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中国经济的表现尤其不俗,在房地产、股市和其他工业指标上出现强烈反弹。但是这种反弹是否会带领经济彻底走出低谷,导致持续、稳定的增长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当下的复苏还缺乏真实的经济增长支撑,出口依然疲软,国内消费徘徊在较低的水平,民间实业投资不活跃,技术创新缺乏活力,这一切都表明,在经历了短期强心针的刺激和公共投资拉动效应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转入一个不确定期。
　　宏观经济走向和经济增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弯道”转折——从外贸主导型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转变。外贸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平衡,其增长潜力也势必在某个时点走到尽头,从而发生大幅调整,金融危机只不过加速了这个调整期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也是机会,让中国可以提早调整,从而避免一场“即将到来的崩溃”。
　　遗憾的是,在这个千载难逢的调整期内,我国不够细致而且操之过急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使得这个调整变得仓促和短暂,公共资本的大量投放刺激了公共部门和企业的消费,但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居民消费依然低迷不振,而宽松的信贷政策让本该调整的房地产和其他相关产业在短期内迅速反弹,且资产价格大幅飙升,对居民的持续性日常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这种扭曲的消费结构最终无法形成有规模的、可持续性的需求,短期见到的强劲复苏很可能成为昙花一现,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担忧的那样,中国经济结构内部的失衡比外部需求的下降更为可怕,这种失衡将导致宏观政策效果的扭曲和长期失效。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产生如此奇怪的效果?宏观经济问题的归根结底还是出在微观市场的效率低下和企业缺乏活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是迫使中国经济又一次回到了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的套路中,并没有触发内生经济增长的机制。
　　从市场结构来看,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如通讯、电力等很多基础性行业的垄断程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高,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这些行业;服务行业的开放程度也不高,使得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无法得到根本改善。
　　从创新的动力和机制来看,如果没有民营资本的积极参与,国有企业很难担此重任。从企业生态来看,现阶段的企业改革只解决了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高管的关系问题,但没有解决企业和职工的关系问题。企业必须要依靠员工的忠诚度、责任心和创新能力,才能完成经营模式的转型和技术创新,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员工与企业要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则一定要实现利益的平衡,除了最高决策机构的权力平衡之外,还要兼顾广大员工的利益。中国只有拥有了大量像中国平安、华为和联想等具有较好企业生态和治理文化的公司,中国经济才具备了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
　　对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和一系列的微观协调机制,我们可以不难发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其实需要宏观政策、结构调整、微观措施以及市场监管的全面协调配合,需要决策层付诸更大的智慧和变革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