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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西方经典著作《简·爱》的众多读者中，被女主人公敢于反抗、追求独立的精神所折服的人想必不在少数。而那个一开始便以疯狂可怕的幽灵形象出现，被罗切斯特锁在阁楼上的前妻伯莎，作为简·爱幸福路上的绊脚石，这一人物却备受厌弃。也正是如此，这一现象吸引了有着相似成长背景的简·里斯的目光。于是，作者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入的挖掘和丰富的想象力，经九年的推敲打磨，终于在1966年出版了《藻海无边》。此书一经问世便被列入二十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说，并且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奖，WH·史密斯奖等诸多荣誉。单从作者对殖民主义的无情揭露来讲，就赋予了这部小说相当厚重的思想底蕴，虽是《简·爱》的姊妹篇，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简·爱》。
简·里斯运用意识流和象征等手法把书中的人物心理发展以及社会背景表达得清晰充分，并从家庭和社会等诸多因素描绘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精神创伤，从而揭示了主旨—帝国主义和种族压迫是使安托瓦内特从迷茫到痛苦，从无知走向幻灭的罪魁祸首。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章已见七百余篇，主要涉及：叙事学、象征、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珀特（Porter）从比较文学出发，认为安托瓦内托的疯癫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多次经历痛苦之后，直接或间接地被男性逼疯。沙夫曼（Scharfman）从精神分析法入手，认为安托瓦内特的痛苦在于其无法建构自我的身份。国内的研究自1999年至2019年间，知网收录的文献共计一百余篇，多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进行研究。张德明通过对小说中后殖民话语的分析，指出了作者本人作为克里奥耳人的身份危机感，以及她在殖民时代试图重构破碎的文化身份的努力。笔者认为安托瓦内托所经历的精神创伤是导致其婚后疯癫的直接原因，本文以创伤理论为出发点，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挖掘女主人公的创伤经历，并探讨这种经历如何成为飞蛾扑火般无法阻挡的力量，将她一步步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一、安托瓦内特的精神创伤
创伤原意为“伤口”，美国学者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历，对这件事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而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Caruth， 1996）。二十世纪首席心理治疗师—艾瑞克森指出，这种创伤“既可来自一系列人生经历，也可来自一次不相关的事件—既来自在危险面前的长时间暴露，也来自一次突然的恐惧闪现;既来自不断的谩骂，也来自一次性的攻击;既来自一段时间的衰落和隐退，也来自一个打击时刻”（Erikson，1991）。
个体的心理创伤多与过去的经历相关，这种经历或事件是特指经历某些灾难性事件而使心灵和精神遭受强烈伤害和刺激，往往“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弗洛依德，2014）。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出身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父亲是白人，母亲是年轻貌美的马提尼克岛人。父亲死后，家境衰落，母亲的冷漠让幼时的安托瓦内特觉得自己毫无用处。有一次，当她伸手想把母亲额头上的皱纹捋平时，却被无情推开。母亲总是说“别来烦我”，当女孩得知是她的自言自语，便对她有点害怕了。“我常常身边带着根木棍睡觉……过去我就是怕成这样”（里斯，2001，191）。母爱的缺失无法给安托瓦内特提供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成长上的指引。这给小女孩的一生都奠定了孤独和无助的基调，也是她内心不安全感的重要成因。
小说的背景发生在英殖民地的废奴时期，安托瓦内特一家不仅经济上贫困潦倒，还被称作“白皮黑鬼”，处在一种既被白人鄙视，又被黑人排挤的窘境之中。安托瓦内特的特殊身份由此而立，“常言道同舟共济，白人就是如此。可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舟”（里斯，2001，149）。当她母亲再婚嫁给白人梅森先生时，女孩偷听到客人们对母亲的不满和对自己的猜测，言下之意女孩日后非傻即疯。小女孩“从没正眼看过哪个陌生黑人。他们痛恨我们。他们骂我们白蟑螂”（里斯，2001，154），这种断裂的文化身份让女孩产生了自我怀疑。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是“由于生活中具有较为严重的伤害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主要包括两个要件：首先，精神创伤的诱因必须是具备足够强度的要件，其次就是强调事件在个体内心的体验”（弗洛依德，2014）。孤独无助之下，她把黑人女孩蒂亚认作是朋友，却惨遭戏弄。她决心和蒂亚一起生活的时候，却被蒂亚用石块砸伤了脸。这个流血的伤口不仅仅带来了肉体上的痛苦，更造成了她精神上的恐惧感，也彻底让她看清自己永远无法融入黑人群体的现实。如此种种都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二、毁灭之路
家庭的不和谐和社会上受人排挤给安托瓦内特造成的精神创伤是导致她无法确立自身身份的重要原因。这种断裂的身份让女主人公“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里斯，2001，215），过去的伤痛经验和恐惧感令她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此处正是印证了卡鲁斯在《沉默的经验》中提出的观点，受害者的心理阴影和伤害，将会影响其未来生活。对于创伤主体来说，不仅引起创伤的事件，甚至连生存本身都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危机。就像母亲所言，“一死了之，被人遗忘，就此安息。不用知道自己遭到遗弃，受人哄骗，无依无靠”（里斯，2001，153），这样的悲剧色彩不只是母亲命运的写照，也预示着安托瓦内特无法改变的结局。由那场火灾而引起的一系列精神创伤，在延迟中对经历的人反复侵袭，继而导致经历创伤的主体被一种形象或事件所控制。在那之后，母亲开始疯癫，安托瓦内特对与火灾相关的一切绝口不提。女主人公通过与英国丈夫结婚似乎重新获得了拥有白人认同的希望。而丈夫似乎对她的身份感到不满，并称她为“伯莎”—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名字。婚后短暂的幸福生活没有治愈安托瓦内特的精神创伤，更像是度过了一段痛苦记忆的休眠期，她白天与夜晚则显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因为夜晚更容易引发她的精神创伤，安托瓦内特处在痛苦的回忆，随时会被唤醒的危机之中。
小说中有两次飞蛾扑火的场景在一定意义上预言了安托瓦内特的命运，飞蛾便是女主人公的化身。新婚之初的丈夫看到受伤的飞蛾，怜惜不已而灭掉了蜡烛。此时的婚姻就如同星空一般，给安托瓦内特暗如黑夜的生活带来了些许慰藉，然而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遥远的星光，终究是冰冷的。婚后，丈夫怀疑她的家族病史以及在隔壁与女仆偷欢等事件的发生，彻底打破了安托瓦内特试图重新获得身份认同和幸福生活的幻想。再次面对飞蛾扑火时，丈夫则是置身事外的样子，“一边倾听外面夜晚无休止的天籁，一边观赏着川流不息的小飞蛾和小甲虫飞扑进烛火”（里斯，2001，234）。安托瓦内特对爱的渴望就像飞蛾对温暖的追寻，但她错误地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于是，随之而来的质疑和冷漠使她绝望。“‘说声死吧，我就死了。说声死吧，我就死给你看。’她抬起眼睛。两只茫然、动人的眼睛。疯狂的眼睛。一个疯女人”（里斯，2001，270）。对于罗切斯特来说，这个妻子像飞蛾一样是迷失而盲目的，通过给她起名字而让她转变身份的企图也无法实现。可以说罗切斯特通过否定安托瓦内特的地域认同感，从精神上摧毁了她。他不爱妻子，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由妻子带来的经济利益，他不能主动地杀死妻子，而是将其束之楼阁，任由她像飞蛾扑火一样走向疯癫和毁灭。在最后幽禁的岁月中，她完成了夢的指引，摧毁了这个伪善的牢狱，在灿烂的烈火中找到了归宿。正如克里斯多芬说的“她是克里奥尔姑娘，心中充满阳光”，安托瓦内特如飞蛾扑火一般决然纵身火海，因为那火不是死亡，而是光明、是温暖、是重生。
三、结语
作者简·里斯通过《藻海无边》对当时社会背景和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心理的细致描写，给读者展现出一个饱受创伤记忆折磨的女性形象，缺失的身份认同既来自于家庭的冷漠，也来源于社会的排挤和丈夫的精神压迫。主观上，她错误地将男性作为精神依托并试图通过婚姻进行自我拯救，没有独立意识的安托瓦内特，如同飞蛾渴望火焰般渴望着爱和幸福却求而不得，走投无路的她只好烧毁那个禁锢她自由的阁楼，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飞蛾扑火式的挽歌，最终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当时殖民主义的不满和对社会压迫的最后反抗。
在西方经典著作《简·爱》的众多读者中，被女主人公敢于反抗、追求独立的精神所折服的人想必不在少数。而那个一开始便以疯狂可怕的幽灵形象出现，被罗切斯特锁在阁楼上的前妻伯莎，作为简·爱幸福路上的绊脚石，这一人物却备受厌弃。也正是如此，这一现象吸引了有着相似成长背景的简·里斯的目光。于是，作者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入的挖掘和丰富的想象力，经九年的推敲打磨，终于在1966年出版了《藻海无边》。此书一经问世便被列入二十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说，并且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奖，WH·史密斯奖等诸多荣誉。单从作者对殖民主义的无情揭露来讲，就赋予了这部小说相当厚重的思想底蕴，虽是《简·爱》的姊妹篇，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简·爱》。
简·里斯运用意识流和象征等手法把书中的人物心理发展以及社会背景表达得清晰充分，并从家庭和社会等诸多因素描绘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精神创伤，从而揭示了主旨—帝国主义和种族压迫是使安托瓦内特从迷茫到痛苦，从无知走向幻灭的罪魁祸首。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章已见七百余篇，主要涉及：叙事学、象征、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珀特（Porter）从比较文学出发，认为安托瓦内托的疯癫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多次经历痛苦之后，直接或间接地被男性逼疯。沙夫曼（Scharfman）从精神分析法入手，认为安托瓦内特的痛苦在于其无法建构自我的身份。国内的研究自1999年至2019年间，知网收录的文献共计一百余篇，多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进行研究。张德明通过对小说中后殖民话语的分析，指出了作者本人作为克里奥耳人的身份危机感，以及她在殖民时代试图重构破碎的文化身份的努力。笔者认为安托瓦内托所经历的精神创伤是导致其婚后疯癫的直接原因，本文以创伤理论为出发点，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挖掘女主人公的创伤经历，并探讨这种经历如何成为飞蛾扑火般无法阻挡的力量，将她一步步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一、安托瓦内特的精神创伤
创伤原意为“伤口”，美国学者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历，对这件事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而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Caruth， 1996）。二十世纪首席心理治疗师—艾瑞克森指出，这种创伤“既可来自一系列人生经历，也可来自一次不相关的事件—既来自在危险面前的长时间暴露，也来自一次突然的恐惧闪现;既来自不断的谩骂，也来自一次性的攻击;既来自一段时间的衰落和隐退，也来自一个打击时刻”（Erikson，1991）。
个体的心理创伤多与过去的经历相关，这种经历或事件是特指经历某些灾难性事件而使心灵和精神遭受强烈伤害和刺激，往往“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弗洛依德，2014）。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出身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父亲是白人，母亲是年轻貌美的马提尼克岛人。父亲死后，家境衰落，母亲的冷漠让幼时的安托瓦内特觉得自己毫无用处。有一次，当她伸手想把母亲额头上的皱纹捋平时，却被无情推开。母亲总是说“别来烦我”，当女孩得知是她的自言自语，便对她有点害怕了。“我常常身边带着根木棍睡觉……过去我就是怕成这样”（里斯，2001，191）。母爱的缺失无法给安托瓦内特提供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成长上的指引。这给小女孩的一生都奠定了孤独和无助的基调，也是她内心不安全感的重要成因。
小说的背景发生在英殖民地的废奴时期，安托瓦内特一家不仅经济上贫困潦倒，还被称作“白皮黑鬼”，处在一种既被白人鄙视，又被黑人排挤的窘境之中。安托瓦内特的特殊身份由此而立，“常言道同舟共济，白人就是如此。可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舟”（里斯，2001，149）。当她母亲再婚嫁给白人梅森先生时，女孩偷听到客人们对母亲的不满和对自己的猜测，言下之意女孩日后非傻即疯。小女孩“从没正眼看过哪个陌生黑人。他们痛恨我们。他们骂我们白蟑螂”（里斯，2001，154），这种断裂的文化身份让女孩产生了自我怀疑。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是“由于生活中具有较为严重的伤害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主要包括两个要件：首先，精神创伤的诱因必须是具备足够强度的要件，其次就是强调事件在个体内心的体验”（弗洛依德，2014）。孤独无助之下，她把黑人女孩蒂亚认作是朋友，却惨遭戏弄。她决心和蒂亚一起生活的时候，却被蒂亚用石块砸伤了脸。这个流血的伤口不仅仅带来了肉体上的痛苦，更造成了她精神上的恐惧感，也彻底让她看清自己永远无法融入黑人群体的现实。如此种种都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二、毁灭之路
家庭的不和谐和社会上受人排挤给安托瓦内特造成的精神创伤是导致她无法确立自身身份的重要原因。这种断裂的身份让女主人公“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里斯，2001，215），过去的伤痛经验和恐惧感令她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此处正是印证了卡鲁斯在《沉默的经验》中提出的观点，受害者的心理阴影和伤害，将会影响其未来生活。对于创伤主体来说，不仅引起创伤的事件，甚至连生存本身都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危机。就像母亲所言，“一死了之，被人遗忘，就此安息。不用知道自己遭到遗弃，受人哄骗，无依无靠”（里斯，2001，153），这样的悲剧色彩不只是母亲命运的写照，也预示着安托瓦内特无法改变的结局。由那场火灾而引起的一系列精神创伤，在延迟中对经历的人反复侵袭，继而导致经历创伤的主体被一种形象或事件所控制。在那之后，母亲开始疯癫，安托瓦内特对与火灾相关的一切绝口不提。女主人公通过与英国丈夫结婚似乎重新获得了拥有白人认同的希望。而丈夫似乎对她的身份感到不满，并称她为“伯莎”—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名字。婚后短暂的幸福生活没有治愈安托瓦内特的精神创伤，更像是度过了一段痛苦记忆的休眠期，她白天与夜晚则显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因为夜晚更容易引发她的精神创伤，安托瓦内特处在痛苦的回忆，随时会被唤醒的危机之中。
小说中有两次飞蛾扑火的场景在一定意义上预言了安托瓦内特的命运，飞蛾便是女主人公的化身。新婚之初的丈夫看到受伤的飞蛾，怜惜不已而灭掉了蜡烛。此时的婚姻就如同星空一般，给安托瓦内特暗如黑夜的生活带来了些许慰藉，然而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遥远的星光，终究是冰冷的。婚后，丈夫怀疑她的家族病史以及在隔壁与女仆偷欢等事件的发生，彻底打破了安托瓦内特试图重新获得身份认同和幸福生活的幻想。再次面对飞蛾扑火时，丈夫则是置身事外的样子，“一边倾听外面夜晚无休止的天籁，一边观赏着川流不息的小飞蛾和小甲虫飞扑进烛火”（里斯，2001，234）。安托瓦内特对爱的渴望就像飞蛾对温暖的追寻，但她错误地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于是，随之而来的质疑和冷漠使她绝望。“‘说声死吧，我就死了。说声死吧，我就死给你看。’她抬起眼睛。两只茫然、动人的眼睛。疯狂的眼睛。一个疯女人”（里斯，2001，270）。对于罗切斯特来说，这个妻子像飞蛾一样是迷失而盲目的，通过给她起名字而让她转变身份的企图也无法实现。可以说罗切斯特通过否定安托瓦内特的地域认同感，从精神上摧毁了她。他不爱妻子，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由妻子带来的经济利益，他不能主动地杀死妻子，而是将其束之楼阁，任由她像飞蛾扑火一样走向疯癫和毁灭。在最后幽禁的岁月中，她完成了夢的指引，摧毁了这个伪善的牢狱，在灿烂的烈火中找到了归宿。正如克里斯多芬说的“她是克里奥尔姑娘，心中充满阳光”，安托瓦内特如飞蛾扑火一般决然纵身火海，因为那火不是死亡，而是光明、是温暖、是重生。
三、结语
作者简·里斯通过《藻海无边》对当时社会背景和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心理的细致描写，给读者展现出一个饱受创伤记忆折磨的女性形象，缺失的身份认同既来自于家庭的冷漠，也来源于社会的排挤和丈夫的精神压迫。主观上，她错误地将男性作为精神依托并试图通过婚姻进行自我拯救，没有独立意识的安托瓦内特，如同飞蛾渴望火焰般渴望着爱和幸福却求而不得，走投无路的她只好烧毁那个禁锢她自由的阁楼，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飞蛾扑火式的挽歌，最终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当时殖民主义的不满和对社会压迫的最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