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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是人们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最重要的参照物。当一个人同亲属集团外的人建立亲密联系时，总会倾向于将这种联系“亲缘化”。
不知什么时候，“干爹”成了最具污名色彩的身份之一。当这个词出现在人们的谈话中，它并不意味着一种类似于亲情的关系，而是被蒙上一种暧昧和污浊的色彩。
干爹这个词，本来没这么糟。但近些年来曝光的潜规则、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中，“干爹”们频频出现，让人逐渐开始重新审视它，解读出新的含义。
在过去，尤其在农村，“打干亲”是一种常见的风俗，但如今，在权力和资本的集中地带，“打干亲”则格外引人注意。
“外人”变成“自己人”
人们常说，中国是个关系社会。这句话，不仅仅在“唠嗑”的意义上成立。“关系”一词在汉语中有着特殊的含义，而英语中却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几乎每个身处中国文化中的人，都无法跳过它来理解中国。
在梁漱溟看来，儒家伦理的重点不在社会，也不在个人，而是把重点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之上。“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在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是人们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最重要的参照物。当一个人同亲属集团外的人建立亲密联系时，总会倾向于将这种联系“亲缘化”。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是，我们喜欢以亲属的称谓来称呼那些与我们没有实际血缘关系的人，比如把父母辈的男性叫叔叔，又以兄弟姐妹来称呼自己的同辈。
结干亲，建立了一种虚拟的亲属关系，也是一种把“外人”变成“自己人”的方法。一般认为，结干亲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虚拟的亲子关系，即“认干爹”“认干娘”。第二类是虚拟的平辈关系，“结金兰”“拜把子”就属于这类。第三类则是虚拟的婚姻关系，俗称“娃娃亲”“娃娃媒”。
而不管是哪一种干亲，这当中人和人的亲昵，或是出于情感，或是出于功利，或是出于游戏，又或是几者兼有。
文学作品对干亲关系也有诸多书写。《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三人惺惺相惜，联手干了一番事业，到今天我们仍然喜欢用他们来比照现实中人和人之间的仁义。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热结的“十兄弟”关系只建立在实用和功利的原則上。对于这类关系，张竹坡曾评价说：“……满前役役营营，无非于假景中提傀儡。”《歧路灯》中对清代社会的拜把之风也有所描述：“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是势力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上取齐。”
新中国的初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重组的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原有的人伦格局，力图让“同志友谊”取代原来亲缘化的人际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建国后“结干亲”现象曾一度减少。文革期间，由于被宣布为“四旧”，“结干亲”近乎绝迹。
改革开放后，“结干亲”重回中国人的生活，“关系”也逐渐成为一些人获取资源的重要工具，腐败伴生于市场经济。于是，干亲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化和商品化的关系，也才有了今天的“干爹”。
“一篮儿不去断亲戚”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不管现在的中国社会发生着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局和相处模式，很大程度上继承着乡土社会的那一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干亲”为拉关系提供了一种名正言顺的支持。在村里，当两家人结为干亲的时候，两家人会“相互照应”，而其他村民也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情况，当其中一方握有某些资源的时候更加突出。对于一个村民来说，有一个在村里能说得上话的干亲，自己的腰杆也会跟着硬了起来。
但是，具有亲属化特征的人际圈子，也极具伸缩性。“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费孝通曾这样评价中国人的圈子。
干亲也是如此。当干亲是出于利益才结下时，一旦利益交换中断，那么干亲关系双方也会疏于交往。“干亲戚，‘礼褡子’。一篮儿来，一蓝儿去，一蓝儿不去断亲戚。”中原地区的一首民间歌谣形象地表达了干亲关系的个中微妙之处。
在一篇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里，陈浩天举了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在他调查的村子里，有一个人当上村支书之后，很多人为了和其拉拢关系，使得这人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被迫”认了些干儿子。“不过现在我父亲不干支书这些年，感觉和他们的感情也疏远了不少……哎，真是人走茶凉啊。”那名前任支书的儿子这样说道。
不同于西方的“教父”，干爹对于干儿女的成长往往并未提供非常大的影响，而更多是给双方的人情交往提供了方便的身份和名义。“干亲关系礼仪上的重要性大于实际上的重要性，经济意义重于实际感情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文化研究学者尚会鹏曾总结道。
如今，以“结干亲”为名义的拉关系重回中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我们的社会关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上的改变。现代的中国，人与人的交往，仍然是具有很大程度的乡土特征的。与此同时，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中，“干亲”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功利化的色彩，更加让人体会到人情的淡薄。
当“干亲”入侵政治
清代官场中有个规矩，拜把子基本仅限于同等地位、官职相当的人，一旦曾经拜把子的双方差距拉大，就要缴还原先的拜帖。在《官场现形记》里，湍制台和刘进吉拜过把子之后，二人官运各不相同，前者一路高升至湖广总督，后者却只是从云南藩司位子上调任至湖南藩司。
刘藩司陛见进京，路过武昌，就把曾经和湍制台拜把时还的那副帖子拿出来用红封套套好，说是缴还宪帖。湍制台作出客气的样子推拒一番，刘进吉竟就此当真，没有缴还宪帖。后来刘的儿子想在湍制台手下谋个差事，不仅没受到照顾，还被百般刁难。由此可见，那时官场中的“把兄弟”关系，并没有什么兄弟仁义在里头。
清代官场的这种规矩不仅体现了“残酷现实”，也表现出中国人伦社会特有的关系特征。官场中，干亲伦理关系往往反映了双方在现实中的地位差别，体现出一种主从关系。
《说文解字》上说：“伦，辈也。”所谓人伦，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长幼辈分、尊卑关系了。
从众多儒家经典我们可知，五伦是中国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其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五伦的延伸或复制。因此，在干亲关系中，从来都是强者自居父兄，弱者甘为子弟。地位低的，若能攀个有势的干亲，那也算是为自己的仕途铺一条捷径。地位高的，也能以结干亲的名义拉拢为自己的“站队”的人。一旦这种利益交换的前提不再存在，干亲关系也就打了水漂。
蒋介石一生先后结交几十位“盟兄弟”“把兄弟”，早期主要是用以攀附权势，如张静江、陈其美均属此列。后来在蒋争取最高政治权柄的过程中，“拜把子”则成了一种用来拉拢有利于自身力量的手段。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或利益相争，干兄弟成仇雠。
孙中山任命为民国陆军第十四师师长的许崇智与蒋介石、张静江拜为金兰兄弟。许居二，蒋居三。1925年，孙中山病逝，廖仲恺被暗杀，许崇智没多久就被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杯酒释兵权”。蒋驱逐许至上海当起了寓公。后来，蒋介石甚至以“阴谋反动，危害党国”罪，将许崇智加以通缉。
和蒋介石反目的“结拜兄弟”自然不止这一个。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都曾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但这都全是政治和利益上的交易。一旦涉及利益冲突，结拜兄弟翻脸如翻书。
可见一时的利益结盟，终究难逃“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结局。即便在古代，干亲在传统的政治伦理中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多少带有一种草莽江湖的气质——这也可以说明，为何古代干儿子最多的是军阀和太监，江湖总比庙堂更加盛行拜把子。
而今天的干亲，在很多情况下早已失去仪式感和情感内涵，成为拉大旗的虎皮和谋求利益的噱头。一个轻飘飘的称呼，也早已沦为逢场作戏的一种符号。
不知什么时候，“干爹”成了最具污名色彩的身份之一。当这个词出现在人们的谈话中，它并不意味着一种类似于亲情的关系，而是被蒙上一种暧昧和污浊的色彩。
干爹这个词，本来没这么糟。但近些年来曝光的潜规则、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中，“干爹”们频频出现，让人逐渐开始重新审视它，解读出新的含义。
在过去，尤其在农村，“打干亲”是一种常见的风俗，但如今，在权力和资本的集中地带，“打干亲”则格外引人注意。
“外人”变成“自己人”
人们常说，中国是个关系社会。这句话，不仅仅在“唠嗑”的意义上成立。“关系”一词在汉语中有着特殊的含义，而英语中却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几乎每个身处中国文化中的人，都无法跳过它来理解中国。
在梁漱溟看来，儒家伦理的重点不在社会，也不在个人，而是把重点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之上。“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在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是人们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最重要的参照物。当一个人同亲属集团外的人建立亲密联系时，总会倾向于将这种联系“亲缘化”。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是，我们喜欢以亲属的称谓来称呼那些与我们没有实际血缘关系的人，比如把父母辈的男性叫叔叔，又以兄弟姐妹来称呼自己的同辈。
结干亲，建立了一种虚拟的亲属关系，也是一种把“外人”变成“自己人”的方法。一般认为，结干亲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虚拟的亲子关系，即“认干爹”“认干娘”。第二类是虚拟的平辈关系，“结金兰”“拜把子”就属于这类。第三类则是虚拟的婚姻关系，俗称“娃娃亲”“娃娃媒”。
而不管是哪一种干亲，这当中人和人的亲昵，或是出于情感，或是出于功利，或是出于游戏，又或是几者兼有。
文学作品对干亲关系也有诸多书写。《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三人惺惺相惜，联手干了一番事业，到今天我们仍然喜欢用他们来比照现实中人和人之间的仁义。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热结的“十兄弟”关系只建立在实用和功利的原則上。对于这类关系，张竹坡曾评价说：“……满前役役营营，无非于假景中提傀儡。”《歧路灯》中对清代社会的拜把之风也有所描述：“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是势力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上取齐。”
新中国的初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重组的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原有的人伦格局，力图让“同志友谊”取代原来亲缘化的人际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建国后“结干亲”现象曾一度减少。文革期间，由于被宣布为“四旧”，“结干亲”近乎绝迹。
改革开放后，“结干亲”重回中国人的生活，“关系”也逐渐成为一些人获取资源的重要工具，腐败伴生于市场经济。于是，干亲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化和商品化的关系，也才有了今天的“干爹”。
“一篮儿不去断亲戚”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不管现在的中国社会发生着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局和相处模式，很大程度上继承着乡土社会的那一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干亲”为拉关系提供了一种名正言顺的支持。在村里，当两家人结为干亲的时候，两家人会“相互照应”，而其他村民也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情况，当其中一方握有某些资源的时候更加突出。对于一个村民来说，有一个在村里能说得上话的干亲，自己的腰杆也会跟着硬了起来。
但是，具有亲属化特征的人际圈子，也极具伸缩性。“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费孝通曾这样评价中国人的圈子。
干亲也是如此。当干亲是出于利益才结下时，一旦利益交换中断，那么干亲关系双方也会疏于交往。“干亲戚，‘礼褡子’。一篮儿来，一蓝儿去，一蓝儿不去断亲戚。”中原地区的一首民间歌谣形象地表达了干亲关系的个中微妙之处。
在一篇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里，陈浩天举了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在他调查的村子里，有一个人当上村支书之后，很多人为了和其拉拢关系，使得这人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被迫”认了些干儿子。“不过现在我父亲不干支书这些年，感觉和他们的感情也疏远了不少……哎，真是人走茶凉啊。”那名前任支书的儿子这样说道。
不同于西方的“教父”，干爹对于干儿女的成长往往并未提供非常大的影响，而更多是给双方的人情交往提供了方便的身份和名义。“干亲关系礼仪上的重要性大于实际上的重要性，经济意义重于实际感情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文化研究学者尚会鹏曾总结道。
如今，以“结干亲”为名义的拉关系重回中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我们的社会关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上的改变。现代的中国，人与人的交往，仍然是具有很大程度的乡土特征的。与此同时，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中，“干亲”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功利化的色彩，更加让人体会到人情的淡薄。
当“干亲”入侵政治
清代官场中有个规矩，拜把子基本仅限于同等地位、官职相当的人，一旦曾经拜把子的双方差距拉大，就要缴还原先的拜帖。在《官场现形记》里，湍制台和刘进吉拜过把子之后，二人官运各不相同，前者一路高升至湖广总督，后者却只是从云南藩司位子上调任至湖南藩司。
刘藩司陛见进京，路过武昌，就把曾经和湍制台拜把时还的那副帖子拿出来用红封套套好，说是缴还宪帖。湍制台作出客气的样子推拒一番，刘进吉竟就此当真，没有缴还宪帖。后来刘的儿子想在湍制台手下谋个差事，不仅没受到照顾，还被百般刁难。由此可见，那时官场中的“把兄弟”关系，并没有什么兄弟仁义在里头。
清代官场的这种规矩不仅体现了“残酷现实”，也表现出中国人伦社会特有的关系特征。官场中，干亲伦理关系往往反映了双方在现实中的地位差别，体现出一种主从关系。
《说文解字》上说：“伦，辈也。”所谓人伦，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长幼辈分、尊卑关系了。
从众多儒家经典我们可知，五伦是中国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其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五伦的延伸或复制。因此，在干亲关系中，从来都是强者自居父兄，弱者甘为子弟。地位低的，若能攀个有势的干亲，那也算是为自己的仕途铺一条捷径。地位高的，也能以结干亲的名义拉拢为自己的“站队”的人。一旦这种利益交换的前提不再存在，干亲关系也就打了水漂。
蒋介石一生先后结交几十位“盟兄弟”“把兄弟”，早期主要是用以攀附权势，如张静江、陈其美均属此列。后来在蒋争取最高政治权柄的过程中，“拜把子”则成了一种用来拉拢有利于自身力量的手段。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或利益相争，干兄弟成仇雠。
孙中山任命为民国陆军第十四师师长的许崇智与蒋介石、张静江拜为金兰兄弟。许居二，蒋居三。1925年，孙中山病逝，廖仲恺被暗杀，许崇智没多久就被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杯酒释兵权”。蒋驱逐许至上海当起了寓公。后来，蒋介石甚至以“阴谋反动，危害党国”罪，将许崇智加以通缉。
和蒋介石反目的“结拜兄弟”自然不止这一个。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都曾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但这都全是政治和利益上的交易。一旦涉及利益冲突，结拜兄弟翻脸如翻书。
可见一时的利益结盟，终究难逃“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结局。即便在古代，干亲在传统的政治伦理中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多少带有一种草莽江湖的气质——这也可以说明，为何古代干儿子最多的是军阀和太监，江湖总比庙堂更加盛行拜把子。
而今天的干亲，在很多情况下早已失去仪式感和情感内涵，成为拉大旗的虎皮和谋求利益的噱头。一个轻飘飘的称呼，也早已沦为逢场作戏的一种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