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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陈静瑜说他的工作就像是一名传教士；最后一次见面，陈静瑜说他的工作就像是一个奴隶。
中国唯一一家开设独立的肺移植专科的医院，不在北京，不在上海，而在名头并不十分响亮的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作为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肺移植团队的带头人。从2002年首次主刀开展肺移植手术，到现在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累计完成了超过300例肺移植。今年一年，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手术完成数量预计将达到100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五。
对于很多外科医生来说，操持手术刀首先是一门手艺。这其中既含有“一技在手，吃喝不愁”的朴素生存观，也多少混合着情感的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科医生对陈静瑜而言就不仅是职业，而且是宗教。
陈静瑜从小就有对“手艺”的迷恋，这首先源自他的做纺织女工的母亲，和做钳工的父亲。凭着一套开模具的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在70年代就干起了“周末工程师”的活计。那时候，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蓬勃，很多工厂要造产品却没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和他在模具厂的同事组成一个团队，到了周末就下乡去“打野鸡”——帮助这些工厂制造模具，设计产品，作为第二职业补贴家用。从小学的时候开始，陈静瑜先是到父亲的工厂去玩，看父亲拿着各种工具干活，长大一些就跟着加入了“打野鸡”的队伍，有时帮着绘绘图纸，或者算一算三角函数，直到上大学以后都是如此。无论是锉刀、凿子、扳手，还是冲床、铣床、刨床，陈静瑜至今说起来仍然毫不陌生。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摄影/ 宦玮
但是，那时候陈静瑜梦想着的却是另一种手艺。他爱篆刻，爱画画，曾经一心想当艺术家。高考填报医学院的志愿，也并非陈静瑜自己的想法，而是仅凭舅妈的一句“当医生挺好的”，因为舅妈自己是医生，也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
命运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是坏事，陈静瑜很难想象，多年以后，外科医生这门手艺会带给他和绘画、篆刻相同的满足感。
在苏州医学院，陈静瑜的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因为他不太爱读书，只爱动手。所以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直接工作，完全没有考虑继续读研究生。
当年他被分配到无锡市肺结核病医院，这在同行看来没有什么前途。但陈静瑜等到了医院筹建胸外科，跟着外聘的专家一点一点学，专家主刀做手术，术前、术后管理则由他负责，做起了名副其实的24小时住院医师，终于成为无锡本地小有名气的胸外科医生。
2002年，陈静瑜39岁，从加拿大学习归来的他，成功为一名“肺气肿、毁损肺、严重呼吸衰竭”的患者实施了异体单肺移植手术。
陈静瑜“传教”，首先要传的是他的学生。传授技术之外，他更看重的是学生的闯劲。在他看来，跟着师傅学，即使学得再好，都只是外科医生的第一重境界。通过看书或者听别人讲解，自己回去动手做好，是第二重境界。而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则是既没有老师教，也没有同行说，更没有书本写，自己完完全全把一台“全新的”手术做成功。
学生之外，陈静瑜“传教”的重点对象是病人和家属。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做任何肺移植手术之前，都要把病人和家属一起叫来谈话，并且人来得越多越好。他还会强烈推荐病人自己去病房里，找肺移植术后的患者聊天，看看他们的实际情况。病人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陈静瑜就选择不做。因为中国的患者，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肺移植，很多甚至已经濒临死亡，陈静瑜的手术总是关乎生死。
陈静瑜和病人沟通的功夫，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但他之所以在这上面下如此大的力气，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害怕”。 做一台肺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万～50万人民币，并且目前大部分省市并没有把肺移植列入医保，相当多的病人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来救命的。手术成功，当然皆大欢喜；如果手术不成功，往往人财两空，医生瞬间就变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但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台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肺脏作为全身最大的免疫和开放器官之一，与其他器官移植相比，肺移植的术前准备和术后管理的难度都更大，因此术后的病死率也更高。
显然，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家属都很难接受亲人手术失败的结果。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更糟，有的家属会在手术失败以后，不断发信息斥责陈静瑜，“冷血”“残酷”，同时夹杂着威胁，“你当心一点，不会放过你”。
陈静瑜觉得委屈，觉得愤怒，因为他自认为手术本身“很完美”，并且术前告知也做得很充分，只是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但委屈和愤怒之外，面对这样的指责和威胁，陈静瑜什么都做不了，他更觉得无助。
“真的是很害怕。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医生，不能像国外的医生。外国的病人把医生作为上帝，因为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经济利益，病人花的钱是医保出的，医生就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他的宗旨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做不到。”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陈静瑜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奴隶，既是病人的奴隶，也是各种体制的奴隶。
奴隶的反面不是主人，而是自由人。陈静瑜羡慕国外的医生可以自由执业，甚至边旅行边工作，付出和回报相匹配。在他看来，把医生全部禁锢在公立医院，对医生和病人都不是好事。
“假如现在民营医院有一个好的平台，我肯定第一个会走，会离开公立医院。”同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他，今年的提案就是呼吁全面开放医院对社会资金的准入。“最好是人民医院边上，有一家外资的医院，相互之间竞争，这样的话对病人真正有利，医生也能得到尊重。”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外资医院进来，把国外对待病人的理念也带进来。”
有时候，做完手术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虽然是筋疲力尽，但只要手术成功，陈静瑜的满足感就会大大压过疲惫感。就像是刚刚结束一场战役，甚至是好几场——因为他可能一天要进行好几台手术。
中国唯一一家开设独立的肺移植专科的医院，不在北京，不在上海，而在名头并不十分响亮的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作为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肺移植团队的带头人。从2002年首次主刀开展肺移植手术，到现在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累计完成了超过300例肺移植。今年一年，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手术完成数量预计将达到100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五。
对于很多外科医生来说，操持手术刀首先是一门手艺。这其中既含有“一技在手，吃喝不愁”的朴素生存观，也多少混合着情感的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科医生对陈静瑜而言就不仅是职业，而且是宗教。
陈静瑜从小就有对“手艺”的迷恋，这首先源自他的做纺织女工的母亲，和做钳工的父亲。凭着一套开模具的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在70年代就干起了“周末工程师”的活计。那时候，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蓬勃，很多工厂要造产品却没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和他在模具厂的同事组成一个团队，到了周末就下乡去“打野鸡”——帮助这些工厂制造模具，设计产品，作为第二职业补贴家用。从小学的时候开始，陈静瑜先是到父亲的工厂去玩，看父亲拿着各种工具干活，长大一些就跟着加入了“打野鸡”的队伍，有时帮着绘绘图纸，或者算一算三角函数，直到上大学以后都是如此。无论是锉刀、凿子、扳手，还是冲床、铣床、刨床，陈静瑜至今说起来仍然毫不陌生。
但是，那时候陈静瑜梦想着的却是另一种手艺。他爱篆刻，爱画画，曾经一心想当艺术家。高考填报医学院的志愿，也并非陈静瑜自己的想法，而是仅凭舅妈的一句“当医生挺好的”，因为舅妈自己是医生，也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
命运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是坏事，陈静瑜很难想象，多年以后，外科医生这门手艺会带给他和绘画、篆刻相同的满足感。
在苏州医学院，陈静瑜的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因为他不太爱读书，只爱动手。所以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直接工作，完全没有考虑继续读研究生。
当年他被分配到无锡市肺结核病医院，这在同行看来没有什么前途。但陈静瑜等到了医院筹建胸外科，跟着外聘的专家一点一点学，专家主刀做手术，术前、术后管理则由他负责，做起了名副其实的24小时住院医师，终于成为无锡本地小有名气的胸外科医生。
2002年，陈静瑜39岁，从加拿大学习归来的他，成功为一名“肺气肿、毁损肺、严重呼吸衰竭”的患者实施了异体单肺移植手术。
陈静瑜“传教”，首先要传的是他的学生。传授技术之外，他更看重的是学生的闯劲。在他看来，跟着师傅学，即使学得再好，都只是外科医生的第一重境界。通过看书或者听别人讲解，自己回去动手做好，是第二重境界。而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则是既没有老师教，也没有同行说，更没有书本写，自己完完全全把一台“全新的”手术做成功。
学生之外，陈静瑜“传教”的重点对象是病人和家属。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做任何肺移植手术之前，都要把病人和家属一起叫来谈话，并且人来得越多越好。他还会强烈推荐病人自己去病房里，找肺移植术后的患者聊天，看看他们的实际情况。病人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陈静瑜就选择不做。因为中国的患者，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肺移植，很多甚至已经濒临死亡，陈静瑜的手术总是关乎生死。
陈静瑜和病人沟通的功夫，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但他之所以在这上面下如此大的力气，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害怕”。 做一台肺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万～50万人民币，并且目前大部分省市并没有把肺移植列入医保，相当多的病人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来救命的。手术成功，当然皆大欢喜；如果手术不成功，往往人财两空，医生瞬间就变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但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台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肺脏作为全身最大的免疫和开放器官之一，与其他器官移植相比，肺移植的术前准备和术后管理的难度都更大，因此术后的病死率也更高。
显然，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家属都很难接受亲人手术失败的结果。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更糟，有的家属会在手术失败以后，不断发信息斥责陈静瑜，“冷血”“残酷”，同时夹杂着威胁，“你当心一点，不会放过你”。
陈静瑜觉得委屈，觉得愤怒，因为他自认为手术本身“很完美”，并且术前告知也做得很充分，只是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但委屈和愤怒之外，面对这样的指责和威胁，陈静瑜什么都做不了，他更觉得无助。
“真的是很害怕。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医生，不能像国外的医生。外国的病人把医生作为上帝，因为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经济利益，病人花的钱是医保出的，医生就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他的宗旨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做不到。”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陈静瑜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奴隶，既是病人的奴隶，也是各种体制的奴隶。
奴隶的反面不是主人，而是自由人。陈静瑜羡慕国外的医生可以自由执业，甚至边旅行边工作，付出和回报相匹配。在他看来，把医生全部禁锢在公立医院，对医生和病人都不是好事。
“假如现在民营医院有一个好的平台，我肯定第一个会走，会离开公立医院。”同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他，今年的提案就是呼吁全面开放医院对社会资金的准入。“最好是人民医院边上，有一家外资的医院，相互之间竞争，这样的话对病人真正有利，医生也能得到尊重。”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外资医院进来，把国外对待病人的理念也带进来。”
有时候，做完手术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虽然是筋疲力尽，但只要手术成功，陈静瑜的满足感就会大大压过疲惫感。就像是刚刚结束一场战役，甚至是好几场——因为他可能一天要进行好几台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