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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祥和白力、赵明丰都是从吉林考入大学的。这位仁兄脑门比常人要宽阔些，故这也成了他炫耀的资本，常会指着自己的脑门说：里面装的全是智慧。入学第一天同学见面会上，他在自我介绍后曾发过一番宏论：国家正值百废待兴之时，将需要大量金融人才。我们一定要珍惜光阴，不仅要弄懂马克思，而且要弄清凯恩斯。当时绝大部分人可能听都未听过老凯的名字，自然马上对王永祥肃然起敬，后来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政治经济学课代表。入学时我们就分到了同一宿舍，故我们俩接触的自然要更多一些。他常常会是宿舍里高谈阔论的主角之一，又常常会成为众人调侃的对象，但他从来都是好脾气，顶多就是一句真流氓或无知作回击。但他生活习惯实在是邋里邋遢，不管坐到哪先要卷上一支烟抽上，不一会他周围床上地下就会烟灰、烟头一片狼籍。抽烟自然就会起痰，所以抽烟的过程会有节奏地出现咳嗽声，一袋烟抽完，他会猛咳几声，接着会有一口浓痰喷出，整个人也随之变得轻松了。他是带薪上大学，故有时我会弄点名堂敲他竹杠，他也豪爽，从不为花钱而有所犹豫。记得英国和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思群岛开战的那年，我俩因马岛石油储量争论了起来，我说20万桶，他说2万桶，并为此打赌谁输了谁请全宿舍的人吃饭。后来我们专门去校图书馆查资料核实，最 后在《参考消息》上找到了印证，他认赌服输，拿出了近一半的月工资请全寝室的人饱餐了一顿。
因在上大课时常愿向老师提出问题，老师也不时在课堂上让他回答一些问题，因此受同学瞩目的程度就要高一些，下课后也有一些同学会拉住他作些交流，其中还有一些模样不算漂亮的女同学。有一段时间，财政班的一李姓同学经常会在课间找他探讨问题，并表露出钦佩之意。王永祥这位大龄青年渐渐就有些心猿意马了，回到宿舍会当好事向大家作些炫耀。宿舍老大李安华更断言李姓女同学对王永祥有意思，并表示和李姓女生是老乡，愿居中作媒。一贯自信的王永祥则表现出了当仁不让劲儿：这事我自个可轻松搞定，你们就静候佳音吧！怎知当他和李姓女生挑明时，人家告诉他，是他误读了，人家只是要讨教问题，并未考虑儿女私情。这着实让王永祥郁闷了一段时间，再见李姓女生也少了昔日的踌躇满志。怎知很快一次课间李姓同学给了他一折成燕形的条子，打开后看到的是李姓同学写给他的一首诗，里面有无边的苍穹缀满了群星、你是我心中最亮最亮的星的诗句。看到一整页的赞美诗，王永祥光剩陶醉了，也未再顾及其他，第二天再见到李姓同学时他主动示好，可李姓女生脸带哀婉之色、对王永祥又是不冷不热。因有过上次受挫经历，王永祥只能心怀狐疑地打住。一星期后他拿出李姓同学给他的那封信再回味时，竟发现信的另一面有约他晚六点在人民公园门口见的字样。无疑李姓同学是想和他交好，可时过境迁，再加上先后两次不顺的经历，王永祥觉得交往下去多少会有些尴尬，于是也就放弃了这段姻缘。后来我为他婚姻帮了点小忙，和辅导员孙玉祥把他和数学老师温波撮合在了一起。
王永祥一大爱好是唱京剧。每逢班里或学校聚会，他的京剧常是保留节目，而且一色是传统剧目，常会博得满堂彩。直到现在我脑海里不时会浮现出他摇头晃脑唱戏的样子：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啊！向温波介绍王永祥特点时，一是讲人好，二是知识面宽，三是京剧唱得好。温波为此还专门偷偷到学校的一次联欢会看了他的表演。他和温波的第一次约会是在吉林大学鸣放宫旁的树林里，晚上回来后自然是满脸喜色，一五一十地向媒人和全体室友汇报了约会过程，包括交谈内容；第二天就开始有保留了，第三天就剩下啥都不说了，无论如何威逼利诱都无用，最后只透露一句：温波说他谈恋爱好有经验，估计有暧昧行为发生。当然，王永祥和温波后来成了一世夫妻。只可惜，王永祥四年前因病早逝，我是几个月后才知道消息，这是我至今一想起就甚觉遗憾的一件事。他走时我要是得到消息一定会去送行的。几年前看到了温波回忆他们一路走过来的文章《牵手》，一方面为他们的真挚情感落泪，一方面更增加了未能最后见他一面的内疚。祥子：在那边过得还那么潇洒吧？真想能听你再喊一口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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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级大学生是应时代之运脱颖而出的一代大学生，也是极具自律意识的一批大学生。而这种自律恰好源于这代人的向上、正直、善良、坚韧和担当。这批人中的一些人入学前就已是社会的中坚。
回想一下，大学期间，我们自发形成的大规模学生行动可能有那么四五次。有的是一晚，有的是数日，但反映的却是我们的激情、我们的赤诚、我们的守望和我们的担当。
至今仍记得1981年中国女排在时任主教练袁伟民的率领下，在日本连胜世界七强，最终获得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冠军的激动人心的场面。1981年11月6号至16号，来自巴西、保加利亚、中国、古巴、南朝鲜、苏联、美国和东道主日本的八路世界女子排球劲旅齐聚日本，展开了荣耀之冠的争夺。那次比赛所以能吸引住我们，是因为中国女排能旗开得胜，继而能连战连捷，特别是在11月15日中国女排以3：2战胜劲敌美国队以后，国人的希望之火被彻底点燃了，激情之火也被彻底点燃了。11月16日在大阪体育馆的中日女排决战已经不能用万人瞩目来形容，对中国而言必须用举国瞩目来形容，对世界来说，也一定用举世瞩目来形容。这一战牵动了全体中国人的神经，或者说那一晚十几亿中国人的心都通向了日本大阪，和女排队员的心紧紧联在了一起。那一晚，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女排一定会赢，因为我相信：由十几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一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有这种无敌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做支持，中国女排一定会战无不胜。那一场决战，中国女排果真不负众望，以3：2力克多年的强敌日本队，高高捧起了凝聚着荣誉和辉煌的冠军奖杯。消息传来，国人沸腾了，校园沸腾了，全校学生冲出了宿舍，点起了火把，敲响了锣鼓，兴奋异常地涌出了校园，呼叫着走上了已经静寂下来的大街。那一晚，学生喊的最响、最多的口号是向中国女排学习、振兴中华。当时我们本想先去吉林大学把吉大的学生也轰弄起来，但到吉大门口时看到吉大的学生已经自发地走了出来，两股学生的人流立即汇集一起，形成了一股更汹涌的人流，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立刻更加响亮了，久久响彻在春城的夜空。走着走着，不知道谁提议：应该向北京发电报、给女排发电报，表达我们对中国女排的敬意，表达我们要以女排为榜样、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愿望，一行人立即呼啸着赶去了长春市电报大楼，以不同班级的名义、以学校的名义给北京发去了不知多少封电报。那一晚，我们久久徜徉在长春街头，直到午夜才意兴未尽地返回了学校。 说实在话，当时喊出“振兴中华”并没有仔细想过其中应有的内涵，只是觉得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我们这个国家太落后了，中国需要迎头赶上，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应该为这个国家的崛起贡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根本没能想到我们的这个国家能有这天的发展，物质能充盈到今天的这种程度，我们那时观念还停留在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生产过剩，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多少年过去了，真想能在深秋的午夜再一次走上长春的街头，再一次纵情地减出“振兴中华”，不过这一次喊出的“振兴中华”，不仅仅要包括经济的繁荣，更要包括社会和谐、政治昌明，中国能当之无愧地牢牢站在现代世界文明的巅峰。
自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后的五年，中国女排用实力、用血汗，一次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顽强拼搏、团结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连续四次夺得了世界锦标赛冠军、奥运会冠军，创下了震惊世界排坛的“五连冠”奇迹。毫不夸张地说，女排精神已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柱。郎平、张蓉芳、周晓兰、杨希、孙晋芳、陈亚琼等成为了中国人的共同偶像。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9月看世界女排锦标赛的一个情景。当时我已毕业留校，但要看比赛转播还要到处打听哪个系有电视可看。9月25日那天是中国对秘鲁的决赛，有人告诉我会计系有台电视可看转播，听了赶紧匆匆赶去。赶到时见刘文驹教授和几个老师正在一个教室里静静地看着比赛。刘教授身材嬴弱，平时话语不多，但那天他竟随着比赛时而欢笑，时而沮丧。当比赛进入决胜局，他看到一半竟走出了教室，自言自语地说：心脏受不了！那场比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秘鲁队，夺得了第9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当我们怀着喜悦走出教室时，看到刘文驹教授正在走廊远处徘徊，当知道比赛结果后，眼泪一下子从他的眼里流了出来。
同样也是这一年，中国男子足球队也让我们兴奋异常，感受到了他们通过顽强拼搏夺取胜利而带给我们的欢乐和激动。这一年中国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首先拿下新西兰队，接着以3比0完胜科威特队，尤其在新加坡两战沙特阿拉伯均获取胜利，中国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亚洲四强之首。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晚间躺在床上捧着收音机“听”完了那场中国队以2：0获胜的在雨中完成的比赛，郑晖是边听边发出评论。当终场哨音吹响时，很多人已迫不及待地冲出了宿舍楼，冲向了操场，吉林财贸学院的校园里又一次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欢呼声，而且久久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容志行、古广明、李富胜等成了许多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到今天我都纳闷：那时的运动员并没有什么奖金之说，但为什么能那样无怨无悔地为国家拼搏，归根结底是这些人心中充溢着为国争光的浩然之气，关键还是靠信念支持着自己行动。遗憾的是，那样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1979年冬的一个晚上，金融7810班的李大智吃完晚饭后在回教室的路上遭人拦劫抢军帽被打，脑袋被人用板砖拍出了口子。事情发生初时学校只是说可能是校外小流氓作案，并称已报警云云。可很快学生就得知根本不是校外流氓干的，而是几个教工子弟所为，其中一个还是校保卫处领导的孩子。这下学生不干了，一定要求校方要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和交待。学校当时可能大意了，只是不疼不痒地表示会教育教工子弟，会负责李大智医药费等。学生听到这样的答复，几乎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出现了7810罢课、其他各班罢课声援的局面。这时学校、系里才紧张起来，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没几年又出现了学生罢课，对校方及校方的领导机关绝不是福音，学校开始以不同渠道劝喻学生停止罢课，可多番努力均于事无补。最后是校党委书记徐孔昭自己到7810班与学生对话，恳求学生停止罢课。徐孔昭是延安抗大出来的干部，有时做报告未讲几句就会唱抗大校歌，有一次刚开口唱两句就唱不下去了，坐在前排的同学发现他的假牙掉到了讲台上。那晚他站在桌椅都靠墙摆到了一边的教室地中间刚张口提抗大，马上就被学生挡住了：徐书记，请你不要提抗大，我们只想知道学校如何处理抢劫并打伤人的教工子弟。虽然徐孔昭也表态了要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不会姑息任何人，但在他离开后的各班同学举手表决时，一半以上的学生仍表示要继续罢课，除非看到校方真有行动。后来直到公安机关真正有所行动后，学生才停止了罢课。当时一些学生担心学校会秋后算账，在那晚与徐孔昭对话结束后，我和金融7811班的武捷思一起回宿舍，他不无担心地说了一句：你看着吧，将来学生干部会倒霉的。还好，参与罢课的学生在后来并未受到学校的为难。可能是参加罢课的学生太多了吧，也可能老师终有老师的胸怀。那一次罢课对我们所有学生来说并没有获胜之感，说到底只是学生反抗某种不公正的一次抗争，或者是学生在极度失望时的一种本能反应。那次罢课对校、系某些领导的颜面无疑是一种刺痛，但当时学生若是对同学的伤痛弃之不管，或是默默地哑忍了，可能到今天我们的内心依然会有深深的刺痛。无论在吉林财贸学院的历史里如何评价那次时间并不长的罢课，但至今我们并不为当时的行动而有丝毫后悔。然而，通过在校时的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自发行动，我也产生了另一种看法，就是学生运动引导得好会是一股清流，引导不好就是火山。大学生在开始行动前会有多种考虑甚至犹豫，但一旦开始行动，是很难被外力所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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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入学时虽然折腾中国十年的“文革”已宣告结束了，但人们的思想仍未从极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很多人讲话都会首先自我过滤，不愿触碰一些自我认定的政治“禁区”。我语文高考时就因未引用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一段话就被生生扣去了十分。很多今天早已稀松平常的事在当时都还要蹑手蹑脚地试探着去做。比如说跳舞得团委、团支部层层动员，强行组织团员集体跳青年圆舞曲，才慢慢有了之后的交谊舞、DISCO等。
那时候国门初开，物质的、文化的海外产品前所未见地进入国内，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造成了莫大的冲击。我们入学时日本的“饭盒式录音机”大量进口，班里家境好的同学有时就会拎回一台给同学过过瘾，有时是为了学外语，有时则是为了放些“靡靡之音”。同学王启林较早就有这么一台录音机，一年元旦为了跟从北京回来的郑晖学跳伦巴，竟在教室里放起了《美国巡逻兵》，让原来当过海军的班党支部书记王松奇撞上了，这在当时是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上来看待的问题，王松奇自然是要阻止这种行为，专门找王启林谈话并作了批评。用王启林后来的话说，是中国海军在中国遇上了美国巡逻兵，那中国海军一定要出手。从那以后，王启林的这个录音机再就未在学校出现过。估计高景春是全校第一个把邓丽君音乐弄回来传放的。他当时不知从哪弄回一部放大盘录音磁带的老式录音机，不上课时常会在寝室里把收集到的邓丽君的歌曲反复播放出来，什么《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甜蜜蜜》等我们都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在听了多少年韵律铿锵的革命歌曲后，一听到邓丽君的歌曲第一个反应是世界上还有歌曲是可以这样唱的，第二个反应是这歌曲太温柔好听了，心里也就禁不住问：这就是靡靡之音吧？有那么一段时间，高景春的录音机和磁带真的成了一些寝室借用欣赏的“宝贝”。但听邓丽君音乐还只能限在寝室里。
虽说一开始大家对跳个青春圆舞曲还有些扭捏，为此我曾在班里搞过动员，大讲跳舞的“伟大意义”，未料到一段时间以后跳舞这档子事竟成了一些人周末必行之勾当，上瘾了！金融7811的武捷思是系学生会主席，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张罗舞会，后来就有同学按他名字的字音，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班郑晖、韩柏等得开放风气之先，有时候一高兴就会在宿舍里拉开场子，扭头送胯地跳上一顿DISCO。
那段时间是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也是新旧观念大冲撞、甚至是大颠覆的时期，也是人们的思想急剧波动的时期。多少年被人们奉为圭皋的东西最后被证明是谬误，多少年被人唾弃的东西则被证明是蒙污的珍宝，彭德怀平反了，刘少奇平反了，多少看似早已被打翻在地的政治人物又恢复了原来的历史地位，人们的思维习惯从愿于相信开始转向怀疑和否定。但辩证地看，这也是这个民族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开始。记得当年北京民主风潮乍起的时候，财政789班的一个姓刘的同学已经率先贴出大字报，提出了落实民主的问题，继而引起了一场搅动全校学生思想的民主大讨论，相关话题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走廊、教学楼大门、大门前的大石柱上的大字报每天都会有刷新，说到底就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我们班还为此专门召开过辩论会，看法自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晖当时从北京得回的消息多些，记得他就讲过刘源如何在北京师范学院串联人发动民主推选区人大代表、最后自己高票当选为区人大代表的事。发生在学校里的那场民主大讨论最终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对一些问题大家基本上是人云亦云的多，真正有深刻独立思想的少，更不要说能提出什么成熟的政治理念了。这也就是之后最高层提出了“四个坚持”的由来。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也至使当时一些人对未来产生了另外的困惑，《中国青年》杂志上就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引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讨论。当时出于对潘晓悲观人生观的怜悯，自己还写了篇《自己踩出远行的路》的文章发表在《吉林日报》上。得了九元钱稿费都给寝室的人打了牙祭。多少年以后才知道，“潘晓”是把两个人的名字捏到了一起，用其不过是要反映当时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而已。
（作者系香港某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
王永祥和白力、赵明丰都是从吉林考入大学的。这位仁兄脑门比常人要宽阔些，故这也成了他炫耀的资本，常会指着自己的脑门说：里面装的全是智慧。入学第一天同学见面会上，他在自我介绍后曾发过一番宏论：国家正值百废待兴之时，将需要大量金融人才。我们一定要珍惜光阴，不仅要弄懂马克思，而且要弄清凯恩斯。当时绝大部分人可能听都未听过老凯的名字，自然马上对王永祥肃然起敬，后来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政治经济学课代表。入学时我们就分到了同一宿舍，故我们俩接触的自然要更多一些。他常常会是宿舍里高谈阔论的主角之一，又常常会成为众人调侃的对象，但他从来都是好脾气，顶多就是一句真流氓或无知作回击。但他生活习惯实在是邋里邋遢，不管坐到哪先要卷上一支烟抽上，不一会他周围床上地下就会烟灰、烟头一片狼籍。抽烟自然就会起痰，所以抽烟的过程会有节奏地出现咳嗽声，一袋烟抽完，他会猛咳几声，接着会有一口浓痰喷出，整个人也随之变得轻松了。他是带薪上大学，故有时我会弄点名堂敲他竹杠，他也豪爽，从不为花钱而有所犹豫。记得英国和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思群岛开战的那年，我俩因马岛石油储量争论了起来，我说20万桶，他说2万桶，并为此打赌谁输了谁请全宿舍的人吃饭。后来我们专门去校图书馆查资料核实，最 后在《参考消息》上找到了印证，他认赌服输，拿出了近一半的月工资请全寝室的人饱餐了一顿。
因在上大课时常愿向老师提出问题，老师也不时在课堂上让他回答一些问题，因此受同学瞩目的程度就要高一些，下课后也有一些同学会拉住他作些交流，其中还有一些模样不算漂亮的女同学。有一段时间，财政班的一李姓同学经常会在课间找他探讨问题，并表露出钦佩之意。王永祥这位大龄青年渐渐就有些心猿意马了，回到宿舍会当好事向大家作些炫耀。宿舍老大李安华更断言李姓女同学对王永祥有意思，并表示和李姓女生是老乡，愿居中作媒。一贯自信的王永祥则表现出了当仁不让劲儿：这事我自个可轻松搞定，你们就静候佳音吧！怎知当他和李姓女生挑明时，人家告诉他，是他误读了，人家只是要讨教问题，并未考虑儿女私情。这着实让王永祥郁闷了一段时间，再见李姓女生也少了昔日的踌躇满志。怎知很快一次课间李姓同学给了他一折成燕形的条子，打开后看到的是李姓同学写给他的一首诗，里面有无边的苍穹缀满了群星、你是我心中最亮最亮的星的诗句。看到一整页的赞美诗，王永祥光剩陶醉了，也未再顾及其他，第二天再见到李姓同学时他主动示好，可李姓女生脸带哀婉之色、对王永祥又是不冷不热。因有过上次受挫经历，王永祥只能心怀狐疑地打住。一星期后他拿出李姓同学给他的那封信再回味时，竟发现信的另一面有约他晚六点在人民公园门口见的字样。无疑李姓同学是想和他交好，可时过境迁，再加上先后两次不顺的经历，王永祥觉得交往下去多少会有些尴尬，于是也就放弃了这段姻缘。后来我为他婚姻帮了点小忙，和辅导员孙玉祥把他和数学老师温波撮合在了一起。
王永祥一大爱好是唱京剧。每逢班里或学校聚会，他的京剧常是保留节目，而且一色是传统剧目，常会博得满堂彩。直到现在我脑海里不时会浮现出他摇头晃脑唱戏的样子：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啊！向温波介绍王永祥特点时，一是讲人好，二是知识面宽，三是京剧唱得好。温波为此还专门偷偷到学校的一次联欢会看了他的表演。他和温波的第一次约会是在吉林大学鸣放宫旁的树林里，晚上回来后自然是满脸喜色，一五一十地向媒人和全体室友汇报了约会过程，包括交谈内容；第二天就开始有保留了，第三天就剩下啥都不说了，无论如何威逼利诱都无用，最后只透露一句：温波说他谈恋爱好有经验，估计有暧昧行为发生。当然，王永祥和温波后来成了一世夫妻。只可惜，王永祥四年前因病早逝，我是几个月后才知道消息，这是我至今一想起就甚觉遗憾的一件事。他走时我要是得到消息一定会去送行的。几年前看到了温波回忆他们一路走过来的文章《牵手》，一方面为他们的真挚情感落泪，一方面更增加了未能最后见他一面的内疚。祥子：在那边过得还那么潇洒吧？真想能听你再喊一口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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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级大学生是应时代之运脱颖而出的一代大学生，也是极具自律意识的一批大学生。而这种自律恰好源于这代人的向上、正直、善良、坚韧和担当。这批人中的一些人入学前就已是社会的中坚。
回想一下，大学期间，我们自发形成的大规模学生行动可能有那么四五次。有的是一晚，有的是数日，但反映的却是我们的激情、我们的赤诚、我们的守望和我们的担当。
至今仍记得1981年中国女排在时任主教练袁伟民的率领下，在日本连胜世界七强，最终获得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冠军的激动人心的场面。1981年11月6号至16号，来自巴西、保加利亚、中国、古巴、南朝鲜、苏联、美国和东道主日本的八路世界女子排球劲旅齐聚日本，展开了荣耀之冠的争夺。那次比赛所以能吸引住我们，是因为中国女排能旗开得胜，继而能连战连捷，特别是在11月15日中国女排以3：2战胜劲敌美国队以后，国人的希望之火被彻底点燃了，激情之火也被彻底点燃了。11月16日在大阪体育馆的中日女排决战已经不能用万人瞩目来形容，对中国而言必须用举国瞩目来形容，对世界来说，也一定用举世瞩目来形容。这一战牵动了全体中国人的神经，或者说那一晚十几亿中国人的心都通向了日本大阪，和女排队员的心紧紧联在了一起。那一晚，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女排一定会赢，因为我相信：由十几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一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有这种无敌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做支持，中国女排一定会战无不胜。那一场决战，中国女排果真不负众望，以3：2力克多年的强敌日本队，高高捧起了凝聚着荣誉和辉煌的冠军奖杯。消息传来，国人沸腾了，校园沸腾了，全校学生冲出了宿舍，点起了火把，敲响了锣鼓，兴奋异常地涌出了校园，呼叫着走上了已经静寂下来的大街。那一晚，学生喊的最响、最多的口号是向中国女排学习、振兴中华。当时我们本想先去吉林大学把吉大的学生也轰弄起来，但到吉大门口时看到吉大的学生已经自发地走了出来，两股学生的人流立即汇集一起，形成了一股更汹涌的人流，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立刻更加响亮了，久久响彻在春城的夜空。走着走着，不知道谁提议：应该向北京发电报、给女排发电报，表达我们对中国女排的敬意，表达我们要以女排为榜样、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愿望，一行人立即呼啸着赶去了长春市电报大楼，以不同班级的名义、以学校的名义给北京发去了不知多少封电报。那一晚，我们久久徜徉在长春街头，直到午夜才意兴未尽地返回了学校。 说实在话，当时喊出“振兴中华”并没有仔细想过其中应有的内涵，只是觉得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我们这个国家太落后了，中国需要迎头赶上，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应该为这个国家的崛起贡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根本没能想到我们的这个国家能有这天的发展，物质能充盈到今天的这种程度，我们那时观念还停留在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生产过剩，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多少年过去了，真想能在深秋的午夜再一次走上长春的街头，再一次纵情地减出“振兴中华”，不过这一次喊出的“振兴中华”，不仅仅要包括经济的繁荣，更要包括社会和谐、政治昌明，中国能当之无愧地牢牢站在现代世界文明的巅峰。
自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后的五年，中国女排用实力、用血汗，一次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顽强拼搏、团结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连续四次夺得了世界锦标赛冠军、奥运会冠军，创下了震惊世界排坛的“五连冠”奇迹。毫不夸张地说，女排精神已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柱。郎平、张蓉芳、周晓兰、杨希、孙晋芳、陈亚琼等成为了中国人的共同偶像。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9月看世界女排锦标赛的一个情景。当时我已毕业留校，但要看比赛转播还要到处打听哪个系有电视可看。9月25日那天是中国对秘鲁的决赛，有人告诉我会计系有台电视可看转播，听了赶紧匆匆赶去。赶到时见刘文驹教授和几个老师正在一个教室里静静地看着比赛。刘教授身材嬴弱，平时话语不多，但那天他竟随着比赛时而欢笑，时而沮丧。当比赛进入决胜局，他看到一半竟走出了教室，自言自语地说：心脏受不了！那场比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秘鲁队，夺得了第9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当我们怀着喜悦走出教室时，看到刘文驹教授正在走廊远处徘徊，当知道比赛结果后，眼泪一下子从他的眼里流了出来。
同样也是这一年，中国男子足球队也让我们兴奋异常，感受到了他们通过顽强拼搏夺取胜利而带给我们的欢乐和激动。这一年中国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首先拿下新西兰队，接着以3比0完胜科威特队，尤其在新加坡两战沙特阿拉伯均获取胜利，中国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亚洲四强之首。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晚间躺在床上捧着收音机“听”完了那场中国队以2：0获胜的在雨中完成的比赛，郑晖是边听边发出评论。当终场哨音吹响时，很多人已迫不及待地冲出了宿舍楼，冲向了操场，吉林财贸学院的校园里又一次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欢呼声，而且久久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容志行、古广明、李富胜等成了许多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到今天我都纳闷：那时的运动员并没有什么奖金之说，但为什么能那样无怨无悔地为国家拼搏，归根结底是这些人心中充溢着为国争光的浩然之气，关键还是靠信念支持着自己行动。遗憾的是，那样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1979年冬的一个晚上，金融7810班的李大智吃完晚饭后在回教室的路上遭人拦劫抢军帽被打，脑袋被人用板砖拍出了口子。事情发生初时学校只是说可能是校外小流氓作案，并称已报警云云。可很快学生就得知根本不是校外流氓干的，而是几个教工子弟所为，其中一个还是校保卫处领导的孩子。这下学生不干了，一定要求校方要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和交待。学校当时可能大意了，只是不疼不痒地表示会教育教工子弟，会负责李大智医药费等。学生听到这样的答复，几乎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出现了7810罢课、其他各班罢课声援的局面。这时学校、系里才紧张起来，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没几年又出现了学生罢课，对校方及校方的领导机关绝不是福音，学校开始以不同渠道劝喻学生停止罢课，可多番努力均于事无补。最后是校党委书记徐孔昭自己到7810班与学生对话，恳求学生停止罢课。徐孔昭是延安抗大出来的干部，有时做报告未讲几句就会唱抗大校歌，有一次刚开口唱两句就唱不下去了，坐在前排的同学发现他的假牙掉到了讲台上。那晚他站在桌椅都靠墙摆到了一边的教室地中间刚张口提抗大，马上就被学生挡住了：徐书记，请你不要提抗大，我们只想知道学校如何处理抢劫并打伤人的教工子弟。虽然徐孔昭也表态了要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不会姑息任何人，但在他离开后的各班同学举手表决时，一半以上的学生仍表示要继续罢课，除非看到校方真有行动。后来直到公安机关真正有所行动后，学生才停止了罢课。当时一些学生担心学校会秋后算账，在那晚与徐孔昭对话结束后，我和金融7811班的武捷思一起回宿舍，他不无担心地说了一句：你看着吧，将来学生干部会倒霉的。还好，参与罢课的学生在后来并未受到学校的为难。可能是参加罢课的学生太多了吧，也可能老师终有老师的胸怀。那一次罢课对我们所有学生来说并没有获胜之感，说到底只是学生反抗某种不公正的一次抗争，或者是学生在极度失望时的一种本能反应。那次罢课对校、系某些领导的颜面无疑是一种刺痛，但当时学生若是对同学的伤痛弃之不管，或是默默地哑忍了，可能到今天我们的内心依然会有深深的刺痛。无论在吉林财贸学院的历史里如何评价那次时间并不长的罢课，但至今我们并不为当时的行动而有丝毫后悔。然而，通过在校时的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自发行动，我也产生了另一种看法，就是学生运动引导得好会是一股清流，引导不好就是火山。大学生在开始行动前会有多种考虑甚至犹豫，但一旦开始行动，是很难被外力所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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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入学时虽然折腾中国十年的“文革”已宣告结束了，但人们的思想仍未从极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很多人讲话都会首先自我过滤，不愿触碰一些自我认定的政治“禁区”。我语文高考时就因未引用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一段话就被生生扣去了十分。很多今天早已稀松平常的事在当时都还要蹑手蹑脚地试探着去做。比如说跳舞得团委、团支部层层动员，强行组织团员集体跳青年圆舞曲，才慢慢有了之后的交谊舞、DISCO等。
那时候国门初开，物质的、文化的海外产品前所未见地进入国内，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造成了莫大的冲击。我们入学时日本的“饭盒式录音机”大量进口，班里家境好的同学有时就会拎回一台给同学过过瘾，有时是为了学外语，有时则是为了放些“靡靡之音”。同学王启林较早就有这么一台录音机，一年元旦为了跟从北京回来的郑晖学跳伦巴，竟在教室里放起了《美国巡逻兵》，让原来当过海军的班党支部书记王松奇撞上了，这在当时是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上来看待的问题，王松奇自然是要阻止这种行为，专门找王启林谈话并作了批评。用王启林后来的话说，是中国海军在中国遇上了美国巡逻兵，那中国海军一定要出手。从那以后，王启林的这个录音机再就未在学校出现过。估计高景春是全校第一个把邓丽君音乐弄回来传放的。他当时不知从哪弄回一部放大盘录音磁带的老式录音机，不上课时常会在寝室里把收集到的邓丽君的歌曲反复播放出来，什么《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甜蜜蜜》等我们都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在听了多少年韵律铿锵的革命歌曲后，一听到邓丽君的歌曲第一个反应是世界上还有歌曲是可以这样唱的，第二个反应是这歌曲太温柔好听了，心里也就禁不住问：这就是靡靡之音吧？有那么一段时间，高景春的录音机和磁带真的成了一些寝室借用欣赏的“宝贝”。但听邓丽君音乐还只能限在寝室里。
虽说一开始大家对跳个青春圆舞曲还有些扭捏，为此我曾在班里搞过动员，大讲跳舞的“伟大意义”，未料到一段时间以后跳舞这档子事竟成了一些人周末必行之勾当，上瘾了！金融7811的武捷思是系学生会主席，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张罗舞会，后来就有同学按他名字的字音，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班郑晖、韩柏等得开放风气之先，有时候一高兴就会在宿舍里拉开场子，扭头送胯地跳上一顿DISCO。
那段时间是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也是新旧观念大冲撞、甚至是大颠覆的时期，也是人们的思想急剧波动的时期。多少年被人们奉为圭皋的东西最后被证明是谬误，多少年被人唾弃的东西则被证明是蒙污的珍宝，彭德怀平反了，刘少奇平反了，多少看似早已被打翻在地的政治人物又恢复了原来的历史地位，人们的思维习惯从愿于相信开始转向怀疑和否定。但辩证地看，这也是这个民族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开始。记得当年北京民主风潮乍起的时候，财政789班的一个姓刘的同学已经率先贴出大字报，提出了落实民主的问题，继而引起了一场搅动全校学生思想的民主大讨论，相关话题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走廊、教学楼大门、大门前的大石柱上的大字报每天都会有刷新，说到底就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我们班还为此专门召开过辩论会，看法自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晖当时从北京得回的消息多些，记得他就讲过刘源如何在北京师范学院串联人发动民主推选区人大代表、最后自己高票当选为区人大代表的事。发生在学校里的那场民主大讨论最终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对一些问题大家基本上是人云亦云的多，真正有深刻独立思想的少，更不要说能提出什么成熟的政治理念了。这也就是之后最高层提出了“四个坚持”的由来。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也至使当时一些人对未来产生了另外的困惑，《中国青年》杂志上就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引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讨论。当时出于对潘晓悲观人生观的怜悯，自己还写了篇《自己踩出远行的路》的文章发表在《吉林日报》上。得了九元钱稿费都给寝室的人打了牙祭。多少年以后才知道，“潘晓”是把两个人的名字捏到了一起，用其不过是要反映当时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而已。
（作者系香港某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