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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纪实作品能否虚构”是许多作者写作中都会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是涉及历史学、新闻学、文艺学等学科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鉴于近年来“纪实作品”日益发达，而对“能否虚构”这一问题又颇多分歧，本刊与《文汇读书周报》决定联合组织讨论，欢迎广大作者、读者踊跃来稿，各抒已见，以利于辨明真理，繁荣文化。
近来，有一类书卖得很红火，就是所谓“纪实作品”。此类书，有的称为“纪实文学”，有的简称“纪实”或“实录”，有的虽不标名号，但却以各种方式暗示或明白地告诉读者，写的是真人真事，属于“纪实体”之列。其内容，则以写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主。有些题材，历史家还来不及涉足，但“纪实”作者们反映迅速，动作敏捷，抛出了一本又一本著作。其题材之广泛，反映内幕之深入，发行面之广，数量之大，都足以令人吃惊。
“纪实”热，反映出老百姓想了解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这是一种正常的愿望，正当的愿望。
“纪实”热，反映出我们的史学著作和新闻报道还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前者常常太枯燥，后者常常太简略，套话、空话太多。于是，“纪实作品”或所谓“纪实文学”就应运而生了。
“纪实”好不好，当然好。它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不纪实，新闻和历史从何而来!然而，既然称为“纪实”，就不应虚构：不应编造历史或现实中没有的事件、情节，不应杜撰历史或现实中不曾有过的人物关系，不应无中生有地添加人物对活，进行心态和场景描写。如果资料不够，想象来凑，用虚构来填补历史或现实的空白，那怎么能称为“纪实”呢?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真实而不虚构的作品固然有，但虚构、半虚构、部分虚构，真真假假，三分真七分假，或者七分真三分假的“纪实”作品也不少。这类作品，大多标榜“史料翔实、丰富”，内容绝对真实，甚至比历史学家的著作还要真实，有的还声称拥有独家掌握或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写作上又比较生动。如此这般，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掏钱去买!
这样，问题就大了。一般老百姓工作繁忙，又限于条件，如何有可能去分辨真假?历史家虽然条件较好，但是，当一种又一种“纪实”作品铺天盖地卷来时，又如何能辨得过来!况且，许多“纪实”作品的作者又常常以亲历者、知情人、访问者自居，你又怎样去一一核实?当代人搞不清，查不明的问题，后人又如何搞得清，查得明?
于是，其结果就必然是：真假难分，误导读者：谬种流传，危害历史。
试看下列例子：
有一篇题为《邓小平七十年代的一次南巡》的作品，叙述1976年“文革”尚未结束时，邓小平曾南下广州，受到许世友保护，并在菜市场与群众见面。
还有一部题为《邓小平在1976》的书，叙述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局常委会上突报邓小平失踪，原来由于守门哨兵一时大意，邓小平散步时走出大门，坐车去见了叶剑英，并就危险时局闭门议事。
以上二例，最近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发表公开信说：“均系原作者之杜撰”，“根本没有这件事”。“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叶剑英”。(见《作家文摘》，1997年6月20日)
邓榕在公开信中还提出，有一部题为《邓小平的历程》的书，其中有一章《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描写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卓琳因耽心邓小平步彭德怀的后尘，劝邓小平讲话不要太直。对此，邓榕从中共的保密规定和卓琳的为人两方面否定了上述说法。邓榕称：卓琳与邓小平不仅是夫妻关系，更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典范。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包括面对大的政治冲击，卓琳对邓小平的支持始终不渝，绝不会劝其妥协。上述文章中所编撰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符合人物的本质。
以上云云，如果不是邓榕出面辨证，有谁会发现它们出于杜撰?流传下去，后人据以写入正史，岂不让正史失真!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不少。
有一部自称“首次披露”了中国出兵朝鲜“内幕”的书，在记述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等人会谈时，虚构了斯大林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斯大林与周恩来之间的大量对话。其实，当时维辛斯基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至于会谈地点，则在黑海附近的斯大林休养所，根本不在克里姆林宫。
有一部题为《中印战争实录》的书，以大量篇幅描写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主持军事会议，并且编造了许多毛泽东和陈毅的对话。其实，毛泽东只在进入北平之初在双清别墅住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何尝有过作者所描述的“西山军事会议”!
有一篇声称“根据贺子珍生前口述”写成的作品，绘形绘声地描写了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相见的诸多情节，如：在门外听到毛与彭德怀争吵，相见后与毛长篇对话，月下观景吟诗，康生告密，江青赶来大闹等，但是，经调查，除了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有过1个多小时的会见外，其他情节均属子虚乌有。(以上三例，参见徐焰著《“内幕”大曝光》，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还有：
有一篇写邓演达的作品，说邓在1927年春曾计划在庐山发动兵变，反对蒋介石。
有一部写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妻子安娜的作品，虚构了郭沫若的许多情诗和情书，蒙住了不少专业研究者，以为是郭沫若资料的重大发现!
一部写吴宓的作品，作者自称是吴38年的老朋友，但吴的三位女儿却联合发表声明：他们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一位老朋友；书中《吴宓求见邓小平》一节“内容失实，全无其事”。(见《文摘报》，1997年6月12日)
如此等等，情况不一。有的作品整体可信，虚构不实之处只是白璧微瑕；有的则是通篇胡编，信口开河。笔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许多例子，相信读者已经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难道我们的广大读者愿意读这种号称“纪实”但却掺水、掺假的作品吗?
难道我们的历史家能引用这种掺水、掺假的“纪实”作品吗?
难道我们的出版家应该出版这种掺水、掺假的“纪实”作品吗?
“修词立其诚。”真实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也是一切“纪实体”作品的最高原则。严肃的“纪实”作品绝不能允许任何成分的虚构在内。不应该牺牲真实性去换取生动性，更不应该为了发行数字去杜撰、编造。
这里，笔者要奉劝那些掌握了重要历史资料，特别是掌握了重要；口述资料的作者，不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这将会毁掉其真实部分。人们一旦发现其书有假，谁还会相信它是“信史”呢!
这里，笔者也要奉劝一切回忆录、口述史、访问记、人物传的作者，不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否则，你将无法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纪实作品”出现大量掺水、掺假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理论上陷入误区：以为我写的是“纪实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类型，自然可以虚构；或者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以为只要事件的大经大络真实，局部和细节的虚构无伤大雅。第二类是为了沽名钓誉，或为了增加商业价值，虽明知不应造假，但却有意作伪。情况不一样，对待的方法自然也不应该一样。但是，首先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澄清。
时人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实际上，历史是科学，文学是艺术，属于不同的行当。历史要求纪实，叙事求真、求信，载入史册的必须是生活中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还原历史本相，没有充分、可靠的文献或考古的根据，没有严肃、细致的社会调查或访问，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细节。文学则不然，它以生活为素材，但是，却不必拘泥于生活。它所写的，可能是生活中实有的，也可能是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甚至是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生活的基础上。为了塑造艺术典型，作家可以神游万仞，思接今古，虚构、想像、移植、集中，十八般武艺，一般一般都可以拿出来。因此，史与文，“纪实体”与“非纪实体”，两者各有其质的规定性，也各有其社会功能，不能混淆。混淆了，就驴不是驴，马不是马了。
当然，作家、艺术家们完全可以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进行创作，例如古之《三国演义》、三国戏，今之《少年天子》、《曾国藩》、《戊戌喋血录》、《辛亥风云录》以及谢晋编导的《鸦片战争》之类，但那称为历史小说、历史电影，并不称为“纪实文学”或“纪实电影”
当然，作家、艺术家(包括历史家)也可以在写真人真事时，力求使之有文采，有形象，做到既真实，又生动。此类写法，古人称为“踵事增华”，今人称为“调动艺术手段”，但是，不论是“踵事增华”，或“调动艺术手段”，都不意味着写“纪实作品”可以虚构。人们都知道，有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体裁——报告文学，那也是不允许虚构的。
纪实之与虚构，如水火之不相容，女口冰炭之不能共处。纪实，就不应虚构；一有虚构，就不应称为“纪实”。一切严肃的作者不应在“纪实”或“纪实文学”的盾牌之后任意编造、想象，制造混淆驴马的作品。
让我们都来保卫“纪实”的纯洁性吧!
近来，有一类书卖得很红火，就是所谓“纪实作品”。此类书，有的称为“纪实文学”，有的简称“纪实”或“实录”，有的虽不标名号，但却以各种方式暗示或明白地告诉读者，写的是真人真事，属于“纪实体”之列。其内容，则以写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主。有些题材，历史家还来不及涉足，但“纪实”作者们反映迅速，动作敏捷，抛出了一本又一本著作。其题材之广泛，反映内幕之深入，发行面之广，数量之大，都足以令人吃惊。
“纪实”热，反映出老百姓想了解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这是一种正常的愿望，正当的愿望。
“纪实”热，反映出我们的史学著作和新闻报道还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前者常常太枯燥，后者常常太简略，套话、空话太多。于是，“纪实作品”或所谓“纪实文学”就应运而生了。
“纪实”好不好，当然好。它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不纪实，新闻和历史从何而来!然而，既然称为“纪实”，就不应虚构：不应编造历史或现实中没有的事件、情节，不应杜撰历史或现实中不曾有过的人物关系，不应无中生有地添加人物对活，进行心态和场景描写。如果资料不够，想象来凑，用虚构来填补历史或现实的空白，那怎么能称为“纪实”呢?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真实而不虚构的作品固然有，但虚构、半虚构、部分虚构，真真假假，三分真七分假，或者七分真三分假的“纪实”作品也不少。这类作品，大多标榜“史料翔实、丰富”，内容绝对真实，甚至比历史学家的著作还要真实，有的还声称拥有独家掌握或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写作上又比较生动。如此这般，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掏钱去买!
这样，问题就大了。一般老百姓工作繁忙，又限于条件，如何有可能去分辨真假?历史家虽然条件较好，但是，当一种又一种“纪实”作品铺天盖地卷来时，又如何能辨得过来!况且，许多“纪实”作品的作者又常常以亲历者、知情人、访问者自居，你又怎样去一一核实?当代人搞不清，查不明的问题，后人又如何搞得清，查得明?
于是，其结果就必然是：真假难分，误导读者：谬种流传，危害历史。
试看下列例子：
有一篇题为《邓小平七十年代的一次南巡》的作品，叙述1976年“文革”尚未结束时，邓小平曾南下广州，受到许世友保护，并在菜市场与群众见面。
还有一部题为《邓小平在1976》的书，叙述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局常委会上突报邓小平失踪，原来由于守门哨兵一时大意，邓小平散步时走出大门，坐车去见了叶剑英，并就危险时局闭门议事。
以上二例，最近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发表公开信说：“均系原作者之杜撰”，“根本没有这件事”。“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叶剑英”。(见《作家文摘》，1997年6月20日)
邓榕在公开信中还提出，有一部题为《邓小平的历程》的书，其中有一章《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描写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卓琳因耽心邓小平步彭德怀的后尘，劝邓小平讲话不要太直。对此，邓榕从中共的保密规定和卓琳的为人两方面否定了上述说法。邓榕称：卓琳与邓小平不仅是夫妻关系，更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典范。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包括面对大的政治冲击，卓琳对邓小平的支持始终不渝，绝不会劝其妥协。上述文章中所编撰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符合人物的本质。
以上云云，如果不是邓榕出面辨证，有谁会发现它们出于杜撰?流传下去，后人据以写入正史，岂不让正史失真!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不少。
有一部自称“首次披露”了中国出兵朝鲜“内幕”的书，在记述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等人会谈时，虚构了斯大林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斯大林与周恩来之间的大量对话。其实，当时维辛斯基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至于会谈地点，则在黑海附近的斯大林休养所，根本不在克里姆林宫。
有一部题为《中印战争实录》的书，以大量篇幅描写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主持军事会议，并且编造了许多毛泽东和陈毅的对话。其实，毛泽东只在进入北平之初在双清别墅住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何尝有过作者所描述的“西山军事会议”!
有一篇声称“根据贺子珍生前口述”写成的作品，绘形绘声地描写了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相见的诸多情节，如：在门外听到毛与彭德怀争吵，相见后与毛长篇对话，月下观景吟诗，康生告密，江青赶来大闹等，但是，经调查，除了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有过1个多小时的会见外，其他情节均属子虚乌有。(以上三例，参见徐焰著《“内幕”大曝光》，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还有：
有一篇写邓演达的作品，说邓在1927年春曾计划在庐山发动兵变，反对蒋介石。
有一部写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妻子安娜的作品，虚构了郭沫若的许多情诗和情书，蒙住了不少专业研究者，以为是郭沫若资料的重大发现!
一部写吴宓的作品，作者自称是吴38年的老朋友，但吴的三位女儿却联合发表声明：他们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一位老朋友；书中《吴宓求见邓小平》一节“内容失实，全无其事”。(见《文摘报》，1997年6月12日)
如此等等，情况不一。有的作品整体可信，虚构不实之处只是白璧微瑕；有的则是通篇胡编，信口开河。笔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许多例子，相信读者已经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难道我们的广大读者愿意读这种号称“纪实”但却掺水、掺假的作品吗?
难道我们的历史家能引用这种掺水、掺假的“纪实”作品吗?
难道我们的出版家应该出版这种掺水、掺假的“纪实”作品吗?
“修词立其诚。”真实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也是一切“纪实体”作品的最高原则。严肃的“纪实”作品绝不能允许任何成分的虚构在内。不应该牺牲真实性去换取生动性，更不应该为了发行数字去杜撰、编造。
这里，笔者要奉劝那些掌握了重要历史资料，特别是掌握了重要；口述资料的作者，不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这将会毁掉其真实部分。人们一旦发现其书有假，谁还会相信它是“信史”呢!
这里，笔者也要奉劝一切回忆录、口述史、访问记、人物传的作者，不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否则，你将无法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纪实作品”出现大量掺水、掺假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理论上陷入误区：以为我写的是“纪实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类型，自然可以虚构；或者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以为只要事件的大经大络真实，局部和细节的虚构无伤大雅。第二类是为了沽名钓誉，或为了增加商业价值，虽明知不应造假，但却有意作伪。情况不一样，对待的方法自然也不应该一样。但是，首先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澄清。
时人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实际上，历史是科学，文学是艺术，属于不同的行当。历史要求纪实，叙事求真、求信，载入史册的必须是生活中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还原历史本相，没有充分、可靠的文献或考古的根据，没有严肃、细致的社会调查或访问，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细节。文学则不然，它以生活为素材，但是，却不必拘泥于生活。它所写的，可能是生活中实有的，也可能是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甚至是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生活的基础上。为了塑造艺术典型，作家可以神游万仞，思接今古，虚构、想像、移植、集中，十八般武艺，一般一般都可以拿出来。因此，史与文，“纪实体”与“非纪实体”，两者各有其质的规定性，也各有其社会功能，不能混淆。混淆了，就驴不是驴，马不是马了。
当然，作家、艺术家们完全可以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进行创作，例如古之《三国演义》、三国戏，今之《少年天子》、《曾国藩》、《戊戌喋血录》、《辛亥风云录》以及谢晋编导的《鸦片战争》之类，但那称为历史小说、历史电影，并不称为“纪实文学”或“纪实电影”
当然，作家、艺术家(包括历史家)也可以在写真人真事时，力求使之有文采，有形象，做到既真实，又生动。此类写法，古人称为“踵事增华”，今人称为“调动艺术手段”，但是，不论是“踵事增华”，或“调动艺术手段”，都不意味着写“纪实作品”可以虚构。人们都知道，有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体裁——报告文学，那也是不允许虚构的。
纪实之与虚构，如水火之不相容，女口冰炭之不能共处。纪实，就不应虚构；一有虚构，就不应称为“纪实”。一切严肃的作者不应在“纪实”或“纪实文学”的盾牌之后任意编造、想象，制造混淆驴马的作品。
让我们都来保卫“纪实”的纯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