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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3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快递公司的叔叔把一本小书递到了我的手中——深蓝的封面上，印着一弯月亮和一个骑在屋脊望月的孩子。这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二本译著《宇宙的孤儿》。
我把这本书反复翻过几遍，那份喜悦，和我出版第一本译著时相比，别是一种滋味，因为这一年我18岁，正是我的“成人礼”。
一、小小留学生：看动画片学日语
我6岁时随父母去了日本，在日本京都的上贺茂小学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
我是那所学校里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小小留学生”。我1989年出生在北京，3岁那年，父母双双去日本留学，我由于太小，则被送回到了东北小镇的老家，由爷爷和奶奶照顾。
那段时光的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从家门出去，对面是一座小山，右拐下坡是一家家常菜馆子(那里的锅包肉是我小时候的最爱，爷爷奶奶常买给我吃)，再往左走，就上了一条宽敞的、两旁都是大杨树的柏油路山坡。顺着这坡直着走上去，就是我的幼儿园和小学。对于那时候的我，这就是整个世界了。
然而有一件东西总能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那就是每到节日，父母从日本给我邮寄过来的装满点心和衣服玩具的大包裹。每当我收到这个“大爱心包”(那时的日本邮寄包上总是印着一颗红心)，我都会兴奋不已。好吃的点心和精致的玩具当然是主角，但还有一点，就是每次打开包裹时里头散发出来的香味——当时我叫它“日本味儿”——总是能把我带入幻想中的日本去。
在我幻想中的日本，空气中飘散着巧克力和饼干的香味，满大街都是高楼大厦，然后路上跑的车都是新干线型的，闪闪发亮。那个时候，我总是会坐在墙根上，吃着那些邮寄过来的洋点心，想日本的样子，想日本会不会也有像家门口一样的柏油路山坡，想我的父母什么时候会来接我。
这一想三年就过去了，在我六岁半的时候，父母将我接到了日本。不过初到日本的我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终于来到日本和父母在一起了，悲的是除了漂亮的高楼大厦外，我的“幻想日本”都没有成为现实。
新生活很快扑面而来，日语的五十音图还没背下来，我就已经开始在日本上小学一年级了。记得入学的第一天老师让大家做自我介绍，轮到我时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憋得满脸发热，最后只有拿起粉笔往黑板上写起了中文“我叫刘子亮，我来自中国”，10个大字引发了全班的一阵惊叹。虽然这自我介绍很不成功，但至少“我来自中国”这个意思应该算是传达成功了。
外语还真是应该在小时候学，小学上了不到三个月，我基本上就可以和班里的同学们正常交流了。说来这可多亏了当时正风靡日本的《龙珠》。开始上学时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我，心中却迫切渴望与小朋友一起玩，于是回家我就反复看从音像店租来的《龙珠》录像带，并把其中的台词背下来，在学校里一有人跟我说日语，我就猛背这些台词，感觉上很像在用日本语和同学们“交谈”。
谁知我背的偏偏都是“布尔马”(龙珠中的一个小女孩)的台词，导致有一段时间全班同学都认为我是“娘娘腔”。
二、日本私塾：打下我翻译日文作品的基础
日本的小学教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每天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三点放学，一天六节课外加一个中午午休，基本上放学后就是学生的自由时间了。日本小学的课程内容和安排，和回国后我所体验到的国内的小学很不同。他们不分主科副科，所有科目一律平等，包括语文、数学、理科(相当于我们的生物)、社会、美术、音乐、体育，内容很丰富。社会实践和亲自动手的内容很多，尤其是社会和理科两门课，经常会自愿组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再上课实践出去做调查，比如对我们居住地域、神社的布局、地下水设施等，回来之后再把自己小组的调查成果做成一个大的图文并展示给老师和其他同学们。
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是“独轮车”。在日本小学里，骑独轮车是一种最盛行的运动。我所在的小学里，四五百名学生，学校就配了70多辆独轮车摆在广场边。一下课学生们就都涌到广场上，找出一辆“最好骑”的独轮车呼呼地玩。几个人围着圈子骑，牵着手骑，甚至“飙”骑，花样繁多，一直到上课。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学校里提供那么多“独轮车”，但入乡随俗，骑独轮车成了我的一大爱好，而和一群朋友在广场上进行独轮车赛的情景，也成了我在日本小学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日本的课后班(非学校的)，也就是所谓的“私塾”特别发达。到了三年级左右，就发现放学后周围游戏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过会儿还有‘塾’，今天不玩了。”这是放学后对话中的高频用语。这很像国内的“补习班”，但不同的是日本学生对于这种私塾的依赖程度很高，家长们喜欢给自己的孩子报很多私塾，也就出现了“名牌”和“非名牌”私塾，而孩子上的私塾数量以及牌子也就成了家长之间衡量“谁的孩子优秀”的重要标准。
我在日本时，曾在私塾“公文式”学习。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名字在墙上的进度榜上只是和同学肩膀齐平，可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日语居然排到了前面。这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好胜心，我开始有意识猛力冲击日语，最后遥遥领先学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水准。
这时候开始，我大量地阅读夏目漱石、星新一等作家的小说集，这为我回国后翻译日文小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小说翻译：从沮丧到享受的过程
翻译这门看似和一个中学生没有任何关系的行当，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与翻译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3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从日本回国两年。我的父亲是一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他在翻译一篇日文文章，我就站在旁边看，感觉父亲就像在变魔法一样：阅读的是日语的文句，而在电脑屏幕上打出来的却是中文。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神奇!于是在父亲中间有事出去时，我就试着翻译了一段。父亲回来看到我翻译的那段文字，非常高兴地夸奖了我一番。
2003年春天，SARS爆发，包括学校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停止了工作，我也像其他小孩一样，整天闷在家里，对着电脑玩网络游戏。看到学业一天天荒废，父母给了我一个提议：“你为什么不找一本喜欢的日文书，试着翻译一下呢，”
对啊!我为什么不试试呢?我的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本书，那就是我在日本时很喜欢读的校园小说《冲向明天!我们的大冒险》(200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时译名改为《了不起的劣等生》)。
我的第一本书的翻译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我很兴奋，制订了每天翻译2000字的计划。可真正做起来，情况很快就不一样了，翻译一部小说，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句型、前后文、选词、语言结构……最初的热情很快冷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枯燥感、反感还有 对游戏的渴望。可按照我最初的计划，每天不翻完2000字，是没有办法去玩游戏的，这2000字，是我进入“游乐园”的“门票”。
翻译的过程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与不满的阶段，每一天的翻译工作都是在焦虑和烦躁中被迫做完。不知多少回，我拼命地敲打键盘，然后充满期待地打开字数统计，最后对着不到2000的数字失望地垂下头：2000竟显得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还要遥远!
这使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一直很沮丧。直到有一天，在焦虑和烦躁中我忽然发现眼前的那本日文原著，已经翻过去了一大半。本来以为“这辈子都翻不完”的一本书，居然就快翻完了!
这是我成长过程中最严峻最困难的一次挑战，这对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更是“史无前例”!将最后一句话译完的那一刻，我的喜悦就不用多说了。
第一本译作对我最重要的意义，是它让我看到了“自己”，更重要的是，我成功地坚持做完了一件事。记得当时一位记者采访我，问我的感受，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坚持做完一件事，真爽!”
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和我同龄的学生们。这些小读者告诉我他们很喜欢我译的书，觉得我“很厉害”。面对这些信件，赞美的信件，我心里却很虚，很不是滋味，毕竟在翻译的过程时，我曾经很不喜欢它，把它当成一种“负担”、“压力”，甚至想过放弃。
为了对得起读者给予我的赞扬，也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在15岁进入高一时，我开始了第二本书——《宇宙的孤儿》的翻译。
翻译第二本书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没有了“抱怨”，因为我知道一定能坚持到底，这第二本书完全是对我自己的挑战；再则，这回我还有了高中语文课的训练和上次翻译的经验，译起来很顺畅，语言也明显更加自然和成熟，在翻译时我也更加追求语言的精雕细琢。我对自己的翻译逐渐有了信心。
翻完第二本书，我已没有第一次那种“做到”的狂喜，而是享受着一种静静的喜悦，就如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次站上更高一级台阶时的感觉。
四、挑战自我：我为大江健三郎做翻译
2006年10月，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他的行程中安排了与北大附中文学社的学生们进行座谈这一项，我很荣幸地被选做他的现场翻译。
接到此项任务时，我并不是很紧张。我平时爱读大江先生的作品，并不担心为他在文学上和学生的讨论做翻译会有很大的问题。直到在会场见到大江先生，坐到他的旁边，看到围绕在他身边成群的学生和手持相机的记者们，才意识到这次任务的重大，顿时感到空气都被拉紧般的压力。
这将是一场“战斗”，我知道我必须全力以赴!大江先生平和地向我伸出手：“多多拜托!”他的眼神是那样的慈祥和平静。与他握手的一刻，我感到了一份安适，心情稍稍平静了下来。
讨论进行得热火朝天。北大附中文学社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的难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诸如“您在您的著作《个人的体验》中是如何将自己的生活艺术化的”这样的问题满天飞，而大江先生的回答，也非常深邃奥妙。我只能是拼命地、全神贯注地一字一字地翻，脑子里就像在刮风暴一样，但仍不时会在一些文学专业色彩很强的语言上卡住，脑子里搜索不到合适的词汇，它藏起来了!
我越着急想马上找到它，就越是找不到。每当这时，大江先生总是会慈祥地望着我，绅士般地微笑，然后慢慢地点头，就像在告诉我，他相信我!那种感觉就像是暖阳照射，将我的慌张带走，换以平静，头脑一冷静，那个词便一下就蹦了出来。
随着阵阵的掌声，座谈会圆满结束。组织者、记者、粉丝们纷纷拥上来，和大江先生拍照，请他签名。几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听不清他们的话语，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脑中一片空白。就在这时，大江先生向我走来，将他温暖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说：“谢谢你出色的翻译!”他的手上传来的暖意缓缓流过我僵硬的身体，随着这暖意流过我全身的，还有一种挑战自我成功后的成就感。
五、男1号：生活中的“非分数”因素
在清华附中，论成绩，我在班上远远不是最好的学生。
在我的成长经历里，感触很深的是，对于一名中学生来讲，课堂学习重要，课外活动也同样重要，青春不能总是用“分数”这种单一色彩构成，应该自有一段美丽的华彩。我爱读的书，所做的翻译，都是滋润我的生命和生活的色彩。
在任何一个班集体里，几个主要科目的“第一”，似乎也永远只有那几个人，然而，这并不代表那些不是“第一”的同学，就没有成长。我的朋友中，有喜欢弹钢琴的，有喜欢书法的，喜欢跳舞的，喜欢玩双截棍的……生命中丰富的色彩，滋润着他们的青春年华。
高中里我还当过一次“男1号”，出演我们自己改编的英语剧《苔丝》男主角安吉尔。我和剧组的同学们一起努力了半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交流、理解、团结，学会了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我们这出戏最后演出了亮色，并在北京市的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戏演完了，奖杯也早已落满灰尘，而青春还在继续。我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舞台。
2007年对于我个人的成长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通过了托福考试和美国SAT考试。2008年夏天，我将告别清华附中，告别我的同学们，告别我的中学时代，和父辈们当年走出国门一样，我将踏上北美新大陆，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活。
夏天，一片新绿又一片新绿，那是成长的季节。我相信自己18岁的青春，也将开始长出一片饱满的新绿……
我把这本书反复翻过几遍，那份喜悦，和我出版第一本译著时相比，别是一种滋味，因为这一年我18岁，正是我的“成人礼”。
一、小小留学生：看动画片学日语
我6岁时随父母去了日本，在日本京都的上贺茂小学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
我是那所学校里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小小留学生”。我1989年出生在北京，3岁那年，父母双双去日本留学，我由于太小，则被送回到了东北小镇的老家，由爷爷和奶奶照顾。
那段时光的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从家门出去，对面是一座小山，右拐下坡是一家家常菜馆子(那里的锅包肉是我小时候的最爱，爷爷奶奶常买给我吃)，再往左走，就上了一条宽敞的、两旁都是大杨树的柏油路山坡。顺着这坡直着走上去，就是我的幼儿园和小学。对于那时候的我，这就是整个世界了。
然而有一件东西总能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那就是每到节日，父母从日本给我邮寄过来的装满点心和衣服玩具的大包裹。每当我收到这个“大爱心包”(那时的日本邮寄包上总是印着一颗红心)，我都会兴奋不已。好吃的点心和精致的玩具当然是主角，但还有一点，就是每次打开包裹时里头散发出来的香味——当时我叫它“日本味儿”——总是能把我带入幻想中的日本去。
在我幻想中的日本，空气中飘散着巧克力和饼干的香味，满大街都是高楼大厦，然后路上跑的车都是新干线型的，闪闪发亮。那个时候，我总是会坐在墙根上，吃着那些邮寄过来的洋点心，想日本的样子，想日本会不会也有像家门口一样的柏油路山坡，想我的父母什么时候会来接我。
这一想三年就过去了，在我六岁半的时候，父母将我接到了日本。不过初到日本的我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终于来到日本和父母在一起了，悲的是除了漂亮的高楼大厦外，我的“幻想日本”都没有成为现实。
新生活很快扑面而来，日语的五十音图还没背下来，我就已经开始在日本上小学一年级了。记得入学的第一天老师让大家做自我介绍，轮到我时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憋得满脸发热，最后只有拿起粉笔往黑板上写起了中文“我叫刘子亮，我来自中国”，10个大字引发了全班的一阵惊叹。虽然这自我介绍很不成功，但至少“我来自中国”这个意思应该算是传达成功了。
外语还真是应该在小时候学，小学上了不到三个月，我基本上就可以和班里的同学们正常交流了。说来这可多亏了当时正风靡日本的《龙珠》。开始上学时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我，心中却迫切渴望与小朋友一起玩，于是回家我就反复看从音像店租来的《龙珠》录像带，并把其中的台词背下来，在学校里一有人跟我说日语，我就猛背这些台词，感觉上很像在用日本语和同学们“交谈”。
谁知我背的偏偏都是“布尔马”(龙珠中的一个小女孩)的台词，导致有一段时间全班同学都认为我是“娘娘腔”。
二、日本私塾：打下我翻译日文作品的基础
日本的小学教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每天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三点放学，一天六节课外加一个中午午休，基本上放学后就是学生的自由时间了。日本小学的课程内容和安排，和回国后我所体验到的国内的小学很不同。他们不分主科副科，所有科目一律平等，包括语文、数学、理科(相当于我们的生物)、社会、美术、音乐、体育，内容很丰富。社会实践和亲自动手的内容很多，尤其是社会和理科两门课，经常会自愿组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再上课实践出去做调查，比如对我们居住地域、神社的布局、地下水设施等，回来之后再把自己小组的调查成果做成一个大的图文并展示给老师和其他同学们。
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是“独轮车”。在日本小学里，骑独轮车是一种最盛行的运动。我所在的小学里，四五百名学生，学校就配了70多辆独轮车摆在广场边。一下课学生们就都涌到广场上，找出一辆“最好骑”的独轮车呼呼地玩。几个人围着圈子骑，牵着手骑，甚至“飙”骑，花样繁多，一直到上课。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学校里提供那么多“独轮车”，但入乡随俗，骑独轮车成了我的一大爱好，而和一群朋友在广场上进行独轮车赛的情景，也成了我在日本小学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日本的课后班(非学校的)，也就是所谓的“私塾”特别发达。到了三年级左右，就发现放学后周围游戏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过会儿还有‘塾’，今天不玩了。”这是放学后对话中的高频用语。这很像国内的“补习班”，但不同的是日本学生对于这种私塾的依赖程度很高，家长们喜欢给自己的孩子报很多私塾，也就出现了“名牌”和“非名牌”私塾，而孩子上的私塾数量以及牌子也就成了家长之间衡量“谁的孩子优秀”的重要标准。
我在日本时，曾在私塾“公文式”学习。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名字在墙上的进度榜上只是和同学肩膀齐平，可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日语居然排到了前面。这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好胜心，我开始有意识猛力冲击日语，最后遥遥领先学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水准。
这时候开始，我大量地阅读夏目漱石、星新一等作家的小说集，这为我回国后翻译日文小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小说翻译：从沮丧到享受的过程
翻译这门看似和一个中学生没有任何关系的行当，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与翻译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3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从日本回国两年。我的父亲是一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他在翻译一篇日文文章，我就站在旁边看，感觉父亲就像在变魔法一样：阅读的是日语的文句，而在电脑屏幕上打出来的却是中文。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神奇!于是在父亲中间有事出去时，我就试着翻译了一段。父亲回来看到我翻译的那段文字，非常高兴地夸奖了我一番。
2003年春天，SARS爆发，包括学校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停止了工作，我也像其他小孩一样，整天闷在家里，对着电脑玩网络游戏。看到学业一天天荒废，父母给了我一个提议：“你为什么不找一本喜欢的日文书，试着翻译一下呢，”
对啊!我为什么不试试呢?我的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本书，那就是我在日本时很喜欢读的校园小说《冲向明天!我们的大冒险》(200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时译名改为《了不起的劣等生》)。
我的第一本书的翻译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我很兴奋，制订了每天翻译2000字的计划。可真正做起来，情况很快就不一样了，翻译一部小说，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句型、前后文、选词、语言结构……最初的热情很快冷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枯燥感、反感还有 对游戏的渴望。可按照我最初的计划，每天不翻完2000字，是没有办法去玩游戏的，这2000字，是我进入“游乐园”的“门票”。
翻译的过程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与不满的阶段，每一天的翻译工作都是在焦虑和烦躁中被迫做完。不知多少回，我拼命地敲打键盘，然后充满期待地打开字数统计，最后对着不到2000的数字失望地垂下头：2000竟显得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还要遥远!
这使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一直很沮丧。直到有一天，在焦虑和烦躁中我忽然发现眼前的那本日文原著，已经翻过去了一大半。本来以为“这辈子都翻不完”的一本书，居然就快翻完了!
这是我成长过程中最严峻最困难的一次挑战，这对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更是“史无前例”!将最后一句话译完的那一刻，我的喜悦就不用多说了。
第一本译作对我最重要的意义，是它让我看到了“自己”，更重要的是，我成功地坚持做完了一件事。记得当时一位记者采访我，问我的感受，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坚持做完一件事，真爽!”
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和我同龄的学生们。这些小读者告诉我他们很喜欢我译的书，觉得我“很厉害”。面对这些信件，赞美的信件，我心里却很虚，很不是滋味，毕竟在翻译的过程时，我曾经很不喜欢它，把它当成一种“负担”、“压力”，甚至想过放弃。
为了对得起读者给予我的赞扬，也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在15岁进入高一时，我开始了第二本书——《宇宙的孤儿》的翻译。
翻译第二本书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没有了“抱怨”，因为我知道一定能坚持到底，这第二本书完全是对我自己的挑战；再则，这回我还有了高中语文课的训练和上次翻译的经验，译起来很顺畅，语言也明显更加自然和成熟，在翻译时我也更加追求语言的精雕细琢。我对自己的翻译逐渐有了信心。
翻完第二本书，我已没有第一次那种“做到”的狂喜，而是享受着一种静静的喜悦，就如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次站上更高一级台阶时的感觉。
四、挑战自我：我为大江健三郎做翻译
2006年10月，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他的行程中安排了与北大附中文学社的学生们进行座谈这一项，我很荣幸地被选做他的现场翻译。
接到此项任务时，我并不是很紧张。我平时爱读大江先生的作品，并不担心为他在文学上和学生的讨论做翻译会有很大的问题。直到在会场见到大江先生，坐到他的旁边，看到围绕在他身边成群的学生和手持相机的记者们，才意识到这次任务的重大，顿时感到空气都被拉紧般的压力。
这将是一场“战斗”，我知道我必须全力以赴!大江先生平和地向我伸出手：“多多拜托!”他的眼神是那样的慈祥和平静。与他握手的一刻，我感到了一份安适，心情稍稍平静了下来。
讨论进行得热火朝天。北大附中文学社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的难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诸如“您在您的著作《个人的体验》中是如何将自己的生活艺术化的”这样的问题满天飞，而大江先生的回答，也非常深邃奥妙。我只能是拼命地、全神贯注地一字一字地翻，脑子里就像在刮风暴一样，但仍不时会在一些文学专业色彩很强的语言上卡住，脑子里搜索不到合适的词汇，它藏起来了!
我越着急想马上找到它，就越是找不到。每当这时，大江先生总是会慈祥地望着我，绅士般地微笑，然后慢慢地点头，就像在告诉我，他相信我!那种感觉就像是暖阳照射，将我的慌张带走，换以平静，头脑一冷静，那个词便一下就蹦了出来。
随着阵阵的掌声，座谈会圆满结束。组织者、记者、粉丝们纷纷拥上来，和大江先生拍照，请他签名。几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听不清他们的话语，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脑中一片空白。就在这时，大江先生向我走来，将他温暖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说：“谢谢你出色的翻译!”他的手上传来的暖意缓缓流过我僵硬的身体，随着这暖意流过我全身的，还有一种挑战自我成功后的成就感。
五、男1号：生活中的“非分数”因素
在清华附中，论成绩，我在班上远远不是最好的学生。
在我的成长经历里，感触很深的是，对于一名中学生来讲，课堂学习重要，课外活动也同样重要，青春不能总是用“分数”这种单一色彩构成，应该自有一段美丽的华彩。我爱读的书，所做的翻译，都是滋润我的生命和生活的色彩。
在任何一个班集体里，几个主要科目的“第一”，似乎也永远只有那几个人，然而，这并不代表那些不是“第一”的同学，就没有成长。我的朋友中，有喜欢弹钢琴的，有喜欢书法的，喜欢跳舞的，喜欢玩双截棍的……生命中丰富的色彩，滋润着他们的青春年华。
高中里我还当过一次“男1号”，出演我们自己改编的英语剧《苔丝》男主角安吉尔。我和剧组的同学们一起努力了半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交流、理解、团结，学会了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我们这出戏最后演出了亮色，并在北京市的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戏演完了，奖杯也早已落满灰尘，而青春还在继续。我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舞台。
2007年对于我个人的成长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通过了托福考试和美国SAT考试。2008年夏天，我将告别清华附中，告别我的同学们，告别我的中学时代，和父辈们当年走出国门一样，我将踏上北美新大陆，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活。
夏天，一片新绿又一片新绿，那是成长的季节。我相信自己18岁的青春，也将开始长出一片饱满的新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