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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海军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一生经历富有浓重的传奇色彩。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华侨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经略东南，坐镇福建前线，担任福建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达18年之久，为福建的建设和海峡的安全倾注了心血。但这样一位屡立战功的将军，也未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厄运。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叶飞的思想意识里，依旧认为要保证运动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爆发。其实，这场政治风暴在1965年就初露端倪。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谁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文章在全国引发“革命大批判”之火后，身为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对此还是相当慎重的。他交代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格心说：“《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也有学术问题，我们要当做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叶飞的这一交代，福建省委宣传部召开所属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强调“各种意见都可以讲，是讨论，不是批判”。《福建日报》也在转发《人民日报》部分批判文章的同时，在文学类的版面上开辟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专栏，组织报道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鸣文章。
但毛泽东却感到这场“文化革命”离自己的要求相距甚远，于是在1966年4月间对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批评，指出他们对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叶飞和福建省委书记处的同志被召到华东局开会，学习中央的精神，对下一阶段的运动进行讨论部署。
4月29日，叶飞回到福州后，花了五天时间，先后听取各大专院校、文艺部门和新闻报刊社等有关单位开展运动情况的汇报。5月5日，叶飞主持召开福建省委常委会，传达华东局会议精神，并分组进行讨论。会议对全省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对照毛泽东的批评和中央精神，认为虽做了一些工作，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认识不清，仅仅看做是学术性的批判，只让宣传部门去抓，以致斗争只限于一个狭小范围内，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斗争无力。会议对全省下一步的运动作了初步的部署。为加强领导，5月上旬省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叶飞任组长。
5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5月18日，叶飞在福建省大学党委书记、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强调首先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在运动中要注意分清两类矛盾，不要把水搞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天，叶飞正在赴上海参加华东局书记处会议的途中。他在火车上听到广播，心里着急，到达上海后马上给省里打电话，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立即通知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和莆田，要各地立即主动领导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开大会。叶飞感到如果各级党委不立即跟上形势，站在运动前面领导群众，还是按原来布置那样按部就班，就不行了。此时，在叶飞的思想意识里，依旧认为要保证运动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
但是，运动的发展并不以叶飞等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些高校的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有些高校党委按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意见，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这些学校领导被指责为压制学生革命运动，受到更加厉害的批斗。
“文化大革命”究竟应当怎么搞，福建省委领导也感到心中无数。这时省委接到中央指示：各地可以依照北京大学的做法，向学校派出工作组。于是，叶飞从上海给省委打电话，说毛主席在杭州同意了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要迅速派工作组加以领导。
6月8日，叶飞从上海回到福州，当晚即召集各高校党委书记开会，了解学校运动的情况。在听取汇报中，发现了福建师范学院的问题。他在会上强调指出：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要相信一条，真共产党什么都不怕，更不应怕群众，这一点头脑一定要清醒。他当即指派有关负责同志到福建师范学院进一步了解情况。此后，福建省委先后向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华侨大学等高校派出工作组（团），取代校党委来领导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还向福建日报社派出了工作组。没想到后来这又成为叶飞和省委的一条“罪状”。
毛泽东看了叶飞的检讨信后作了批示，语气严厉，并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代表
福建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怎么搞？叶飞根据中央精神，结合福建实际，在6月16日召开的省委全委扩大会上提出了一些设想。他说，“文化大革命”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要统一安排，做到三大革命一起抓，运动、生产两不误，以革命促生产。对“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省、地、县机关的运动要分批开展。过去省级机关重点先搞文教部门的办法看来不行了，省级机关要同时开展。县级机关先全力抓生产，等夏收夏种大忙过后，于8、9、10三个月先后开展。同时要做到城市、农村点面有别，城乡社教运动按照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进行。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于27日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的决定》。
7月2日，叶飞在福建省直和福州市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开展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他对福建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了回顾，表明了省委对这场运动的决心和态度，号召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向一切黑线黑帮开火！
动员报告正式点了三个所谓受“黑线”影响和控制的单位，即省委党校、省文化局及省委宣传部。同时公开点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卢叨，省文化局局长陈虹等人的名。
这个点名是叶飞主张留有余地的结果。本来的顺序依次是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省文化局，但正式宣布时把省委宣传部放在了最后。点这三个单位的名，也是省委常委会议反复讨论确定的。会议认为，省委党校受中央党校杨献珍“合二而一”理论的影响和控制，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以学习经典著作为借口，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文化大革命”，文化系统是重点，首当其冲，再加上福建上演了不少被称为“鬼戏”的古装戏等，文化局被点名也是跑不了的。省委宣传部是主管全省意识形态的机关，文教战线存在问题，作为领导部门脱不了干系，再加上中宣部又被打成了“阎王殿”?熏所以?熏不点宣传部也就说不过去。
受北京学生赶走工作组的影响，福建各地大、中学校也几乎同时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按照惯例，工作组是各级党委派出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工作组享有很大的权威，委派工作组是以前多次运动中的惯常做法，实际上也能起到稳定局面、做好工作的作用。但是，派工作组在这次运动中却不灵了，学生们不听工作组的，而且对工作组也照反不误。对这种反常的现象，叶飞开始难以理解，但很快据造反派内部传闻，毛泽东不同意派工作组，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不久，小道消息就应验了。
7月底，叶飞赴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开始出现全国性动乱、许多领导干部已经受到冲击和围攻的情况下突然召开的。与会者对会议的内容心中无数，听到毛泽东对工作组的严厉指责，会议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叶飞在此之前虽然对工作组的问题有所耳闻，但没想到毛泽东的言词会如此激烈，心中难免不安起来。想到福建派工作组的做法，他马上打电话向省委传达，要求立即撤出工作组。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又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8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十六条》和毛泽东的大字报，使“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分歧明朗化。
叶飞在这次全会上虽然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但他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他和中央一些部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一样，不得不对本省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检讨。8月2日，叶飞在华东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接着，在几经斟酌后，他于8月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没有改造好。骄傲自满，迷信自己，“我”字当头。个人和组织的位置没有摆好，开会“一言堂”，有时个人决定问题，违反了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
自己的错误长期没有改造好，近几年还有所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没有以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而是高踞在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思想就慢慢地变了，错误的思想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了。如果再不觉悟，再不痛改前非，就会犯更严重的错误。
最后，叶飞表示决心狠下苦功，认真学习主席著作，以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放手发动群众，“引火烧身”。
毛泽东看了叶飞的这封检讨信后，当即在信的内文中作了批示。在“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没有改造好”一句的“相当”后面批示“不是相当而是极端”，在这句末尾批示道：“不是没有改造好，而是根本没有得到改造。不然不能解释何以犯下了下述那些错误。”这封信还马上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代表。
叶飞回到福建，向各地委、市委书记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心情沉重地说：“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一次大家在劫难逃！这一关不好过啊！”
陈毅对叶飞等人讲：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8月24日，厦门第八中学造反派的师生向福建省委提出要省教育厅厅长、叶飞的妻子王于畊到该校接受批斗的要求。未获答应后，厦门八中的造反派300多人步行赴福州，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只得派车到同安接送。次日，厦门八中的造反派到达福州，随即到福州各学校进行串连，接着就发生了“八二九”事件。
8月29日，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及福州地区红卫兵冲击福建省委机关召开的批判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大会，并逼迫叶飞接见，表明态度。开始，叶飞没有出来接见。他们就搞静坐、绝食，一直纠缠省委值班的副省长刘永生等人，还把刘永生拉去晒太阳。到傍晚，叶飞不得不出来接见。面对如此局面，叶飞作好了被围斗、被戴高帽的准备。为防万一，他还指定了第一书记的代理人。学生们向叶飞发出了连串的责问，要求他当场表态，并要叶飞承认王于畊是黑帮。叶飞回答：“如果毛主席、党中央批了，说王于畊是黑帮，我和你们一起起来把她打倒。”叶飞语气强硬，学生当然不满意，一直闹到凌晨。
9月5日，北京等地南下串连学生及福州高校部分学生联合召开所谓“揭批中共福建省委、福州市委万人大会”，勒令叶飞接受批判。造反派还给中央发通电，“控诉省委、市委”压制他们的革命行动，要求“改组省委、市委，罢叶飞的官”。自此，省级领导机关不断受到冲击，省委主要领导已无法正常工作。叶飞、范式人、梁灵光、侯振亚等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福建的代理人”拉去批判。南下串连学生还在省委门口贴出“福建省委是土匪部”、“叶飞是黑司令”等大幅标语。
迫于形势压力，福建省委不得不召开常委会，讨论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彧青、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要不要停职检查的问题。多数常委认为：宣传部、教育厅的问题严重，为了有利于进一步揭发、批判问题，必须停止许彧青、王于畊的职务，进行自我检查。叶飞则认为当时有不少部门和地区出现停职、罢官的苗头，省委必须有清醒认识，把它顶住，以利于运动更好地开展。况且许彧青、王于畊的揭发材料尚未落实，还不能断定其错误性质，可以不要停职检查。但经争论后，还是以多数通过了许彧青、王于畊停职检查的决定。
10月9日至28日，叶飞等人赴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鼓吹红卫兵运动“战果”；林彪逼迫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直到此时，叶飞和许多省、市、自治区领导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没弄清楚，对所谓的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红卫兵运动想不通，心中有抵触情绪。毛泽东只得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说：我就不相信你们一点错误都没有，工作有失误，群众有气，要把你们烤一烤。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在这种情况下，华东组负责人指名要福建揭开盖子。有的领导便起来揭发叶飞的“问题”。后来，叶飞、范式人等被迫检查自己的“错误”。值得欣慰的是，会后，陈毅请华东的几位省、市主要负责人陈丕显、叶飞等到家中吃饭，并嘱咐大家：“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叶飞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陈毅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成为陈毅最后的赠言。
11月1日，叶飞等人坐火车返回到福建。得知福州市区形势比较紧张，他们被通知先在福州郊县闽侯白沙下车。原来当晚8点多，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林学院、厦门八中及南下学生约200人冲进叶飞住地，要揪王于畊回厦门。省委办公楼也被占领，省委领导无法正常办公。于是，火车临时停车，叶飞等人被接上了五凤山。五凤山上建有几座房子，原来是作为省委备战时用的指挥所，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随着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林彪、陈伯达讲话传到福建，全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浪，叶飞和省委常委更是处于风口浪尖，成为揭批的对象。
11月4日上午，叶飞、许亚、王禹等人在福建省人委办公楼继续和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华侨大学、福建林学院及一些南下师生座谈。叶飞等人刚进入会场，造反派便大念毛主席语录，唱造反歌，读《红旗》社论。接着，宣读了五项“严正要求”，及对省委不表态表示抗议的三项“严正声明”，要叶飞表态。主持人带头高呼“打倒叶飞”，要求叶飞晚上作初步检讨，并要对一些学生进行当众平反。叶飞说公开检查要有准备的时间，学生们便拍起桌子，要求叶飞跟他们一起去省委。到省委办公大楼后，经过“谈判”，叶飞被迫同意下午召开省委常委会，晚上到体育场作初步检讨。这样，到下午1点多，叶飞才被准许离开。
晚上，“一一·一”革命造反行动大会在福建省体育场召开，参加者达万人。叶飞在会上被迫作检讨。
但叶飞的检讨并没有被接受。造反派说叶飞的检讨是个“不像样的检讨”，很不深刻，内容空洞，没接触实际。他们说，像这样的检讨，再作几十次，也过不了关，还要检讨，要随叫随到。此后，叶飞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代表省委作过多次检讨。
虽然叶飞作了多次检讨，但依然过不了关。说实在的，这种检讨都带有很大的违心成分，个中滋味，只有叶飞自己心里最清楚。
万人大会上，叶飞因衣着单薄，低血糖病发作，浑身不停地发抖，可有人竟毫无人道地说他是害怕了
11月23日凌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及南下串连学生等300多人，分三路冲进福州市总工会、工人赤卫队总部、工人文化宫，用铁锤砸开办公室、机要室、仓库和干部宿舍的门，抢走档案，拿走枪支，毁坏了一些物品。这件事引起广大工人的义愤，工人与学生之间的对立升级。当晚，1万多名工人到华侨大厦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办公地请愿，要求叶飞、范式人、伍洪祥等人及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到现场参观。叶飞带领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到现场，并表了态。
11月24日晚，福州市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的约6万人。叶飞、范式人、魏金水、伍洪祥、梁灵光等参加大会。会上，学生与工人发生冲突，30多人受伤，引起工人更大不满。工人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罢工。
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叶飞提出三条建议，要求省委常委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到工厂去做工人的工作，一小部分人去做少数派的工作。既肯定学生们大方向是正确的，也指出他们使用的方法欠妥。工人阶级也是革命的，不应把矛头对准工人，而应该对准省委，因为责任在省委，不在工人。同时，派出省委常委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共七八十个厅局级以上干部，到各个工厂去做工人的工作，说服他们要以大局为重，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再引起新的冲突。
这些工作虽然收到一定成效，没有再发生更大冲突，但双方都还是不满意。学生们仍坚持成立“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12月3日，叶飞、魏金水等接见“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代表时，造反派竟勒令当场召开省委常委会，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对叶飞的各种解释置若罔闻，提出了解决印刷传单的纸张问题、医治伤员、保证少数派的人身安全、赔偿他们一切损失等要求。叶飞一解释，他们就大叫“罢掉你的官，打倒你”。他们还要求召开所谓“叶飞一手制造的‘一一·二四’流血惨案控诉大会”。
这期间，叶飞被迫两次参加福州大学的万人辩论大会。他和大家一样，席地而坐，接受批判。因为衣着单薄，叶飞的低血糖病发作，浑身不停地发抖，可有人竟毫无人道地说他是害怕了。
因为无休止地检讨、做工作，叶飞的高血压、心脏病等老毛病加重了，早晨的脉搏也达100多次，头昏，不得不住进了福州军区总院。即使在住院期间，叶飞仍然没有闲着，关注着外面的势态，思考着解决办法。12月14日，尽管医生认为叶飞的病情不宜参加各种活动，但他还是拖着病体，出席造反派的会议。
为了在当晚的会议上向学生们解答“一一·二三”、“一一·二四”的问题，叶飞又认真地看了陶铸、汪东兴接见江苏造反派赴京代表及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的谈话记录。他认为：少数派革命最坚决最勇敢，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掌握政策方面、斗争策略方面、工作方法方面不太注意。群众对他们这些毛病很不同情，所以需要对群众进行大量的、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但是对多数派也不能一概否定，应当争取和团结他们。否则只会使双方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发展下去将引起更大冲突和流血事件，省委就要负严重的责任。
叶飞也清楚，做这项工作最大的困难在于：省委尚处于被动的地位，说话没有人听，少数派不听省委的，多数派也不信任省委。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要对双方做艰苦的劝说工作。叶飞表示，学生们的行动虽是出于革命的目的，但方法是欠妥当的。自己只能承认11月23日讲话有错误，但不能肯定学生们的行动毫无不当之处，这一点要坚持，尽管他们会不满意，甚至会施加种种压力。
当晚，叶飞在“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代表联席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讲话有错误，学生的行动本质是好的。但学生们不满意，说叶飞的检讨一点都没触及灵魂。学生们勒令叶飞等人每天早、中、晚要分别学习一篇社论，还要写心得；并要求第二天中午每人要交一篇学习心得给指挥部，且必须亲自动手写，不能打字，也不能由秘书代写。最后，学生们还给了一通警告：叶飞，你不要讲什么“老老实实检查”之类的话，你的病是有的，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治你的病。你的心脏跳120次还不够，要跳240次，要触及灵魂。你不老老实实交代，要准备斗争，不触及灵魂会完蛋，非垮台不可。
对于福建省委的领导问题，叶飞提议分为一线、二线，常委分工有前有后，组织个三人小组，由他和范式人，再加一位同志组成，放在后边一点；再组织一个三五人的管生产班子，专管农业、工业、财贸以及接待工作等，公开讲清楚，不能冲击他们。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应当处理而又能处理的，坚决处理，及时解决。不该处理，不能解决的，不乱答应，要敢于坚持原则。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叶飞的这些建议，已经没有实施的可能，也难以做到。叶飞本人已经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
有家不能回，叶飞与妻子王于畊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却会在批斗大会上看到对方
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加上福建省委内部的裂痕，省委工作陷于瘫痪。省委常委会议也时常受到干扰、破坏，叶飞等人经常受到无理批判和人身攻击。
不仅如此，家，这个能给人以宁静与安全的避风港，也跟着叶飞遭了殃。早在19６6年11月初，就有200多学生冲进了叶飞住地。后来，又有红卫兵提出要把叶飞的宿舍进行公开展览。福建省委不同意，他们就纠缠不休。省委只得向中央请示，中央电报答复“不同意在叶飞生活方面搞实物展览”。但这些人不听，硬是将叶飞住地搞成了“反修展览馆”，将一些生活用品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进行展览。叶飞有家不能回，有时只得躲在汤井巷接待处安身。
1967年1月，在全国性的夺权风暴影响下，福建一批造反派也率先夺省委、省人委的权。夺权风暴在福建刮起，局势越发混乱，叶飞的处境更加困难。1月16日，叶飞被造反派强行拉上卡车，戴着高帽，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挨批斗。夫人王于畊也被戴了高帽陪斗。他们夫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没想到会在这种情景下会面，虽然什么也不能说，但两人的心是相通的，眼神中透出的是彼此的关心、无声的鼓励。
一天晚上，叶飞及几位福建省委常委被“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和“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挟持开会，实际上又是一场野蛮揪斗。这些人还强迫叶飞等人同意撤销袁改的厦门市委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他们给袁改安的罪名是“走资派”、“反动路线执行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几个红卫兵竟然命令省委开除一个市委书记的党籍，这岂非儿戏？叶飞坚决顶住了，没有同意他们的无理要求。
1月31日，叶飞被宣布“靠边站”，接受批评和盘问。此时，身在北京的周恩来时刻关注着地方的动态。他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紧急协商后，拟定了一份名单，建议将包括叶飞、江渭清、江华等在内的一批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接到北京，予以保护。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直接将电话打到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处，要皮定均负责将叶飞绝对安全地送到北京。
2月8日，正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半夜，皮定均带上秘书，找到叶飞，把周恩来的电话内容转告给他。叶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带，只带上一个女儿随行照顾。
叶飞去了北京，但他的家人却还在苦难中生活。
文教界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所以身为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王于畊也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再加上叶飞夫人的身份，她被冲击得更为厉害。
这期间，王于畊经常与叶飞见不上面，互不知道音讯。叶飞离开福州去北京时，王于畊还被关在省立医院，一点也不知情。此后，王于畊被关在西湖边的工人疗养院受到“军事管制”：一人住一间房子，不准走出门外，不准随便讲话，不准与人交往，晚上不准熄灯睡觉，大小便要向哨兵报告。在这里，名义上是“监护”，实际上是关押，没有行动自由，连吃饭时都有人在后面盯着。给王于畊的任务就是三条：一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二是揭发叶飞、揭发省委；三是接受造反派的批斗。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叶飞的思想意识里，依旧认为要保证运动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爆发。其实，这场政治风暴在1965年就初露端倪。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谁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文章在全国引发“革命大批判”之火后，身为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对此还是相当慎重的。他交代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格心说：“《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也有学术问题，我们要当做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叶飞的这一交代，福建省委宣传部召开所属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强调“各种意见都可以讲，是讨论，不是批判”。《福建日报》也在转发《人民日报》部分批判文章的同时，在文学类的版面上开辟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专栏，组织报道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鸣文章。
但毛泽东却感到这场“文化革命”离自己的要求相距甚远，于是在1966年4月间对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批评，指出他们对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叶飞和福建省委书记处的同志被召到华东局开会，学习中央的精神，对下一阶段的运动进行讨论部署。
4月29日，叶飞回到福州后，花了五天时间，先后听取各大专院校、文艺部门和新闻报刊社等有关单位开展运动情况的汇报。5月5日，叶飞主持召开福建省委常委会，传达华东局会议精神，并分组进行讨论。会议对全省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对照毛泽东的批评和中央精神，认为虽做了一些工作，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认识不清，仅仅看做是学术性的批判，只让宣传部门去抓，以致斗争只限于一个狭小范围内，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斗争无力。会议对全省下一步的运动作了初步的部署。为加强领导，5月上旬省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叶飞任组长。
5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5月18日，叶飞在福建省大学党委书记、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强调首先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在运动中要注意分清两类矛盾，不要把水搞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天，叶飞正在赴上海参加华东局书记处会议的途中。他在火车上听到广播，心里着急，到达上海后马上给省里打电话，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立即通知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和莆田，要各地立即主动领导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开大会。叶飞感到如果各级党委不立即跟上形势，站在运动前面领导群众，还是按原来布置那样按部就班，就不行了。此时，在叶飞的思想意识里，依旧认为要保证运动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
但是，运动的发展并不以叶飞等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些高校的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有些高校党委按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意见，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这些学校领导被指责为压制学生革命运动，受到更加厉害的批斗。
“文化大革命”究竟应当怎么搞，福建省委领导也感到心中无数。这时省委接到中央指示：各地可以依照北京大学的做法，向学校派出工作组。于是，叶飞从上海给省委打电话，说毛主席在杭州同意了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要迅速派工作组加以领导。
6月8日，叶飞从上海回到福州，当晚即召集各高校党委书记开会，了解学校运动的情况。在听取汇报中，发现了福建师范学院的问题。他在会上强调指出：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要相信一条，真共产党什么都不怕，更不应怕群众，这一点头脑一定要清醒。他当即指派有关负责同志到福建师范学院进一步了解情况。此后，福建省委先后向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华侨大学等高校派出工作组（团），取代校党委来领导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还向福建日报社派出了工作组。没想到后来这又成为叶飞和省委的一条“罪状”。
毛泽东看了叶飞的检讨信后作了批示，语气严厉，并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代表
福建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怎么搞？叶飞根据中央精神，结合福建实际，在6月16日召开的省委全委扩大会上提出了一些设想。他说，“文化大革命”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要统一安排，做到三大革命一起抓，运动、生产两不误，以革命促生产。对“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省、地、县机关的运动要分批开展。过去省级机关重点先搞文教部门的办法看来不行了，省级机关要同时开展。县级机关先全力抓生产，等夏收夏种大忙过后，于8、9、10三个月先后开展。同时要做到城市、农村点面有别，城乡社教运动按照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进行。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于27日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的决定》。
7月2日，叶飞在福建省直和福州市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开展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他对福建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了回顾，表明了省委对这场运动的决心和态度，号召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向一切黑线黑帮开火！
动员报告正式点了三个所谓受“黑线”影响和控制的单位，即省委党校、省文化局及省委宣传部。同时公开点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卢叨，省文化局局长陈虹等人的名。
这个点名是叶飞主张留有余地的结果。本来的顺序依次是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省文化局，但正式宣布时把省委宣传部放在了最后。点这三个单位的名，也是省委常委会议反复讨论确定的。会议认为，省委党校受中央党校杨献珍“合二而一”理论的影响和控制，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以学习经典著作为借口，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文化大革命”，文化系统是重点，首当其冲，再加上福建上演了不少被称为“鬼戏”的古装戏等，文化局被点名也是跑不了的。省委宣传部是主管全省意识形态的机关，文教战线存在问题，作为领导部门脱不了干系，再加上中宣部又被打成了“阎王殿”?熏所以?熏不点宣传部也就说不过去。
受北京学生赶走工作组的影响，福建各地大、中学校也几乎同时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按照惯例，工作组是各级党委派出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工作组享有很大的权威，委派工作组是以前多次运动中的惯常做法，实际上也能起到稳定局面、做好工作的作用。但是，派工作组在这次运动中却不灵了，学生们不听工作组的，而且对工作组也照反不误。对这种反常的现象，叶飞开始难以理解，但很快据造反派内部传闻，毛泽东不同意派工作组，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不久，小道消息就应验了。
7月底，叶飞赴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开始出现全国性动乱、许多领导干部已经受到冲击和围攻的情况下突然召开的。与会者对会议的内容心中无数，听到毛泽东对工作组的严厉指责，会议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叶飞在此之前虽然对工作组的问题有所耳闻，但没想到毛泽东的言词会如此激烈，心中难免不安起来。想到福建派工作组的做法，他马上打电话向省委传达，要求立即撤出工作组。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又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8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十六条》和毛泽东的大字报，使“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分歧明朗化。
叶飞在这次全会上虽然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但他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他和中央一些部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一样，不得不对本省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检讨。8月2日，叶飞在华东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接着，在几经斟酌后，他于8月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没有改造好。骄傲自满，迷信自己，“我”字当头。个人和组织的位置没有摆好，开会“一言堂”，有时个人决定问题，违反了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
自己的错误长期没有改造好，近几年还有所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没有以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而是高踞在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思想就慢慢地变了，错误的思想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了。如果再不觉悟，再不痛改前非，就会犯更严重的错误。
最后，叶飞表示决心狠下苦功，认真学习主席著作，以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放手发动群众，“引火烧身”。
毛泽东看了叶飞的这封检讨信后，当即在信的内文中作了批示。在“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没有改造好”一句的“相当”后面批示“不是相当而是极端”，在这句末尾批示道：“不是没有改造好，而是根本没有得到改造。不然不能解释何以犯下了下述那些错误。”这封信还马上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代表。
叶飞回到福建，向各地委、市委书记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心情沉重地说：“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一次大家在劫难逃！这一关不好过啊！”
陈毅对叶飞等人讲：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8月24日，厦门第八中学造反派的师生向福建省委提出要省教育厅厅长、叶飞的妻子王于畊到该校接受批斗的要求。未获答应后，厦门八中的造反派300多人步行赴福州，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只得派车到同安接送。次日，厦门八中的造反派到达福州，随即到福州各学校进行串连，接着就发生了“八二九”事件。
8月29日，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及福州地区红卫兵冲击福建省委机关召开的批判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大会，并逼迫叶飞接见，表明态度。开始，叶飞没有出来接见。他们就搞静坐、绝食，一直纠缠省委值班的副省长刘永生等人，还把刘永生拉去晒太阳。到傍晚，叶飞不得不出来接见。面对如此局面，叶飞作好了被围斗、被戴高帽的准备。为防万一，他还指定了第一书记的代理人。学生们向叶飞发出了连串的责问，要求他当场表态，并要叶飞承认王于畊是黑帮。叶飞回答：“如果毛主席、党中央批了，说王于畊是黑帮，我和你们一起起来把她打倒。”叶飞语气强硬，学生当然不满意，一直闹到凌晨。
9月5日，北京等地南下串连学生及福州高校部分学生联合召开所谓“揭批中共福建省委、福州市委万人大会”，勒令叶飞接受批判。造反派还给中央发通电，“控诉省委、市委”压制他们的革命行动，要求“改组省委、市委，罢叶飞的官”。自此，省级领导机关不断受到冲击，省委主要领导已无法正常工作。叶飞、范式人、梁灵光、侯振亚等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福建的代理人”拉去批判。南下串连学生还在省委门口贴出“福建省委是土匪部”、“叶飞是黑司令”等大幅标语。
迫于形势压力，福建省委不得不召开常委会，讨论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彧青、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要不要停职检查的问题。多数常委认为：宣传部、教育厅的问题严重，为了有利于进一步揭发、批判问题，必须停止许彧青、王于畊的职务，进行自我检查。叶飞则认为当时有不少部门和地区出现停职、罢官的苗头，省委必须有清醒认识，把它顶住，以利于运动更好地开展。况且许彧青、王于畊的揭发材料尚未落实，还不能断定其错误性质，可以不要停职检查。但经争论后，还是以多数通过了许彧青、王于畊停职检查的决定。
10月9日至28日，叶飞等人赴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鼓吹红卫兵运动“战果”；林彪逼迫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直到此时，叶飞和许多省、市、自治区领导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没弄清楚，对所谓的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红卫兵运动想不通，心中有抵触情绪。毛泽东只得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说：我就不相信你们一点错误都没有，工作有失误，群众有气，要把你们烤一烤。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在这种情况下，华东组负责人指名要福建揭开盖子。有的领导便起来揭发叶飞的“问题”。后来，叶飞、范式人等被迫检查自己的“错误”。值得欣慰的是，会后，陈毅请华东的几位省、市主要负责人陈丕显、叶飞等到家中吃饭，并嘱咐大家：“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叶飞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陈毅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成为陈毅最后的赠言。
11月1日，叶飞等人坐火车返回到福建。得知福州市区形势比较紧张，他们被通知先在福州郊县闽侯白沙下车。原来当晚8点多，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林学院、厦门八中及南下学生约200人冲进叶飞住地，要揪王于畊回厦门。省委办公楼也被占领，省委领导无法正常办公。于是，火车临时停车，叶飞等人被接上了五凤山。五凤山上建有几座房子，原来是作为省委备战时用的指挥所，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随着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林彪、陈伯达讲话传到福建，全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浪，叶飞和省委常委更是处于风口浪尖，成为揭批的对象。
11月4日上午，叶飞、许亚、王禹等人在福建省人委办公楼继续和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华侨大学、福建林学院及一些南下师生座谈。叶飞等人刚进入会场，造反派便大念毛主席语录，唱造反歌，读《红旗》社论。接着，宣读了五项“严正要求”，及对省委不表态表示抗议的三项“严正声明”，要叶飞表态。主持人带头高呼“打倒叶飞”，要求叶飞晚上作初步检讨，并要对一些学生进行当众平反。叶飞说公开检查要有准备的时间，学生们便拍起桌子，要求叶飞跟他们一起去省委。到省委办公大楼后，经过“谈判”，叶飞被迫同意下午召开省委常委会，晚上到体育场作初步检讨。这样，到下午1点多，叶飞才被准许离开。
晚上，“一一·一”革命造反行动大会在福建省体育场召开，参加者达万人。叶飞在会上被迫作检讨。
但叶飞的检讨并没有被接受。造反派说叶飞的检讨是个“不像样的检讨”，很不深刻，内容空洞，没接触实际。他们说，像这样的检讨，再作几十次，也过不了关，还要检讨，要随叫随到。此后，叶飞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代表省委作过多次检讨。
虽然叶飞作了多次检讨，但依然过不了关。说实在的，这种检讨都带有很大的违心成分，个中滋味，只有叶飞自己心里最清楚。
万人大会上，叶飞因衣着单薄，低血糖病发作，浑身不停地发抖，可有人竟毫无人道地说他是害怕了
11月23日凌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及南下串连学生等300多人，分三路冲进福州市总工会、工人赤卫队总部、工人文化宫，用铁锤砸开办公室、机要室、仓库和干部宿舍的门，抢走档案，拿走枪支，毁坏了一些物品。这件事引起广大工人的义愤，工人与学生之间的对立升级。当晚，1万多名工人到华侨大厦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办公地请愿，要求叶飞、范式人、伍洪祥等人及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到现场参观。叶飞带领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到现场，并表了态。
11月24日晚，福州市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的约6万人。叶飞、范式人、魏金水、伍洪祥、梁灵光等参加大会。会上，学生与工人发生冲突，30多人受伤，引起工人更大不满。工人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罢工。
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叶飞提出三条建议，要求省委常委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到工厂去做工人的工作，一小部分人去做少数派的工作。既肯定学生们大方向是正确的，也指出他们使用的方法欠妥。工人阶级也是革命的，不应把矛头对准工人，而应该对准省委，因为责任在省委，不在工人。同时，派出省委常委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共七八十个厅局级以上干部，到各个工厂去做工人的工作，说服他们要以大局为重，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再引起新的冲突。
这些工作虽然收到一定成效，没有再发生更大冲突，但双方都还是不满意。学生们仍坚持成立“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12月3日，叶飞、魏金水等接见“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代表时，造反派竟勒令当场召开省委常委会，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对叶飞的各种解释置若罔闻，提出了解决印刷传单的纸张问题、医治伤员、保证少数派的人身安全、赔偿他们一切损失等要求。叶飞一解释，他们就大叫“罢掉你的官，打倒你”。他们还要求召开所谓“叶飞一手制造的‘一一·二四’流血惨案控诉大会”。
这期间，叶飞被迫两次参加福州大学的万人辩论大会。他和大家一样，席地而坐，接受批判。因为衣着单薄，叶飞的低血糖病发作，浑身不停地发抖，可有人竟毫无人道地说他是害怕了。
因为无休止地检讨、做工作，叶飞的高血压、心脏病等老毛病加重了，早晨的脉搏也达100多次，头昏，不得不住进了福州军区总院。即使在住院期间，叶飞仍然没有闲着，关注着外面的势态，思考着解决办法。12月14日，尽管医生认为叶飞的病情不宜参加各种活动，但他还是拖着病体，出席造反派的会议。
为了在当晚的会议上向学生们解答“一一·二三”、“一一·二四”的问题，叶飞又认真地看了陶铸、汪东兴接见江苏造反派赴京代表及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的谈话记录。他认为：少数派革命最坚决最勇敢，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掌握政策方面、斗争策略方面、工作方法方面不太注意。群众对他们这些毛病很不同情，所以需要对群众进行大量的、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但是对多数派也不能一概否定，应当争取和团结他们。否则只会使双方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发展下去将引起更大冲突和流血事件，省委就要负严重的责任。
叶飞也清楚，做这项工作最大的困难在于：省委尚处于被动的地位，说话没有人听，少数派不听省委的，多数派也不信任省委。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要对双方做艰苦的劝说工作。叶飞表示，学生们的行动虽是出于革命的目的，但方法是欠妥当的。自己只能承认11月23日讲话有错误，但不能肯定学生们的行动毫无不当之处，这一点要坚持，尽管他们会不满意，甚至会施加种种压力。
当晚，叶飞在“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代表联席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讲话有错误，学生的行动本质是好的。但学生们不满意，说叶飞的检讨一点都没触及灵魂。学生们勒令叶飞等人每天早、中、晚要分别学习一篇社论，还要写心得；并要求第二天中午每人要交一篇学习心得给指挥部，且必须亲自动手写，不能打字，也不能由秘书代写。最后，学生们还给了一通警告：叶飞，你不要讲什么“老老实实检查”之类的话，你的病是有的，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治你的病。你的心脏跳120次还不够，要跳240次，要触及灵魂。你不老老实实交代，要准备斗争，不触及灵魂会完蛋，非垮台不可。
对于福建省委的领导问题，叶飞提议分为一线、二线，常委分工有前有后，组织个三人小组，由他和范式人，再加一位同志组成，放在后边一点；再组织一个三五人的管生产班子，专管农业、工业、财贸以及接待工作等，公开讲清楚，不能冲击他们。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应当处理而又能处理的，坚决处理，及时解决。不该处理，不能解决的，不乱答应，要敢于坚持原则。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叶飞的这些建议，已经没有实施的可能，也难以做到。叶飞本人已经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
有家不能回，叶飞与妻子王于畊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却会在批斗大会上看到对方
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加上福建省委内部的裂痕，省委工作陷于瘫痪。省委常委会议也时常受到干扰、破坏，叶飞等人经常受到无理批判和人身攻击。
不仅如此，家，这个能给人以宁静与安全的避风港，也跟着叶飞遭了殃。早在19６6年11月初，就有200多学生冲进了叶飞住地。后来，又有红卫兵提出要把叶飞的宿舍进行公开展览。福建省委不同意，他们就纠缠不休。省委只得向中央请示，中央电报答复“不同意在叶飞生活方面搞实物展览”。但这些人不听，硬是将叶飞住地搞成了“反修展览馆”，将一些生活用品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进行展览。叶飞有家不能回，有时只得躲在汤井巷接待处安身。
1967年1月，在全国性的夺权风暴影响下，福建一批造反派也率先夺省委、省人委的权。夺权风暴在福建刮起，局势越发混乱，叶飞的处境更加困难。1月16日，叶飞被造反派强行拉上卡车，戴着高帽，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挨批斗。夫人王于畊也被戴了高帽陪斗。他们夫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没想到会在这种情景下会面，虽然什么也不能说，但两人的心是相通的，眼神中透出的是彼此的关心、无声的鼓励。
一天晚上，叶飞及几位福建省委常委被“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和“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挟持开会，实际上又是一场野蛮揪斗。这些人还强迫叶飞等人同意撤销袁改的厦门市委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他们给袁改安的罪名是“走资派”、“反动路线执行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几个红卫兵竟然命令省委开除一个市委书记的党籍，这岂非儿戏？叶飞坚决顶住了，没有同意他们的无理要求。
1月31日，叶飞被宣布“靠边站”，接受批评和盘问。此时，身在北京的周恩来时刻关注着地方的动态。他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紧急协商后，拟定了一份名单，建议将包括叶飞、江渭清、江华等在内的一批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接到北京，予以保护。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直接将电话打到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处，要皮定均负责将叶飞绝对安全地送到北京。
2月8日，正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半夜，皮定均带上秘书，找到叶飞，把周恩来的电话内容转告给他。叶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带，只带上一个女儿随行照顾。
叶飞去了北京，但他的家人却还在苦难中生活。
文教界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所以身为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王于畊也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再加上叶飞夫人的身份，她被冲击得更为厉害。
这期间，王于畊经常与叶飞见不上面，互不知道音讯。叶飞离开福州去北京时，王于畊还被关在省立医院，一点也不知情。此后，王于畊被关在西湖边的工人疗养院受到“军事管制”：一人住一间房子，不准走出门外，不准随便讲话，不准与人交往，晚上不准熄灯睡觉，大小便要向哨兵报告。在这里，名义上是“监护”，实际上是关押，没有行动自由，连吃饭时都有人在后面盯着。给王于畊的任务就是三条：一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二是揭发叶飞、揭发省委；三是接受造反派的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