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的烽火年代，新四军将帅为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抛头颅、洒热血。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纷纷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国务院原副总理谭震林就是其中的一位。
　　抗战初期，谭震林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在皖南前线带领部队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皖南事变后，谭震林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苏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中，他和粟裕一起，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七战七捷。在淮海战役中，他是总前委领导成员之一，参与了战役的领导和指挥。

　　近日，记者有幸在北京见到了谭震林的小儿子谭晓光老人。谭老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当谈及他父亲时，老人说：“父亲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使我印象深刻。他们这一代人参加革命，首先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一切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谭老说，父亲生前很少对子女们谈及自己的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后来在《谭震林传》读到的。谭晓光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专业，曾在北京市气象科学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从事气象应用软件开发，后来担任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技术首席。
　　谭震林与夫人葛慧敏共有6个子女。他们学有所成，大多从事科技方面的工作，无一人做官。谭震林是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一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以权谋私，在对他正直无私、肝胆照人的崇高品德表示无限敬意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做出的历史贡献。

推动建立浙江农村新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主政浙江，是首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治委员。在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谭震林带领军民为开拓浙江的工作局面，为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何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尽快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是摆在谭震林和浙江党政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为了适应发展新浙江的需要，谭震林将解放军主力、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三方面的力量紧密组织在一起，和省委副书记谭启龙等领导人深入细致地做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团结工作。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联系浙江的工作实际，浙江省委决定将主要力量从接管城市转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生产和征粮，以四大任务推动建立农村新秩序。为了实施上述方针，谭震林与省委其他领导人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确定了几个重大步骤。首先是实现野战军“工作队化”。驻浙第三十五军全军工作队化，其他野战部队每个党支部抽调连、排、班长和老战士共5人与地方干部一起组成工作队，营、团、师各派一名干部兼任相应一级的地方党委书记。野战军共派出的工作队达1万人左右，成为开展浙江农村工作的主力军。谭震林与谭启龙等省委主要领导人以杭县为试点，直接指导工作队深入群众，筹建农民协会，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政权，经过一系列工作，全省区、乡两级政权很快建立起来，并推动了县级人民政府的筹建，保证了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9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当时有些岛屿还被国民党军占据，匪患猖獗。这些匪徒以国民党特务为核心，以舟山群岛为主要巢穴，有的袭击解放军军事设施，破坏交通运输，有的偷袭县、区、乡人民政府，甚至杀害军政干部。在匪患严重的地方，还有伪政府和伪官吏，一时民不聊生。针对这种形势，谭震林严肃地指出，这些武装股匪不肃清，革命秩序就不能建立，既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也不能维持各级人民政权。浙江省委决定，将剿匪反霸斗争作为新区农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为此，第三十五军由“工作队化”进而实行“地方化”，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主力，整顿地方武装，清剿股匪，肃清散匪，并结合剿匪，有重点地开展反霸斗争，以巩固新建立的革命政权。
　　在此期间，谭震林提醒工作队要掌握政策和时机，打击面不宜过宽，时间不宜拖得太长，应集中力量惩治有血债、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以便更广泛的团结群众。谭震林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的“三结合”方针，指导全省进一步肃清匪特。到1951年底，大股武装匪特已经基本肃清，累计消灭匪特9万余人，城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9月，随着剿匪反霸的胜利进行，谭震林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代表省委作报告，提出农村工作由原来的四大任务，扩展到剿匪、反霸、生产、征粮、减租、组织群众大多数等六大任务。1950年3月，谭震林在中共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六大任务”，阐述了“六大任务”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环节，是发动和组织群众，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他强调，“确定何时开展减租，何时土改的条件成熟，决定于何时建立起真正的群众优势。”

领导浙江“土改”与“镇反”

　　1949年秋，浙江省土地改革开始进行试点工作。10月至11月间，省委两次召开土地改革试点会议，谭震林在会议上都作了长篇发言。他代表省委，提出了浙江实行土改的方针：小心谨慎，逐步开展，大胆向前。他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12月，全省土地改革由点到面全面展开。至1951年3月中旬，前后仅半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分配土地的任务。
　　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城乡的镇压反革命運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谭震林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镇反”工作规定的方针、政策，直接掌握和指导“镇反”运动。经省委集体研究，他向各地提出，“镇反”以镇压地主恶霸、匪首、惯匪为主，将“土改”与“镇反”相互促进;对于反动会道门、潜伏特务等，要先准备好材料，处理则放后一步;对于反革命势力较顽固、敌情严重的县，要加强“镇反”力量。他要求各级党委既要克服右倾麻痹思想，又要掌握党的政策，防止偏差。各县要从实际出发，不平均摊派数字，要宽严结合，既打得快，打得狠，又要打得准，不能乱。1951年5月，谭震林写了《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的报告，经华东局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将报告转发各地，并写批语道，“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些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去做。”由于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浙江省的镇反运动不仅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还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全省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工人到各阶层进步人士无不热烈拥护人民政府，热情赞颂共产党、毛主席。

重视知识分子 做好统战工作

　　1949年10月，首届浙江省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省总工会正式成立。谭震林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全省党组织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搞好生产。他还指出，工人阶级应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职工，而不只是工人。谭震林是党内较早注意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有位叫陶若菊的女缫丝专家，从日本留学归来，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创造了“金双合”“银双合”等享誉中外的名牌丝。后来工厂搞民主改革，有人说她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提出要批斗。谭震林不仅及时制止了这种做法，还要求把陶若菊作为丝绸业科技人员的标兵树立起来，并提出机械、化工、电厂等也要树起各自的标兵。
　　为了调动知名人士、技术专家以及学者的积极性，浙江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对他们进行逐个访问，重要的知名人士由主要负责同志登门走访。谭震林与马寅初、周建人、汤元炳、马一浮、黄宾虹等人坦诚相见，成了他们的知音。这些人之中，有的很早就追求进步，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有的曾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过斗争。谭震林推荐浙江大學校长马寅初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政协代表，安排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吴化文担任浙江省交通厅厅长。
　　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谭震林了解到有些民族资本家担心人民政府以后会没收他们的资本，因而不敢发展生产，便在讲话中阐述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参加座谈的汤元炳回忆说：“我们这些长期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过来的人，一旦接触到共产党这种民主作风和协商精神，就像春风荡漾，如遇甘霖。”谭震林还接见杭州著名民族资本家六一织造厂总经理胡海秋、宁波市工商界著名人士俞佐宸等，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资金周转等具体困难。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他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包括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在内的人士加以保护。
　　谭震林主持浙江工作3年，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曾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为动力，推动爱国增产运动，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引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好各项工作上去。经过3年苦战，浙江的粮食、蚕茧、茶叶等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恢复或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面对成绩，谭震林戒骄戒躁，经常开展自我批评。他在《三次党代会后如何来进行工作》的征求意见稿中这样写道：“批评缺点错误，是由上而下的负责、挑担子，而不是把责任推给下级，尤其是对乡村干部。”他还要求“大家注意我的缺点，给我及时指出、批评，我是不会有成见的。共产党员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批评、互相帮助。”
　　之后，谭震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新中国农林水利事业和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为推动新时期真理标准的讨论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