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大家看电视，一流泪、一冲动，就捐钱。时间一天天过去，冲动总会平静，我们希望有一种理性的方式，让灾民的住房能早点建起来。”
　　
　　不是捐钱，是借钱
　　
　　“不要客气，有事的同学可以先走。”何志毅教授话音刚落，学生们就哗啦啦走掉了，阶梯教室里100多人只剩下10多人。
　　场面有些“残酷”。顶着“著名教授”的光环，何志毅在日常的讲课中，从来不曾遭遇如此的冷场，但为了给方碑村筹款，他常常要面对这种现实。
　　何志毅已经见惯不怪，脸上没有一点尴尬。毕竟，四川“5·12”地震过去一周年，所有中国人对来自灾区的信息都有点“疲劳”，大家变得冷静甚至冷淡。对此，何志毅说他很能理解，但他并不会停止游说。
　　管理学教授何志毅，曾经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块“金字招牌”，年初就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后，又成了安泰的“招牌”。4月中，何志毅一堂名为“经济危机下的战略新思维”的讲座，吸引了100多位安泰CEO总裁俱乐部的学员。学员们听了何教授4个小时的讲座，等到何志毅要介绍他的“一帮一”计划时，留下的人少得可怜。
　　“其实，在其他的讲座上，情况也差不多。我觉得很正常，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地震以后已经捐款捐了三四次了，再提到帮助灾区，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听。”不过，何志毅恰恰并不是要别人捐钱，他的方碑村试验，探索的是一种借钱重建的模式，是一种理性代替冲动的扶助方式。
　　计划的正式名称叫“一帮一方碑村灾后重建项目”，何志毅喜欢叫做“方碑村试验”，他说不能叫模式，模式是已经成熟的方式，而方碑村试验成败未知。
　　遇到方碑村，完全是偶然。
　　地震后不久，何志毅到灾区考察，作为教育工作者，他原意是去看看受灾学校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向灾区教育系统的负责人了解后，何志毅知道，由于社会的关注，学校的重建已经受到重视。于是，他试图去寻找一个没有被关注到的地方。
　　到了安县黄土镇方碑村，何志毅发现，这个1500多人的村里，尽管死亡人数只有13人，但几乎所有的住房都完全损坏无法居住。也就是说，震后村民们在食品、临时居住方面的困难能够得到政府的救助，但真正要恢复生活，还非常艰难。
　　这是一个一点也“不特别”的村，因为它“不特别”，何志毅决定在这里展开研究，找到一种帮助灾民重建的方式。
　　经过一家一家的调查，何志毅了解到，灾民要想重建住房，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钱。“只要是5年内盖过房子的，基本上都背了债。”跟中国所有农村一样，方碑村农民主要的财产就是一幢房子，要灾民一次性拿出几万元盖房，基本上是幻想。“当时国家对灾民重建的补助政策还没有出台，但我们猜想，就算补助，政府从公平起见，补助款不大可能完全够，农民重建一定还有资金上的缺口。”
　　捐款是当时最普遍的救灾方式，但作为管理学学者，何志毅想到，也许可以探索以“借”代“捐”。“一方面，中国自古有这样的传统风尚——谁家有难，亲戚朋友会借钱给他度过难关，受难的人不会觉得自卑，有借有还。另一方面，我认为，借款的方式，更能让灾民有自立的意识，有利于他们快一点恢复经济自立。”
　　按照每平方米造价450元计算，一个一般的农户，建造住房大约需要8万元，除了政府补助、农村信贷和自己筹款以外，每户灾民尚缺1万－2万元。何志毅带着学生和研究员，一家一家征求意见，最后，有200多户表示愿意参加借款，成为第一批参加全村统一规划重建住房，并获得“一帮一”借款的灾民。
　　这样算下来，200多户灾民一共需要345万元借款，何志毅承诺，在今年5月20日之前，一定帮灾民们借到这些钱。
　　
　　以尤努斯为标杆
　　
　　
　　“一帮一”项目看起来简单：方碑村灾民从城市居民那里获得无息借款，用于住房重建，5年内分期归还。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却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工作。比如，为了保证借款用于重建住房而不是被挪做他用，村委会开设了一个共建账户，外界的借款全部进入账户，直接用于与建筑商结账。
　　但更加关键的是，灾民在受惠后能否如约还款，如果信誉体系能够成立，那么方碑村经验就有了向更多灾区和今后的扶贫中推广的价值。“如果借款能够回收95％，就算是胜利。”何志毅说。对此他很有信心，他说：“中国农民的诚信度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不会比孟加拉人低吧。”
　　何志毅常常提到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尤努斯在2006年因创立孟加拉乡村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创造的这个信贷系统，让无数孟加拉贫困家庭重获希望。
　　“如果我们把给予富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而已。”这是尤努斯的名言。孟加拉乡村银行是为贫困家庭提供用于生产的资金，何志毅做的，是为灾民筹措用于重建住房的无息借款，尽管具体方式和目标不同，但何志毅还是把尤努斯当作精神上契合的标杆。
　　为了保证灾民还款，何志毅仿效尤努斯，设计了一些约束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五户联保”，5户村民为一个小组，如果其中一户无法还款，其他四户将替他偿还。何志毅认为，这个办法可以约束恶意拒绝还款的人，村民之间会有一种互相监督的作用。
　　另一个约束办法是，农户把宅基地和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村委会，万一不能还款，村委可以把土地收益偿还给借款人。何志毅强调说，这些办法，都是针对有能力却不愿意还钱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因为意外没有能力还钱，作为一个以灾区扶助为目的的项目，他们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措施。他把这种因意外无法还钱的情况，设想在占5％的比例。
　　上海一家外资企业总裁陈雨田，在听了何志毅介绍方碑村试验后的第二天，把一份2万元的借款协议送到何志毅的办公室。陈雨田告诉记者，他认为“借”的方式，更能让灾民获得自立的机会。四川地震以后，他个人和公司，已经为赈灾捐赠了多次，对于他个人而言，最关心的是这些资助是否真正能够用到灾民身上。陈雨田觉得，方碑村这种“借钱重建”的办法，也许比捐款更能让资金的使用透明化。
　　2009年春节前，方碑村部分灾民搬进了新家，5月底，一期建设全部完工后，200多户灾民将全部住进新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钱的。”灾后四川人的乐观和不弃精神，让何志毅感慨万千，他说他没有理由不信任这些如此坚强的人。
　　
　　求人教授
　　
　　拿到陈雨田送来的2万元协议书，何志毅连声道谢。在为方碑村筹集借款这件事上，何志毅早已放下教授身段，换成了求人的角色。
　　筹款初期的顺利，让何志毅对筹款进度太过乐观。由于多年讲学、搜集商业案例，何志毅有很多企业家朋友，他先从自己的朋友“下手”。很快，100多万的借款就到了“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的账户上，这个协会是NGO组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在绵阳的分支机构，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负责管理方碑村“一帮一”项目。
　　但随着时间推移，再加上奥运会、金融危机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筹款的速度慢了下来。何志毅也承认，由于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借款重建的尝试，具体工作上常常是一边摸索一边做，很多细节的设计不够完善，影响了借款人的积极性。
　　距离承诺兑现的日期将近，还有100万借款不见踪影，建筑商已经催款，这让何志毅有些着急。何志毅觉得有必要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了解方碑村试验，他一口气接受了10多家媒体采访，希望能让低调了一年的方碑村试验高调起来。
　　
　　在这之前，何志毅仅仅通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和自己主编的专业杂志《北大商业评论》，发布相关的信息。拥有众多“粉丝”的财经作家吴晓波，也向方碑村灾民出借了重建资金，他在收到方碑村的村民委员会聘请他为荣誉村民的证书后，写博客介绍方碑村试验，这才让很多媒体得知何志毅所做的工作。
　　为什么一个教授要去张罗一个灾后重建计划？这是何志毅被媒体问得最多的问题。但如果细究何志毅的身份，这个疑问就很快打消。何志毅是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也是NGO组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秘书长。
　　何志毅说，跟所有人一样，最初到灾区，萌生做慈善的想法，完全出于感官上受到的冲击。他去年7月发表的《恳请信》充满煽情：“我恳请你们，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是中国最无助的人群；还因为，其实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我们只是先进城了一步；还因为，中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未改变，我们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亏欠着农村人。”但是，作为学者，他很快开始冷静的思考，探索理性的赈灾之路。
　　“经济危机下，穷人受到的打击比富人大。你富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一点，没关系，但穷人就饿死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有钱就没关系，如果大家都穷，你一个人幸福，那么你不会幸福很久。”在课堂上讲解经济危机时，何志毅常常“插播”他的价值观，他相信这些点滴的影响，会让中国的企业、富人，更多地关注贫富差距的问题，并真正拿出行动来。
　　随着一期工程完工，二期建设也正在启动，何志毅和他的团队，还必须继续“求人”，去兑现给方碑村村民们的承诺。方碑村“一帮一”项目，是一次试验，更是一个考验。富人的道义、企业的社会责任、灾民的诚信、民间慈善机构的信誉和工作能力，都将一一接受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