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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社的一位同志找到我，递给我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发来的。电文说，请通知XXX同志于X月X日到北京某宾馆报到，参加首届全国青年报刊十佳记者颁奖大会。
看看单位，是杂志社，不是报社，看看被通知人的名字，分明和我的姓名一字不差，我有点蒙，到底是让我去参加会议，还是让杂志社的某位同志去参加会议？我拿不准。
在此之前，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刊协会联合发文要在全国评选十佳青年记者。尽管报社有外界的压力，但还是把我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报了上去。在我看来，能让我申报这个荣誉已经很不错，而且也十分满意了。同时，能把我的申报材料的内容在自己的媒体上刊出，已经到了我想要的最高的程度。没有想到我还能入选十佳记者。
这应该是一个意外。
我拿着电报去找总编辑，总编辑看了电报内容后也有点拿不准，对我说：先别对外说，我打电话问问武老师。
总编辑说的武老师叫武志莲，当时是全国青年报刊协会的副秘书长。总编辑拨通了电话，只听那头武老师说，就是他，可能发电报时把单位弄错了。即令是总编辑电话做了证实，但我还是不敢信以为真。
我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一到达报到地点，只见青年报刊协会的李艳兰老师正准备出门，因为和她认识，就向前跟她打招呼，问她出去干嘛，她说，我去给你们买明天戴的大红花。
颁奖会是在记协礼堂举行的，可能是为了体现对这次评选的重视，颁奖地点选在了中国记协。
参加颁奖会的领导有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袁纯清等。
在到达颁奖会现场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进入会议室，还没有落座，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向我走来，对我说：“咱俩是老乡。”我先是一惊，我跟对方不熟，怎么就成了老乡？
这时，站在一边的同志对我说，这是团中央的同志。走过来的年轻人说，我是吉书记的秘书，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因为你的评审材料我看了很多遍。
和我打招呼的团中央的同志说的吉书记是吉炳轩。当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曾在团河南省委任书记，后到地方担任市委书记，再后来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黑龙江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时，吉炳轩才到团中央工作半年不到。我连忙问吉书记的近况。那位自称是吉炳轩书记的秘书说，吉书记去西藏调研，患了高原反应症，现在正在住院。出于礼貌，我问吉书记在哪家医院，能不能去看看。秘书说，吉书记有交代，任何人都不让去看。
首届全国青年报刊十佳记者当年表彰名单的排序是，《中国青年报》的马年华、上海《青年报》的王建敏、贵州《青年时代》杂志的卢程、《中国青年报》刘健、《北京青年报》张延平、广东《少男少女》杂志李国伟，还有我和《中国青年》杂志郑勇、宁夏《青年生活导报》赵彬和广东《黄金时代》杂志的温眉眉。
当时新华社发的通稿说，青年报刊十佳记者是从上百名候选人中产生出来的，“代表了全国愈百家青年报刊的1000多名记者的精神风貌。 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作风踏实，深入实际，吃苦耐劳，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某些诱惑面前洁身自好，忠诚于青年报刊高尚的事业”。
按照武志莲老师的点评，获得表彰的十个人，各有特色。这里暂时按下不说。
表彰时，把我和刘健、张延平等安排到了第一排的正中间。刘健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山东记者站站长，后来调回总社，担任新闻中心主任，再后来，听说当了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
刘健是从山东《大众晚报》调入中国青年报山东记者站的。听说，刘健当时坚持沂蒙山区人身上发生的新闻和北京人身上发生的新闻都同等重要。他坚持这个观点，曾经和中国青年报社的不少人在内部通讯上进行过论战，而且长达半年之久。
此后，我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个大雪弥漫的中午，我去中国青年报探望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佘世光、王石和青年报刊协会的副秘书长尤畏和武志莲老师时，还在中国青年报餐厅碰到了刘健。当时，刘健正同声名鹊起、写出了《大国寡民》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一边吃饭，一边大声谈论问题。
当年参加颁奖的刘健，不知道是听说还是看到主席台上座签排的位置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正对着他，他把我拉到了他所在的位置上，对我说，咱俩换一下位置，我不想让徐惟诚给我颁奖。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前不久他才批评了我。对此，我感同身受。于是，我俩调换了一下位置。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邪门儿，当主席台上的领导就坐后，徐惟诚部长的座签不知怎么就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过山西省委书记的袁纯清的位置调换了。结果，给我颁奖的是袁纯清，而给刘健颁奖的则是徐惟诚。
在这次表彰会上，徐惟诚代表中宣部发表了讲话，他希望“十佳”记者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自觉抵制“有偿新闻”的不正之风，一辈子做人民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不料想，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新名词的“有偿新闻”，在20年后，让我曾经服务过的媒体负责人因此而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直至最后被革职。（本文选自作者《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一书第十三章）
看看单位，是杂志社，不是报社，看看被通知人的名字，分明和我的姓名一字不差，我有点蒙，到底是让我去参加会议，还是让杂志社的某位同志去参加会议？我拿不准。
在此之前，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刊协会联合发文要在全国评选十佳青年记者。尽管报社有外界的压力，但还是把我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报了上去。在我看来，能让我申报这个荣誉已经很不错，而且也十分满意了。同时，能把我的申报材料的内容在自己的媒体上刊出，已经到了我想要的最高的程度。没有想到我还能入选十佳记者。
这应该是一个意外。
我拿着电报去找总编辑，总编辑看了电报内容后也有点拿不准，对我说：先别对外说，我打电话问问武老师。
总编辑说的武老师叫武志莲，当时是全国青年报刊协会的副秘书长。总编辑拨通了电话，只听那头武老师说，就是他，可能发电报时把单位弄错了。即令是总编辑电话做了证实，但我还是不敢信以为真。
我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一到达报到地点，只见青年报刊协会的李艳兰老师正准备出门，因为和她认识，就向前跟她打招呼，问她出去干嘛，她说，我去给你们买明天戴的大红花。
颁奖会是在记协礼堂举行的，可能是为了体现对这次评选的重视，颁奖地点选在了中国记协。
参加颁奖会的领导有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袁纯清等。
在到达颁奖会现场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进入会议室，还没有落座，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向我走来，对我说：“咱俩是老乡。”我先是一惊，我跟对方不熟，怎么就成了老乡？
这时，站在一边的同志对我说，这是团中央的同志。走过来的年轻人说，我是吉书记的秘书，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因为你的评审材料我看了很多遍。
和我打招呼的团中央的同志说的吉书记是吉炳轩。当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曾在团河南省委任书记，后到地方担任市委书记，再后来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黑龙江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时，吉炳轩才到团中央工作半年不到。我连忙问吉书记的近况。那位自称是吉炳轩书记的秘书说，吉书记去西藏调研，患了高原反应症，现在正在住院。出于礼貌，我问吉书记在哪家医院，能不能去看看。秘书说，吉书记有交代，任何人都不让去看。
首届全国青年报刊十佳记者当年表彰名单的排序是，《中国青年报》的马年华、上海《青年报》的王建敏、贵州《青年时代》杂志的卢程、《中国青年报》刘健、《北京青年报》张延平、广东《少男少女》杂志李国伟，还有我和《中国青年》杂志郑勇、宁夏《青年生活导报》赵彬和广东《黄金时代》杂志的温眉眉。
当时新华社发的通稿说，青年报刊十佳记者是从上百名候选人中产生出来的，“代表了全国愈百家青年报刊的1000多名记者的精神风貌。 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作风踏实，深入实际，吃苦耐劳，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某些诱惑面前洁身自好，忠诚于青年报刊高尚的事业”。
按照武志莲老师的点评，获得表彰的十个人，各有特色。这里暂时按下不说。
表彰时，把我和刘健、张延平等安排到了第一排的正中间。刘健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山东记者站站长，后来调回总社，担任新闻中心主任，再后来，听说当了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
刘健是从山东《大众晚报》调入中国青年报山东记者站的。听说，刘健当时坚持沂蒙山区人身上发生的新闻和北京人身上发生的新闻都同等重要。他坚持这个观点，曾经和中国青年报社的不少人在内部通讯上进行过论战，而且长达半年之久。
此后，我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个大雪弥漫的中午，我去中国青年报探望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佘世光、王石和青年报刊协会的副秘书长尤畏和武志莲老师时，还在中国青年报餐厅碰到了刘健。当时，刘健正同声名鹊起、写出了《大国寡民》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一边吃饭，一边大声谈论问题。
当年参加颁奖的刘健，不知道是听说还是看到主席台上座签排的位置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正对着他，他把我拉到了他所在的位置上，对我说，咱俩换一下位置，我不想让徐惟诚给我颁奖。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前不久他才批评了我。对此，我感同身受。于是，我俩调换了一下位置。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邪门儿，当主席台上的领导就坐后，徐惟诚部长的座签不知怎么就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过山西省委书记的袁纯清的位置调换了。结果，给我颁奖的是袁纯清，而给刘健颁奖的则是徐惟诚。
在这次表彰会上，徐惟诚代表中宣部发表了讲话，他希望“十佳”记者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自觉抵制“有偿新闻”的不正之风，一辈子做人民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不料想，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新名词的“有偿新闻”，在20年后，让我曾经服务过的媒体负责人因此而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直至最后被革职。（本文选自作者《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一书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