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少年张衡与贾逵、鲍德的结识，将其引向求学和仕途之路。张衡在早期的文赋和诗歌创作中，都反映出他与二人的交往，是考证其文学创作变化的重要依据。文章主要探讨张衡早期与这两位师友的交往后对其文学创作，及此后仕途人生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张衡；贾逵；鲍德
中图分类号：1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1)02-0174-01
1 贾逵对张衡的影响
《后汉书·贾逵传》载：“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文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毂梁》之说。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日：‘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假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可见贾逵出身于儒学世家，精通古文经书，是当时古文经派的代表人物。建初元年，被诏入北宫白虎观，后“令其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期间，他上书章帝，指出古文经书符合帝制的需求，“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且认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永建五年，张衡《上陈事疏》，他对顺帝“圣思厌倦，制不专己，心不忍割，与众共威”的情况非常担忧，并对“群臣奢侈，昏跄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的现象提出警告，提醒顺帝“威不可分，德不可共”，“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可见，张衡有关加强皇权对政权的控制，削弱外戚、宦官在朝廷的特权，实现还政于帝的主张，都是继承了贾逵“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的儒家思想。张衡于和帝永元七年至永元十二年，在京师观太学，师从贾逵，学艺四年。当时“(逵)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深受和帝信任。贾逵曾投顺帝所好，附会图谶，因此显贵。后张衡于阳嘉二年上《请禁绝图谶疏》，认为“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并在文中借用“往者侍中贾逵口谶互异三十余事”，为反对图谶的论说寻找事例依据。在图谶问题上张衡体现出了与老师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迎面谀合，另一个却表现出对科学真理的坚持。“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后来回南阳读书成名的张衡，也被人誉为“南阳通人”，当也是对他的褒奖。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贾逵卒。可惜未能在张衡的文赋中，发现给贾逵作诔文，甚见遗憾。
贾逵曾在章帝：和帝时，就律历制度，多次上奏朝廷，参与讨论选择计算律历的几种方法，《后汉书律历志中》就有“贾逵论历”，集中记载了贾逵分别对《三统历》、《太初历》、《四分历》、《五纪论》及《九道法》等的演算，期间几经试用，发现《三统历》、《太初历》、《四分历》各有偏差，而《九道法》误差最小，故而建议运用“九道法”为律历制定的标准。贾逵在教授时，亦有《九道法》的传授。后在安帝延光二年时，身为公车司马令的张衡与尚书郎周兴参与的论历，认为应排除其它历法，“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后汉书·律历志》)，应当继续沿用“九道法”。最后，安帝听从了张衡等的建议，放弃对更换“九道法”计算律历的方案。师从贾逵，张衡一生受益良多。
2 鲍德对张衡的影响
《后汉书·鲍德传》载：鲍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灾荒，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餐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征拜大司农，卒于官。”鲍德任南阳太守期间，张衡都随从左右，各项政令的颁布，张衡都应草拟或参与，因此南阳的顺治，也应有张衡的一份功劳。且不论其臣僚关系，单从鲍德能在殇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的这七八年间，各郡国多地震、旱灾、水涝、大风的多灾之年里，能保证南阳正常的农业生产，并喜获丰收，已实属难得。在抓好郡内政治、法令稳定的同时，也不忘修学治教，尊老崇儒，使得南阳礼教兴盛，民众信服。这不论对张衡来讲，还是对其家乡来讲，都能造成深远的影响。张衡最初被选为南阳主簿时年仅23岁，当时的他对未来仕途和赏识他的上司是充满了希冀和感激之情的。因此，在《同声歌》里，张衡运用比兴的手法，以新婚的妻子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感受与期盼，借以抒发对鲍德感激。后为司徒吕盖、司农陈宠作诔文，虽张衡与其无多少交往，但鲍德与此二人关系甚密，尤其是司农陈宠。陈宠早年为州郡吏，曾辟鲍德父鲍昱府。章帝时为尚书，因主张以宽和政策治国，为帝所识。后因得罪权臣窦宪，章帝崩时，欲加害他，幸得鲍德的及时营救，出为太山太守才躲过一劫。因而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鲍德将祭祀故友的诔文交与张衡代为执笔，既是出于对其文笔的嘉赏，也是表明张衡深得鲍德的信任。其间又作《绶笥铭》。据《后汉书·鲍永传》记载，“德之曾祖宣，哀帝时司口校尉，为王莽所杀。祖永，光武时兖州牧。父昱，章帝时太尉”，至鲍德时，已四代为官，忠于汉室。“所谓‘先公绶笥’者，当为章帝所赐鲍昱之绶笥。和帝南巡至南阳时，诏德‘传世用之’。德于帝口銮之后，更命衡铭之也”。能将代表家族至高荣誉的铭文写作任务交予张衡，可见鲍德对其信任已超出了一般的臣僚关系。后鲍德拜大司农，按理应带张衡上京赴任，但在京官员所属部下，不受朝廷委任，不享朝廷俸禄，对张衡来说继续追随不利将来发展，唯有举孝廉、选异能才是正式入朝为官的正途。因而张衡辞官回籍读书，后出《二京赋》名动天下。永初五年，衡似因鲍德举荐，得选拜尚书郎中。鲍德对其有知遇之恩。这一年，张衡贡献颇多，研究《太玄》，作《太玄注》《玄图》。遗憾的是，同年鲍德病逝。张衡刚踏入仕途，他的引路人就辞世，这对张衡未来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张衡为其作诔文以纪念，于公于私，都寄予了无限的赞扬和感恩之情，既有对朝廷丧失重臣的惋惜，也有对恩师辞世的哀恸与遗憾——“命有不永，时不我与。天实为之，孰其能御。股肱或毁，何痛如之?国丧遗爱，如何无思”!文中总说其家族历代为官对朝廷的贡献，重点是对鲍德“守约勤学，克劳其形。睿哲之资，日就月成”的高格品质的由衷赞美。
鲍德对张衡的提携与欣赏，带领其踏上为国尽忠的仕途。其自身的清廉自律，对南阳大治的卓越政绩，及对教俗治学的推崇，对风化孝行的大力推广，不仅给南阳百姓带来了福祉，更在张衡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为张衡此后在朝为官能养成“道德漫流”、“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的“淑人君子”品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张衡；贾逵；鲍德
中图分类号：1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1)02-0174-01
1 贾逵对张衡的影响
《后汉书·贾逵传》载：“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文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毂梁》之说。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日：‘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假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可见贾逵出身于儒学世家，精通古文经书，是当时古文经派的代表人物。建初元年，被诏入北宫白虎观，后“令其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期间，他上书章帝，指出古文经书符合帝制的需求，“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且认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永建五年，张衡《上陈事疏》，他对顺帝“圣思厌倦，制不专己，心不忍割，与众共威”的情况非常担忧，并对“群臣奢侈，昏跄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的现象提出警告，提醒顺帝“威不可分，德不可共”，“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可见，张衡有关加强皇权对政权的控制，削弱外戚、宦官在朝廷的特权，实现还政于帝的主张，都是继承了贾逵“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的儒家思想。张衡于和帝永元七年至永元十二年，在京师观太学，师从贾逵，学艺四年。当时“(逵)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深受和帝信任。贾逵曾投顺帝所好，附会图谶，因此显贵。后张衡于阳嘉二年上《请禁绝图谶疏》，认为“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并在文中借用“往者侍中贾逵口谶互异三十余事”，为反对图谶的论说寻找事例依据。在图谶问题上张衡体现出了与老师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迎面谀合，另一个却表现出对科学真理的坚持。“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后来回南阳读书成名的张衡，也被人誉为“南阳通人”，当也是对他的褒奖。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贾逵卒。可惜未能在张衡的文赋中，发现给贾逵作诔文，甚见遗憾。
贾逵曾在章帝：和帝时，就律历制度，多次上奏朝廷，参与讨论选择计算律历的几种方法，《后汉书律历志中》就有“贾逵论历”，集中记载了贾逵分别对《三统历》、《太初历》、《四分历》、《五纪论》及《九道法》等的演算，期间几经试用，发现《三统历》、《太初历》、《四分历》各有偏差，而《九道法》误差最小，故而建议运用“九道法”为律历制定的标准。贾逵在教授时，亦有《九道法》的传授。后在安帝延光二年时，身为公车司马令的张衡与尚书郎周兴参与的论历，认为应排除其它历法，“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后汉书·律历志》)，应当继续沿用“九道法”。最后，安帝听从了张衡等的建议，放弃对更换“九道法”计算律历的方案。师从贾逵，张衡一生受益良多。
2 鲍德对张衡的影响
《后汉书·鲍德传》载：鲍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灾荒，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餐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征拜大司农，卒于官。”鲍德任南阳太守期间，张衡都随从左右，各项政令的颁布，张衡都应草拟或参与，因此南阳的顺治，也应有张衡的一份功劳。且不论其臣僚关系，单从鲍德能在殇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的这七八年间，各郡国多地震、旱灾、水涝、大风的多灾之年里，能保证南阳正常的农业生产，并喜获丰收，已实属难得。在抓好郡内政治、法令稳定的同时，也不忘修学治教，尊老崇儒，使得南阳礼教兴盛，民众信服。这不论对张衡来讲，还是对其家乡来讲，都能造成深远的影响。张衡最初被选为南阳主簿时年仅23岁，当时的他对未来仕途和赏识他的上司是充满了希冀和感激之情的。因此，在《同声歌》里，张衡运用比兴的手法，以新婚的妻子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感受与期盼，借以抒发对鲍德感激。后为司徒吕盖、司农陈宠作诔文，虽张衡与其无多少交往，但鲍德与此二人关系甚密，尤其是司农陈宠。陈宠早年为州郡吏，曾辟鲍德父鲍昱府。章帝时为尚书，因主张以宽和政策治国，为帝所识。后因得罪权臣窦宪，章帝崩时，欲加害他，幸得鲍德的及时营救，出为太山太守才躲过一劫。因而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鲍德将祭祀故友的诔文交与张衡代为执笔，既是出于对其文笔的嘉赏，也是表明张衡深得鲍德的信任。其间又作《绶笥铭》。据《后汉书·鲍永传》记载，“德之曾祖宣，哀帝时司口校尉，为王莽所杀。祖永，光武时兖州牧。父昱，章帝时太尉”，至鲍德时，已四代为官，忠于汉室。“所谓‘先公绶笥’者，当为章帝所赐鲍昱之绶笥。和帝南巡至南阳时，诏德‘传世用之’。德于帝口銮之后，更命衡铭之也”。能将代表家族至高荣誉的铭文写作任务交予张衡，可见鲍德对其信任已超出了一般的臣僚关系。后鲍德拜大司农，按理应带张衡上京赴任，但在京官员所属部下，不受朝廷委任，不享朝廷俸禄，对张衡来说继续追随不利将来发展，唯有举孝廉、选异能才是正式入朝为官的正途。因而张衡辞官回籍读书，后出《二京赋》名动天下。永初五年，衡似因鲍德举荐，得选拜尚书郎中。鲍德对其有知遇之恩。这一年，张衡贡献颇多，研究《太玄》，作《太玄注》《玄图》。遗憾的是，同年鲍德病逝。张衡刚踏入仕途，他的引路人就辞世，这对张衡未来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张衡为其作诔文以纪念，于公于私，都寄予了无限的赞扬和感恩之情，既有对朝廷丧失重臣的惋惜，也有对恩师辞世的哀恸与遗憾——“命有不永，时不我与。天实为之，孰其能御。股肱或毁，何痛如之?国丧遗爱，如何无思”!文中总说其家族历代为官对朝廷的贡献，重点是对鲍德“守约勤学，克劳其形。睿哲之资，日就月成”的高格品质的由衷赞美。
鲍德对张衡的提携与欣赏，带领其踏上为国尽忠的仕途。其自身的清廉自律，对南阳大治的卓越政绩，及对教俗治学的推崇，对风化孝行的大力推广，不仅给南阳百姓带来了福祉，更在张衡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为张衡此后在朝为官能养成“道德漫流”、“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的“淑人君子”品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