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她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地描绘卷翘的睫毛、整齐的刘海儿、鲜红的樱桃小嘴。我怀中的娃娃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出碎布头，给她做小帽子、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小泳衣。我妹妹羡慕极了，她有一个不成样子的小布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那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得像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
　　我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
　　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干什么？”小时候我若这样问妈妈，她必定掴我一巴掌。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却从未听说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抓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树上有紫红的桑葚，甚至可以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
　　跟着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约认得十来个字，我就不可一世起来。我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词典，坐在大门铁栅栏内，唱歌般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讶然侧耳，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于妈妈给我扎的两条小辫，自己对镜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花布条，左顾右盼，觉得美极了。我妈妈及大姨妈相偕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先是笑得前俯后仰，及看清是我，差点儿背过气去。
　　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用棕刷将每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撕去重来，抄毕，如同几十年前一样，在自己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
　　我的玩伴很多，不似現在的孩子，总是被封锁在各个单元里苦读。那时的邻居，常常不打招呼来到厨房撮一匙盐就走，说不定哪天突然下雨，回来就见你晾的床单已被叠好放在饭桌上。小孩子更是在各家随意走动，扁头啦，傻呆啦，各种绰号常常一生都甩不掉。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驯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
　　有一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将他们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不要我护送。
　　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处乱飞，为此不知吃了我妈妈多少巴掌，可她还是昂着头，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
　　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贪南风，铺竹席睡长廊。
　　我们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地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叫狼嚎。歌毕，立即跳下藤桌，趴在栏杆上往下瞧，数一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地拔嗓子有关。
　　呵，夏天最是快活，有长长的假期，我们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
　　过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灵敏，突然长高了许多。南方秋天的阳光最浓稠，而且不灼人，秋游野餐，秋季运动会陆续举行。
　　冬天也不错，人人想着过春节，穿新衣、拿压岁钱、放鞭炮，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前头等着，冬日的寒风又算什么！
　　我害怕春天的梅雨，因为买不起雨鞋。上学路上我的小布鞋就灌满了水，将我的脚浸泡整整一天。次日上学，鞋子仍是湿的，把脚伸进去时我总是咬着牙噙着泪。后来换成塑料凉鞋，脚仍是又湿又冷。
　　这么多年了，一到冬末我就开始病态地数着日子等梅雨。毛衣、被褥洗了又晒，梅雨还不来。我就焦灼不安，像小时丢了东西，回家等妈妈发火，妈妈脸上却不见动静，害得我做不了作业，眼睛随着妈妈的身影乱转。
　　所以，无论我那赶时髦的儿子怎样噘嘴跺脚抗议，每年雨季来临之前，我都要给他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
　　（从 容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舒婷散文》一书，金 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