bellamy也有过不少风流韵事；而在遇见Kate Hudson之前，他和一个叫Gaia Polloni的意大利女心理医生交往过很久，两人在米兰还同居过好多年。记得在当年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还潇洒地对记者说：“我从来不向往那种简简单单的生活。” 不过他也绝对不是那种滔滔不绝分享“爸爸经”的慈父。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好莱坞的生存法则。Kate Hudson的母亲是上世纪70年代好莱坞的红人Goldie Hawn，Kate在遇到Bellamy之前曾与摇滚歌手Chris Robinson（The Black Crowes乐队主唱）结过婚，并有一个8岁的儿子。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这些复杂的关系已经够受的了；再加上新爸爸们都会遭遇的睡眠障碍以及往返于伦敦和洛杉矶之间的时差，即使是再坚强的摇滚明星都不会感到轻松。
为了保持头脑清醒，Bellamy一直在喝浓缩咖啡。当我们问起新专辑的主题时，他长篇大论地谈起了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以及一堆热力学定律—专辑的名称就来自于其中的“第二定律”。“简单来说，第二定律讲的就是，如果没有能量的注入，任何系统都无法生存发展。”他解释道，“你看现在新闻里到处都是关于‘发展’的论调，似乎没人愿意承认我们已经达到了生存极限。专辑中的某些歌，比如‘Survival’，其实是在赞美人类的生存与进化能力，毕竟在经历了千百年后，我们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了下来。但人类发展到今天，几乎可以用肉眼看到万物崩塌的过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停挑战科学定律的过程。”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疑惑：Muse的发展逻辑不就是更大、更广、更疯吗？这不是与他反对的“扩张”逻辑相悖吗？
“没错！”Bellamy笑着回答道，“这正是这张专辑所要表达的，你可以听出我们在膨胀时所遭遇的自身问题。在Muse的音乐里，我从来不避讳矛盾，也从不害怕对自我的考问。”
如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告诉Matt Bellamy在Teignmouth老家的乐手们，说此人必火，那他们肯定会先笑话你半天，然后把你打出镇子。Muse的前身叫“哥特瘟疫”（Gothic Plague），在1994年左右才正式更名。在之前的采访中，Muse的成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德文郡封闭的音乐环境，并表达了当时想逃出那里的愿望与决心。Bellamy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器乐摇滚乐队The Tornados的节奏吉他手，师从著名制作人Joe Meek，还在1962年有过一首叫“Telstar”的冠军单曲。但在随后几年里，他迅速从舞台跌入残酷现实，只能以开出租车为生，并在剑桥成家立业。在搬到Teignmouth后不久，他就与Bellamy的母亲离了婚。
当时小Bellamy只有10岁，整天穿着一套粉红色的荧光运动服，留着阿兵哥式的平寸头，即将进入叛逆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Dominic Howard。“Matt当时有个乐队，玩的都是特主流的流行音乐，跟他妈Dire Straits差不多的那种，”Howard回忆道。“实在太挫了。直到后来，我们听到了Ned’s Atomic Dustbin和Senseless Things这样的独立乐队后，口味才有所转变。”
后来在Bellamy家里，Howard开始给Bellamy放歌听，放完了还让Bellamy照着用吉他弹出来。出人意料的是，依然穿着粉红运动服的Bellamy弹得还不错。随后，Howard把他拉入了自己的乐队。“我当时的想法是，虽然这家伙看上去太二了，但他的确是个优秀的吉他手，所以沟通上应该没问题，”Howard说。此时是1993年，乐队的第三位成员Chris Wolstenholme正在一个叫Fixed Penalty的流行朋克乐队做鼓手。三人的相聚并非偶然。在整个镇子里，只有他们三个对音乐的态度还算严肃，并真心想做点东西出来。用Howard的话说：“我们仨用了5年时间，在德文郡一堆傻逼到不行的酒吧里喝了无数次酒，聊了一大堆天，最后走到了一起。”
即使在今天，他们也认为这5年的友谊是凝聚乐队的关键所在。在他们来到伦敦后，当务之急是建立乐队的名声，从无数赶夜场的平庸乐队里脱颖而出。
之所以选择Bellamy做主唱，也算是无奈之举。“他当时根本不想唱歌，”Howard说。“但我和Chris也都不想唱，所以他其实算是被迫成为主唱的。”
Bellamy承认，他当年差点走上一条不归路。“我的青少年时期非常混乱，”他说，“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跟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那人是个毒贩子，后来被抓进去了。现在看来，我当时差点就跟他一起进去了，所以是玩乐队拯救了我。”
三人面对的另一次重大选择是在1997年。当时他们的朋友都去上大学了，而Bellamy、Wolstenholme和Howard却选择了远离校园。其实这三位好基友一开始也想过去上学，但却因无法进入同一所大学而放弃了这个想法。“当时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四年了，”Wolstenholme说，“所以我们脑子全都是音乐，而且特确定要以做音乐为生。”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挣扎之后，Muse开始时来运转。他们先是在曾为The Stone Roses和Robert Plant录过音的Sawmills录音棚得到了一次免费录音的机会，又在星探云集的曼彻斯特In The City音乐节上演出，直到最后获得了去洛杉矶面试的机会（牵线人是The Sex Pistols的吉他手Steve Jones）并最终签约了麦当娜旗下的Maverick厂牌。1999年，Maverick为他们发行了首张专辑《Showbiz》，里面的歌词充斥着对“Teignmouth这样的破地方”的不满。不巧的是，当时英国的另一支乐队Radiohead还没经历《Kid-A》中的转型，导致很多人批评Muse是在模仿他们。其实当时的情况是，Bellamy刚刚学会了飙高音，除此之外他们在音乐上与Radiohead并无太多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3年里，Muse经历了马不停蹄的巡演，其间还要为新专辑做准备。2001年，乐队发行了第二张专辑《Origin Of Symmetry》，此时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本，在能容纳1.2万人的伦敦Docklands Arena演出。乐队的信心逐步增长，并在2003年以第三张专辑《Absolution》赢得了评论界一边倒的赞誉和销量长红。 “其实在乐队刚成立的那段时间，我一直都是个挺内向的人，”Bellamy回忆道，“直到出了3张专辑之后，我才真正放开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自信让我在演出时挥洒自如，脑子里想的只有怎么把那个曾经羞答答的小男孩击倒。”
据Howard说，其实Bellamy经常主动揽过很多重任，而且一直在为难自己。甚至在大约2005年左右，Muse曾濒临解散的边缘。
“当时我的确想过解散乐队，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享受舞台，”Bellamy接着说，“我当时常觉得自己挺荒唐的，于是在台上，我就不停告诉自己，也许明天Muse就解散了，还不如好好享受当下。奇妙的是，当我开始不顾忌别人的想法时，一切都迎刃而解。我们开始玩更猛烈的东西，这种劲头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什么都不管，按着自己的想法走，爱他妈干吗就干吗。”他笑着说。
在《Absolution》的宣传巡演结束后，Bellamy以“单程砸烂最多把吉他”的名义，被收录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在18个月里砸烂了140把吉他。对于这个数据，Bellamy表示怀疑。不过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吧！
Dominic Howard的确是个无忧无虑的典型。“有一次，Queen的鼓手Roger Taylor对我们说，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玩得尽兴。”他说，“我们一直记得这句话。”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都面带笑容地坐在长椅上。金色的头发，皮肤略微有些黑，忽闪着蓝色的眼睛，穿着一件带十字架的哥特T恤—他已经越来越像洛杉矶的常住居民了。和Bellamy的疲惫不同，他完全没受时差影响，一直都神采奕奕。难道往返于伦敦和洛杉矶之间对他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吗？“来几杯俄罗斯骡子酒（Moscow Mules）就解决了。”他回答道。
Howard对洛杉矶的爱溢于言表。他喜欢这里的摇滚精神，喜欢日落大道，喜欢好莱坞，喜欢那些从不关门的摇滚酒吧。“在伦敦，政府把酒吧拆了建地铁；而在这里，理想主义依然鲜活。”他解释说。此时Bellamy插话进来，说Howard还在这里认识了Axl Rose的“万能助理”，据说此人在Axl巡演时对其照顾极其周全（包括每到一处就在当地找“果儿”）。“搞不好哪天你就成第二个Axl Rose了。”他笑着说。
然人们都将目光聚焦在Bellamy身上，但Howard对Muse的发展壮大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就在3年前的Glastonbury音乐节上，这位甘做绿叶的英雄却经历了大喜大悲。“当时我们仨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有多他妈牛逼，因为大家的家人都在后台看着，”Chris Wolstenholme回忆道，“结果我们演得棒极了，下台后就开始狂欢，在泥水里蹦跳。然后突然，有人告诉我们Howard的父亲Bill因为心脏病突发晕倒了。”
62岁的Bill在晕倒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世了。“当时真是大喜大悲，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Howard苦笑着说。“至少让人欣慰的是，他在离开人世之前目睹了我们最精彩的演出。”乐队当即取消了安排好的计划，给Howard留出时间回Teignmouth处理后事。几个星期后，他又重新归队。
“我只能接受现实。”他对我解释道，“时间才是唯一的解药。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不孝顺，但连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劝我，说只有继续自己的生活才能帮助更快地恢复。于是我只能重新回来工作了。”
此时距离Muse组建已有10年时间，这几个未满30岁的年轻人也已经历了足够多的人生变迁。他们无暇顾及太多，只能选择继续前行。
虽然Muse一直秉承着“越大越好”的理念，但在他们急速追求成功的热情背后，是源于真实生活的坚实根基，令乐队在狂奔的道路上有所依靠。贝斯手Chris Wolstenholme对此就体会颇深：他在随Muse离开德文郡之前，就已和女朋友Kelly交往多年；两人于2003年12月完婚，目前已有6个孩子。
“早点找到灵魂伴侣其实挺好的，”Wolstenholme解释说，“我和Kelly在Muse成名前就在一起了，她太了解我了。我很难想象再跟其他人有这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1999年受到了考验，当时Kelly第一次怀孕，Muse也恰好拿到了第一份唱片合同。“你丫怎么想的啊？！”乐队其他两位成员不解地问。“我们可刚签了张新唱片合同啊！”表面上看，似乎Wolstenholme必须在上路巡演和放弃梦想之间选择其一，但最终他决定平衡二者。在2004年宣传《Absolution》的巡演结束时，他和Kelly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孩子们跟着妈妈回到Teignmouth生活，而他们的摇滚爸爸则满地球飞着去赚钱。“我基本不着家。”Wolstenholme承认道，“我不想离开乐队，但当时的确很吃力，压力也很大。”
面对压力，他选择了借酒消愁。
“我喝酒不是为了装酷，”他说，“纯粹是因为对酒精产生了依赖。当时我演出前总要喝个五六瓶啤酒，基本没清醒着上过台。我从没产生过‘我真他妈是个摇滚明星啊’的感觉。酒精让我离摇滚越来越远。”除了内心的空虚，酒精也让Wolstenholme频繁缺席乐队排练。“我觉得自己当时根本没意识到，我的这些行为对Matt、Dominic、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
心理医生告诉他，这种上瘾式人格是遗传的。Wolstenholme表示赞同。他的父亲是个酒吧老板，在40岁时就因酗酒而去世。
“我亲眼目睹了他所经历的痛苦，”Wolstenholme说，“他不是在睡梦中离开的，而是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的。我不想像他那样，更不想让我的家人经受同样的折磨。”
于是他决定戒酒。但与戒除所有成瘾习惯一样，戒酒的副作用在Wolstenholme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觉得好像自己性格中突然少了点什么。但强大的精神支撑让他渡过了难关，好处也渐渐开始显现：在酗酒期间，他在演出结束后常常大汗淋漓；而在他戒酒后的第一场演出中（巧合的是，地点居然是Teignmouth），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畅快。“演出结束后，我特别惊喜地发现自己不光不累，而且腋下连汗迹都没有！真清爽啊……” 漫长而疲劳的《The Resistance》巡演中，Muse决定在每三场演出之间留出一周时间供大家休息，也是为了让Wolstenholme多一些时间与家人团聚。在此期间，Bellamy和他的意大利心理医生女朋友Gaia Polloni宣布分手，乐队的舞台置景费用逐渐增加，这些都曾对Muse的巨星之路产生了影响。
其中以舞台置景最为头疼。在这次巡演中，其中一幕要在台上搭3个形似纽约世贸中心的塔柱；演出开始时，在无数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冲击下，一层薄雾掀开，观众会看到Muse的3位成员分别站在3座塔柱上。整套表演看上去的确很震撼，但要有效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当时站在塔上的感觉就是：操你大爷的……怎么整啊？！我基本上不敢动，因为稍微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头朝下栽下去。我们仨当时只能通过随身携带的麦克风交流。玩得真挺悬的。”Bellamy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在墨西哥城演出时，人们一听到‘Uprising’就炸开了锅，跳得整个场馆地动山摇，搞得我不得不跪塔柱上，否则真的容易掉下去。”
不过对于好脾气的Howard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看上去的确挺牛逼的，”他淡淡地说。“任何为了演出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2年7月初，Muse乐队作为伦敦奥运会的火炬手，在家乡Teignmouth参加了传递。此时，这些曾经的“外来人”已成了享誉国际的大明星，也瞬间被当地民众奉为“Teignmouth之光”。Wolstenholme告诉我们，Muse为这次传递还认真做了准备，可最后平均下来每人也就跑了300多米。一路上，乐队成员的家人和朋友们纷纷前来助阵，其中不乏Bellamy的各色前女友们。真尴尬啊。
Wolstenholme现在已经滴酒不沾。“戒酒是完全可行的，”他说。“没有任何酒精或药物，也能快乐地生活。”不过他已经把老婆孩子接到了伦敦的萨里郊区，Bellamy和Howard也都在那里买了房子—看来他们是真准备继续工作生活两不误了。“这样也挺好的。”Wolstenholme说，“我们基本是按照朝九晚五的时间来做《The 2nd Law》的。出门前能跟孩子们吃个早饭，去录音室上六七个小时的班，然后回家吃饭，感觉就像上班族一样。”现在有了Wolstenholme的鼎力相助，Bellamy不再独挑大梁。他甚至还成功劝说了Wolstenholme在“Save Me”和“Liquid”两首歌里献声。
这一次，Muse似乎并不在乎专辑的反响如何。“我更担心一些更实际的东西，比如怎么搞一次大规模巡演之类的，”Bellamy告诉我们，“设备啊，屏幕啊，视频制作啊，团队啊，你知道管理一个55人的团队有多麻烦吗……我整天想这些事想得都睡不着。”
至于Howard，他觉得这种巡演前的时刻常常“充斥着紧张的氛围，就像要爆炸的气球一样”。他已经演腻了音乐节，而更想在体育场里搞演唱会。其中一个构思，就是带着一个写有“Muse乐队2012-2014年环球体育场巡演”字样的宇宙飞船模型上路。可后来发现，别说环球了，光把这个大家伙运到雷丁就挺困难。
“记得我们在温布利演出的时候，”Howard说，“有人问我们还能走多远，甚至有人直接说Muse要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完全不同意，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我们要做更多的巡演，这世界上还有地方我们没演过，比如印度、中国大陆还有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知道这些设想实现起来没那么容易，但只有想得远才能做得大。”
很显然，Muse这种动不动就大规模巡演的乐队经常需要停下来歇一歇。在本次新专辑欧洲巡演结束后，他们将花一个月的时间把所有设备和器材运到美国，而且只能选择海运。大家开玩笑说，Wolstenholme怕是得单独要辆大巴车，不然家里的6个孩子根本装不下；而也许刚当爸爸的Bellamy也可以加入他们。那Howard呢？“我还没玩够，”他说，“我将依然高举单身的旗帜！”
这支“不列颠超级天团”时隔3年再携新专辑回归之际，我们依然好奇：他们的野心是否有极限？“也许有吧，” Wolstenholme说。“没有哪支乐队能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但至少可以肯定，有一支乐队在为此做着尝试。我们生活在一个冷酷的时代，而且也许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也正因为如此，Muse华丽的排场和豪迈的野心才显得珍贵。在那些濒临崩溃的声音里，屹立的是对麻木的唤醒和对美好的承诺；而你我则在有限的几分钟的癫狂中，感受着胜利的荣耀。
Muse乐队新专辑《The 2nd Law》将于10月1日发行。
“我想在Muse演唱会上弄个飞艇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坐着它降落在体育场里。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只不过目前还没实现。”
—Matt Bellamy
疯狂的荣耀
现场直击Muse：无法言传的魅力
随着伦敦奥运会的全部比赛落下帷幕，各国运动员们都纷纷踏上归途；但对流行音乐迷们来说，他们却正为最后一场大party而蓄势待发—奥运会闭幕式成为了自1985年Live Aid后规模最大的“音乐春晚”。在这种场合表演的，通常会是英国最当红、最普世也被调侃最多的乐队，当Freddie Mercury和Bono们已渐行渐远之时，谁将成为新的国民乐队？
答案当然是Muse。在过去的10年里，这支华丽而神经质的乐队就一直被奉为Queen的接班人；而他们也像当年在巴塞罗那的Queen一样，演唱了奥运会主题曲。这首名为“Survival”的进行曲来势汹汹，在开幕式上伴随着运动员们入场，在颁奖环节中屡屡响起，又在闭幕式上由乐队现场演出。与Arctic Monkeys在开幕式上翻唱“Come Together”时的其乐融融不同，Muse在这首歌里毫不掩盖自己缔造经典的野心。“竞赛，人生是一场竞赛，”Matt Bellamy唱道，其好胜的劲头不亚于任何一位参赛运动员。“我要赢！”
如此直白的表达对Muse的歌迷们来说并不陌生。1994年，Muse组建于德文郡的Teignmouth，当时几位成员都刚刚度过青春期，又正当Brit-pop运动蒸蒸日上之时。从那时起，他们就从未试图掩饰自己的野心；如今快20年过去了，“Survival”依然用堪比“Bohemian Rhapsody”的歌剧摇滚编曲和宏大气势，再次挑战了Muse的自我极限。最终，这首“混合了怪诞歌剧和纯正金属”的主题歌为Muse进一步确立了地位。这对乐队来讲至关重要：尽管他们曾在温布利大球场演出、卖出了1500多万张专辑并多次巡演，但似乎还有人怀疑这支艺术气息浓重的乐队有些不自量力。因此，他们还要继续证明自己。即将发行的《The 2nd Law》，Muse准备火力全开，向所有质疑的声音开炮。
我们的采访在伦敦一家私人会所的屋顶进行。Bellamy今天穿得很朴素，还留着整齐的小胡子，完全没有摇滚巨星的架势。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Muse之前的伦敦演唱会卖出了16万张门票，还由于Bellamy最近因为与美国女演员Kate Hudson约会而被狗仔队盯上了。他们在2010年春天相识，同年Hudson宣布怀孕；2011年4月，两人宣布订婚，Hudson在3个月后产下儿子Bingham Hawn Bellamy，小名叫Bing。
“我当时就在产房，”Bellamy回忆道，“整个生孩子的过程我都亲眼目睹。事实上，我当时抬着Kate的腿，眼看着孩子被弄出来。她不想让我看，可我还是看了，也算是尽了一份力。我当时满手都脏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吧。”这一切对那个曾坐在Teignmouth海滩上嘬苹果汁的毛头小子来讲，无疑显得异常遥远。但此时的Bellamy已做好了当父亲和丈夫的准备（两人尚未结婚），他时常穿梭于伦敦和洛杉矶之间，除了看老婆孩子之外，还会顺便拜访下鼓手Howard，因为后者也住在洛杉矶。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第二次与乐队见面的地点换在了洛杉矶的马蒙特酒店。这里曾是无数明星的狂欢之地，多名乐手和演艺名流都在曾此因服药过量被送进医院，还有人把命都留在了这里。
Muse乐队的成员们都很坦诚，也很亲和。他们告诉《Q》，在开始准备《The 2nd Law》之前的一年里，乐队基本处于赋闲状态。在谈到他们巴洛克式的表演风格时，Bellamy说：“我们完全不担心自己的古怪，来点搞笑的意识流不算什么。”他还承认，他每次听“Survival”都会情不自禁地大笑。如果你仔细观察，他唱到高潮处总会出现一种很搞笑的神情。“大家完全没必要在听歌的时候一本正经，”他说。“如果大家觉得好玩，那我也会很高兴并且会用最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
顾Muse之前的每张专辑，几乎都如太空旅行般宏伟刺激，且带有无尽的毁灭欲望；而《The 2nd Law》则将这些感觉推向极端。对外公布的第一首单曲“Madness”就融合了乐队标志性的电子/funk/R&B元素，在前两分钟里，器乐和伴唱部分完全被电子化处理，唯独Bellamy的人声被原样保留，听起来几乎有dubstep的感觉，随后渐渐进入高耸如云的桥段；而易于上口的动听旋律，则足以让任何讨厌Muse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随之哼唱。
回到之前提到的“Survival”，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乐队雇了一支唱诗班来伴唱。一提到这个，Bellamy忍不住又笑了：“听上去实在太庄严了，特别歌剧！说实话，最后出来的结果跟我最初设想的完全不同。不过这也是创作的乐趣所在：我们应该多写这种能挑战自己的东西，打破所有的自我认知。既然‘Survival’做到了这点，那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他停顿了一下，想了想继续说道：“我想在Muse演唱会上弄个飞艇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坐着它降落在体育场里。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只不过目前还没实现。”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Bellamy边说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盘肉酱面。来见我们之前，他刚从老婆孩子那里过来，这也多少成了他最近生活的主旋律。但与众多“从良”的摇滚明星不同，他很少抱怨现在的生活，也不常表现出对之前生活的怀念。其实在乐队成立初期，Bellamy也有过不少风流韵事；而在遇见Kate Hudson之前，他和一个叫Gaia Polloni的意大利女心理医生交往过很久，两人在米兰还同居过好多年。记得在当年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还潇洒地对记者说：“我从来不向往那种简简单单的生活。” 不过他也绝对不是那种滔滔不绝分享“爸爸经”的慈父。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好莱坞的生存法则。Kate Hudson的母亲是上世纪70年代好莱坞的红人Goldie Hawn，Kate在遇到Bellamy之前曾与摇滚歌手Chris Robinson（The Black Crowes乐队主唱）结过婚，并有一个8岁的儿子。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这些复杂的关系已经够受的了；再加上新爸爸们都会遭遇的睡眠障碍以及往返于伦敦和洛杉矶之间的时差，即使是再坚强的摇滚明星都不会感到轻松。
为了保持头脑清醒，Bellamy一直在喝浓缩咖啡。当我们问起新专辑的主题时，他长篇大论地谈起了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以及一堆热力学定律—专辑的名称就来自于其中的“第二定律”。“简单来说，第二定律讲的就是，如果没有能量的注入，任何系统都无法生存发展。”他解释道，“你看现在新闻里到处都是关于‘发展’的论调，似乎没人愿意承认我们已经达到了生存极限。专辑中的某些歌，比如‘Survival’，其实是在赞美人类的生存与进化能力，毕竟在经历了千百年后，我们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了下来。但人类发展到今天，几乎可以用肉眼看到万物崩塌的过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停挑战科学定律的过程。”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疑惑：Muse的发展逻辑不就是更大、更广、更疯吗？这不是与他反对的“扩张”逻辑相悖吗？
“没错！”Bellamy笑着回答道，“这正是这张专辑所要表达的，你可以听出我们在膨胀时所遭遇的自身问题。在Muse的音乐里，我从来不避讳矛盾，也从不害怕对自我的考问。”
如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告诉Matt Bellamy在Teignmouth老家的乐手们，说此人必火，那他们肯定会先笑话你半天，然后把你打出镇子。Muse的前身叫“哥特瘟疫”（Gothic Plague），在1994年左右才正式更名。在之前的采访中，Muse的成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德文郡封闭的音乐环境，并表达了当时想逃出那里的愿望与决心。Bellamy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器乐摇滚乐队The Tornados的节奏吉他手，师从著名制作人Joe Meek，还在1962年有过一首叫“Telstar”的冠军单曲。但在随后几年里，他迅速从舞台跌入残酷现实，只能以开出租车为生，并在剑桥成家立业。在搬到Teignmouth后不久，他就与Bellamy的母亲离了婚。
当时小Bellamy只有10岁，整天穿着一套粉红色的荧光运动服，留着阿兵哥式的平寸头，即将进入叛逆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Dominic Howard。“Matt当时有个乐队，玩的都是特主流的流行音乐，跟他妈Dire Straits差不多的那种，”Howard回忆道。“实在太挫了。直到后来，我们听到了Ned’s Atomic Dustbin和Senseless Things这样的独立乐队后，口味才有所转变。”
后来在Bellamy家里，Howard开始给Bellamy放歌听，放完了还让Bellamy照着用吉他弹出来。出人意料的是，依然穿着粉红运动服的Bellamy弹得还不错。随后，Howard把他拉入了自己的乐队。“我当时的想法是，虽然这家伙看上去太二了，但他的确是个优秀的吉他手，所以沟通上应该没问题，”Howard说。此时是1993年，乐队的第三位成员Chris Wolstenholme正在一个叫Fixed Penalty的流行朋克乐队做鼓手。三人的相聚并非偶然。在整个镇子里，只有他们三个对音乐的态度还算严肃，并真心想做点东西出来。用Howard的话说：“我们仨用了5年时间，在德文郡一堆傻逼到不行的酒吧里喝了无数次酒，聊了一大堆天，最后走到了一起。”
即使在今天，他们也认为这5年的友谊是凝聚乐队的关键所在。在他们来到伦敦后，当务之急是建立乐队的名声，从无数赶夜场的平庸乐队里脱颖而出。
之所以选择Bellamy做主唱，也算是无奈之举。“他当时根本不想唱歌，”Howard说。“但我和Chris也都不想唱，所以他其实算是被迫成为主唱的。”
Bellamy承认，他当年差点走上一条不归路。“我的青少年时期非常混乱，”他说，“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跟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那人是个毒贩子，后来被抓进去了。现在看来，我当时差点就跟他一起进去了，所以是玩乐队拯救了我。”
三人面对的另一次重大选择是在1997年。当时他们的朋友都去上大学了，而Bellamy、Wolstenholme和Howard却选择了远离校园。其实这三位好基友一开始也想过去上学，但却因无法进入同一所大学而放弃了这个想法。“当时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四年了，”Wolstenholme说，“所以我们脑子全都是音乐，而且特确定要以做音乐为生。”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挣扎之后，Muse开始时来运转。他们先是在曾为The Stone Roses和Robert Plant录过音的Sawmills录音棚得到了一次免费录音的机会，又在星探云集的曼彻斯特In The City音乐节上演出，直到最后获得了去洛杉矶面试的机会（牵线人是The Sex Pistols的吉他手Steve Jones）并最终签约了麦当娜旗下的Maverick厂牌。1999年，Maverick为他们发行了首张专辑《Showbiz》，里面的歌词充斥着对“Teignmouth这样的破地方”的不满。不巧的是，当时英国的另一支乐队Radiohead还没经历《Kid-A》中的转型，导致很多人批评Muse是在模仿他们。其实当时的情况是，Bellamy刚刚学会了飙高音，除此之外他们在音乐上与Radiohead并无太多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3年里，Muse经历了马不停蹄的巡演，其间还要为新专辑做准备。2001年，乐队发行了第二张专辑《Origin Of Symmetry》，此时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本，在能容纳1.2万人的伦敦Docklands Arena演出。乐队的信心逐步增长，并在2003年以第三张专辑《Absolution》赢得了评论界一边倒的赞誉和销量长红。 “其实在乐队刚成立的那段时间，我一直都是个挺内向的人，”Bellamy回忆道，“直到出了3张专辑之后，我才真正放开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自信让我在演出时挥洒自如，脑子里想的只有怎么把那个曾经羞答答的小男孩击倒。”
据Howard说，其实Bellamy经常主动揽过很多重任，而且一直在为难自己。甚至在大约2005年左右，Muse曾濒临解散的边缘。
“当时我的确想过解散乐队，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享受舞台，”Bellamy接着说，“我当时常觉得自己挺荒唐的，于是在台上，我就不停告诉自己，也许明天Muse就解散了，还不如好好享受当下。奇妙的是，当我开始不顾忌别人的想法时，一切都迎刃而解。我们开始玩更猛烈的东西，这种劲头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什么都不管，按着自己的想法走，爱他妈干吗就干吗。”他笑着说。
在《Absolution》的宣传巡演结束后，Bellamy以“单程砸烂最多把吉他”的名义，被收录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在18个月里砸烂了140把吉他。对于这个数据，Bellamy表示怀疑。不过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吧！
Dominic Howard的确是个无忧无虑的典型。“有一次，Queen的鼓手Roger Taylor对我们说，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玩得尽兴。”他说，“我们一直记得这句话。”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都面带笑容地坐在长椅上。金色的头发，皮肤略微有些黑，忽闪着蓝色的眼睛，穿着一件带十字架的哥特T恤—他已经越来越像洛杉矶的常住居民了。和Bellamy的疲惫不同，他完全没受时差影响，一直都神采奕奕。难道往返于伦敦和洛杉矶之间对他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吗？“来几杯俄罗斯骡子酒（Moscow Mules）就解决了。”他回答道。
Howard对洛杉矶的爱溢于言表。他喜欢这里的摇滚精神，喜欢日落大道，喜欢好莱坞，喜欢那些从不关门的摇滚酒吧。“在伦敦，政府把酒吧拆了建地铁；而在这里，理想主义依然鲜活。”他解释说。此时Bellamy插话进来，说Howard还在这里认识了Axl Rose的“万能助理”，据说此人在Axl巡演时对其照顾极其周全（包括每到一处就在当地找“果儿”）。“搞不好哪天你就成第二个Axl Rose了。”他笑着说。
然人们都将目光聚焦在Bellamy身上，但Howard对Muse的发展壮大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就在3年前的Glastonbury音乐节上，这位甘做绿叶的英雄却经历了大喜大悲。“当时我们仨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有多他妈牛逼，因为大家的家人都在后台看着，”Chris Wolstenholme回忆道，“结果我们演得棒极了，下台后就开始狂欢，在泥水里蹦跳。然后突然，有人告诉我们Howard的父亲Bill因为心脏病突发晕倒了。”
62岁的Bill在晕倒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世了。“当时真是大喜大悲，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Howard苦笑着说。“至少让人欣慰的是，他在离开人世之前目睹了我们最精彩的演出。”乐队当即取消了安排好的计划，给Howard留出时间回Teignmouth处理后事。几个星期后，他又重新归队。
“我只能接受现实。”他对我解释道，“时间才是唯一的解药。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不孝顺，但连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劝我，说只有继续自己的生活才能帮助更快地恢复。于是我只能重新回来工作了。”
此时距离Muse组建已有10年时间，这几个未满30岁的年轻人也已经历了足够多的人生变迁。他们无暇顾及太多，只能选择继续前行。
虽然Muse一直秉承着“越大越好”的理念，但在他们急速追求成功的热情背后，是源于真实生活的坚实根基，令乐队在狂奔的道路上有所依靠。贝斯手Chris Wolstenholme对此就体会颇深：他在随Muse离开德文郡之前，就已和女朋友Kelly交往多年；两人于2003年12月完婚，目前已有6个孩子。
“早点找到灵魂伴侣其实挺好的，”Wolstenholme解释说，“我和Kelly在Muse成名前就在一起了，她太了解我了。我很难想象再跟其他人有这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1999年受到了考验，当时Kelly第一次怀孕，Muse也恰好拿到了第一份唱片合同。“你丫怎么想的啊？！”乐队其他两位成员不解地问。“我们可刚签了张新唱片合同啊！”表面上看，似乎Wolstenholme必须在上路巡演和放弃梦想之间选择其一，但最终他决定平衡二者。在2004年宣传《Absolution》的巡演结束时，他和Kelly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孩子们跟着妈妈回到Teignmouth生活，而他们的摇滚爸爸则满地球飞着去赚钱。“我基本不着家。”Wolstenholme承认道，“我不想离开乐队，但当时的确很吃力，压力也很大。”
面对压力，他选择了借酒消愁。
“我喝酒不是为了装酷，”他说，“纯粹是因为对酒精产生了依赖。当时我演出前总要喝个五六瓶啤酒，基本没清醒着上过台。我从没产生过‘我真他妈是个摇滚明星啊’的感觉。酒精让我离摇滚越来越远。”除了内心的空虚，酒精也让Wolstenholme频繁缺席乐队排练。“我觉得自己当时根本没意识到，我的这些行为对Matt、Dominic、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
心理医生告诉他，这种上瘾式人格是遗传的。Wolstenholme表示赞同。他的父亲是个酒吧老板，在40岁时就因酗酒而去世。
“我亲眼目睹了他所经历的痛苦，”Wolstenholme说，“他不是在睡梦中离开的，而是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的。我不想像他那样，更不想让我的家人经受同样的折磨。”
于是他决定戒酒。但与戒除所有成瘾习惯一样，戒酒的副作用在Wolstenholme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觉得好像自己性格中突然少了点什么。但强大的精神支撑让他渡过了难关，好处也渐渐开始显现：在酗酒期间，他在演出结束后常常大汗淋漓；而在他戒酒后的第一场演出中（巧合的是，地点居然是Teignmouth），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畅快。“演出结束后，我特别惊喜地发现自己不光不累，而且腋下连汗迹都没有！真清爽啊……” 漫长而疲劳的《The Resistance》巡演中，Muse决定在每三场演出之间留出一周时间供大家休息，也是为了让Wolstenholme多一些时间与家人团聚。在此期间，Bellamy和他的意大利心理医生女朋友Gaia Polloni宣布分手，乐队的舞台置景费用逐渐增加，这些都曾对Muse的巨星之路产生了影响。
其中以舞台置景最为头疼。在这次巡演中，其中一幕要在台上搭3个形似纽约世贸中心的塔柱；演出开始时，在无数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冲击下，一层薄雾掀开，观众会看到Muse的3位成员分别站在3座塔柱上。整套表演看上去的确很震撼，但要有效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当时站在塔上的感觉就是：操你大爷的……怎么整啊？！我基本上不敢动，因为稍微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头朝下栽下去。我们仨当时只能通过随身携带的麦克风交流。玩得真挺悬的。”Bellamy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在墨西哥城演出时，人们一听到‘Uprising’就炸开了锅，跳得整个场馆地动山摇，搞得我不得不跪塔柱上，否则真的容易掉下去。”
不过对于好脾气的Howard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看上去的确挺牛逼的，”他淡淡地说。“任何为了演出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2年7月初，Muse乐队作为伦敦奥运会的火炬手，在家乡Teignmouth参加了传递。此时，这些曾经的“外来人”已成了享誉国际的大明星，也瞬间被当地民众奉为“Teignmouth之光”。Wolstenholme告诉我们，Muse为这次传递还认真做了准备，可最后平均下来每人也就跑了300多米。一路上，乐队成员的家人和朋友们纷纷前来助阵，其中不乏Bellamy的各色前女友们。真尴尬啊。
Wolstenholme现在已经滴酒不沾。“戒酒是完全可行的，”他说。“没有任何酒精或药物，也能快乐地生活。”不过他已经把老婆孩子接到了伦敦的萨里郊区，Bellamy和Howard也都在那里买了房子—看来他们是真准备继续工作生活两不误了。“这样也挺好的。”Wolstenholme说，“我们基本是按照朝九晚五的时间来做《The 2nd Law》的。出门前能跟孩子们吃个早饭，去录音室上六七个小时的班，然后回家吃饭，感觉就像上班族一样。”现在有了Wolstenholme的鼎力相助，Bellamy不再独挑大梁。他甚至还成功劝说了Wolstenholme在“Save Me”和“Liquid”两首歌里献声。
这一次，Muse似乎并不在乎专辑的反响如何。“我更担心一些更实际的东西，比如怎么搞一次大规模巡演之类的，”Bellamy告诉我们，“设备啊，屏幕啊，视频制作啊，团队啊，你知道管理一个55人的团队有多麻烦吗……我整天想这些事想得都睡不着。”
至于Howard，他觉得这种巡演前的时刻常常“充斥着紧张的氛围，就像要爆炸的气球一样”。他已经演腻了音乐节，而更想在体育场里搞演唱会。其中一个构思，就是带着一个写有“Muse乐队2012-2014年环球体育场巡演”字样的宇宙飞船模型上路。可后来发现，别说环球了，光把这个大家伙运到雷丁就挺困难。
“记得我们在温布利演出的时候，”Howard说，“有人问我们还能走多远，甚至有人直接说Muse要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完全不同意，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我们要做更多的巡演，这世界上还有地方我们没演过，比如印度、中国大陆还有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知道这些设想实现起来没那么容易，但只有想得远才能做得大。”
很显然，Muse这种动不动就大规模巡演的乐队经常需要停下来歇一歇。在本次新专辑欧洲巡演结束后，他们将花一个月的时间把所有设备和器材运到美国，而且只能选择海运。大家开玩笑说，Wolstenholme怕是得单独要辆大巴车，不然家里的6个孩子根本装不下；而也许刚当爸爸的Bellamy也可以加入他们。那Howard呢？“我还没玩够，”他说，“我将依然高举单身的旗帜！”
这支“不列颠超级天团”时隔3年再携新专辑回归之际，我们依然好奇：他们的野心是否有极限？“也许有吧，” Wolstenholme说。“没有哪支乐队能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但至少可以肯定，有一支乐队在为此做着尝试。我们生活在一个冷酷的时代，而且也许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也正因为如此，Muse华丽的排场和豪迈的野心才显得珍贵。在那些濒临崩溃的声音里，屹立的是对麻木的唤醒和对美好的承诺；而你我则在有限的几分钟的癫狂中，感受着胜利的荣耀。
Muse乐队新专辑《The 2nd Law》将于10月1日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