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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连柯（1888-1939），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主要著作有《教育诗》《塔上旗》《父母必读》《教育过程的组织方法》《儿童教育讲座》《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等。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名字与“高尔基工学团”“捷尔任斯基公社”紧密相连。1920年起，他先后在这两所特殊学校15年的教育实践中，造就了3000多名名副其实的技工、红军干部、学者和专家，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国家勋章获得者、先进工作者和卫国战争英雄。他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好评。然而，人们不会忘记马卡连柯创办工学团所受的艰难。
创办工学团之初，由于国家经济在战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师生在生活上处于无法想象的贫困之中——挨饿受冻。师生吃的是小米粥，穿得差不多同样的破烂，教师们差不多不领工资，连修靴子的钱都没有。靴底破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打掌，总有一块包脚布要钻出来。工学团的校舍，都是破旧的房屋，缺乏任何设备;教师只有4名，除马卡连柯自己外，还有一名年老的总务主任和两名女教师。而面对的学员却是曾持枪抢劫和盗窃的失足者——他们都是身强力壮、行动敏捷的青少年。这些人对教师傲慢无礼，粗暴野蛮，蛮横地拒绝和破坏工学团一切自我服务的规则。马卡连柯本不主张体罚，可是最初竟被学员逼到绝望和疯狂的地步，还动手狠打了扎陀罗夫。后来，他冷静下来思考，觉得这种做法实在不妥，只能是当时无能为力情况下的一种解脱。
后来，他逐步认识到：失足青少年是完全可以教育好的。应当采取既严格要求，又满怀尊重和信任的态度，通过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把他们引导到正常的广阔的生活大道上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带头与学员同甘共苦，率领他们到附近森林中去砍伐树木，共同完成劳动任务。以此为突破口，他对学员提出了服从纪律、热爱劳动、建立和健全生活制度的要求。接着，马卡连柯抓住时机，利用逃亡地主的大庄园这一有利条件，组织学员自己动手，耕种土地。最初3年中，新学员一批批进来，工学团经营生产范围也逐步扩大。他们先后组织了铁工厂、木工场、制鞋场、面包房，还办起了养猪场和放牧场。学员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起来，精神面貌也逐渐起了变化。劳动改造了他们好吃懒做、唯利是图的劣习。
马卡连柯重视集体教育。对工学团里接二连三发生的偷窃事件，他组织“人民法庭”，教育偷窃集团的首犯布隆;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组织学员自觉承担保卫国家森林的任务。在工学团里，除了严格实行半天生产劳动、半天上课学文化，还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政治学习会。这样，学员们逐步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增强了集体荣誉感、责任感。工学团不只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有了“新集体的萌芽”。
马卡连柯在教育工作中十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他从来不把失足青少年当作违法者或流浪儿看待，而是看作具有积极因素和发展可能的人。在他看来，尊重人、信任人，是教育人的前提;只有从尊重人、信任人出发，才能产生合理的教育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教育失足少年谢苗·卡拉巴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卡拉巴林这样询问马卡连柯：“请您直爽地告诉我，您相信我吗？”马卡连柯诚恳地回答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知道你这个人是跟我一样的诚实。”马卡连柯还见诸行动，曾接连两次把带枪取巨款的重任委托给卡拉巴林去办理，这使这位学员深受感动。这样，马卡连柯以尊重与信任的良药，医治好了卡拉巴林那受伤的翅膀，使他懂得了人的尊严，认识了人的价值。后来，卡拉巴林终于成了自己老师马卡连柯的可靠继承者和得力助手。
由于最初几年的生活艰苦，工作任务繁重，学校生活显得有点单调。对此，马卡连柯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让学员晚上都聚集在宿舍里，师生玩起了一种叫做“官打捉贼”的游戏。游戏角色包括“贼”“告发人”“检察员”“法官”“刑官”等。因为参加游戏者的身份一直在改变，上次做“贼”的人下次会变成“法官”或是“刑官”，所以整个游戏的主要趣味就在于轮流的吃苦和报复。凶狠的“法官”或是残酷的“刑官”如果做了“告发人”和“贼”，就要受到“法官”和“刑官”的残忍报复，让他想起他以前给人家的种种判决和处罚。
平时严肃的马卡连柯，与孩子们玩起这个游戏，扮演着孩子们同伴的角色，孩子们体验出了他的可爱。因此，大家遇见同其他老师玩时，总有拘谨之感，“刑官”施刑时，总带有温和态度;而同马卡连柯玩的时候，却无拘无束，当他做了“贼”时，往往判重打，似乎要以此来体验他的忍受力。这时，马卡连柯除了硬着头皮充好汉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当马卡连柯做“法官”的时候，总要弄得受刑的人失去自尊地大叫起来：“马卡连柯，这样可不行啊！”然而反过来，马卡连柯也是大吃苦头，往往他回家的时候左手总是肿着，换手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而且右手他还要留着去写字。
这种游戏，不仅使学生得到了乐趣，融洽了师生关系，而且培养了学生坚忍大胆、不怕危险的性格。对这些特殊学生而言，无疑还起到了强化法制观念的作用——“贼”是受人唾弃的，将受到严厉处罚。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名字与“高尔基工学团”“捷尔任斯基公社”紧密相连。1920年起，他先后在这两所特殊学校15年的教育实践中，造就了3000多名名副其实的技工、红军干部、学者和专家，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国家勋章获得者、先进工作者和卫国战争英雄。他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好评。然而，人们不会忘记马卡连柯创办工学团所受的艰难。
创办工学团之初，由于国家经济在战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师生在生活上处于无法想象的贫困之中——挨饿受冻。师生吃的是小米粥，穿得差不多同样的破烂，教师们差不多不领工资，连修靴子的钱都没有。靴底破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打掌，总有一块包脚布要钻出来。工学团的校舍，都是破旧的房屋，缺乏任何设备;教师只有4名，除马卡连柯自己外，还有一名年老的总务主任和两名女教师。而面对的学员却是曾持枪抢劫和盗窃的失足者——他们都是身强力壮、行动敏捷的青少年。这些人对教师傲慢无礼，粗暴野蛮，蛮横地拒绝和破坏工学团一切自我服务的规则。马卡连柯本不主张体罚，可是最初竟被学员逼到绝望和疯狂的地步，还动手狠打了扎陀罗夫。后来，他冷静下来思考，觉得这种做法实在不妥，只能是当时无能为力情况下的一种解脱。
后来，他逐步认识到：失足青少年是完全可以教育好的。应当采取既严格要求，又满怀尊重和信任的态度，通过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把他们引导到正常的广阔的生活大道上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带头与学员同甘共苦，率领他们到附近森林中去砍伐树木，共同完成劳动任务。以此为突破口，他对学员提出了服从纪律、热爱劳动、建立和健全生活制度的要求。接着，马卡连柯抓住时机，利用逃亡地主的大庄园这一有利条件，组织学员自己动手，耕种土地。最初3年中，新学员一批批进来，工学团经营生产范围也逐步扩大。他们先后组织了铁工厂、木工场、制鞋场、面包房，还办起了养猪场和放牧场。学员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起来，精神面貌也逐渐起了变化。劳动改造了他们好吃懒做、唯利是图的劣习。
马卡连柯重视集体教育。对工学团里接二连三发生的偷窃事件，他组织“人民法庭”，教育偷窃集团的首犯布隆;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组织学员自觉承担保卫国家森林的任务。在工学团里，除了严格实行半天生产劳动、半天上课学文化，还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政治学习会。这样，学员们逐步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增强了集体荣誉感、责任感。工学团不只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有了“新集体的萌芽”。
马卡连柯在教育工作中十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他从来不把失足青少年当作违法者或流浪儿看待，而是看作具有积极因素和发展可能的人。在他看来，尊重人、信任人，是教育人的前提;只有从尊重人、信任人出发，才能产生合理的教育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教育失足少年谢苗·卡拉巴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卡拉巴林这样询问马卡连柯：“请您直爽地告诉我，您相信我吗？”马卡连柯诚恳地回答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知道你这个人是跟我一样的诚实。”马卡连柯还见诸行动，曾接连两次把带枪取巨款的重任委托给卡拉巴林去办理，这使这位学员深受感动。这样，马卡连柯以尊重与信任的良药，医治好了卡拉巴林那受伤的翅膀，使他懂得了人的尊严，认识了人的价值。后来，卡拉巴林终于成了自己老师马卡连柯的可靠继承者和得力助手。
由于最初几年的生活艰苦，工作任务繁重，学校生活显得有点单调。对此，马卡连柯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让学员晚上都聚集在宿舍里，师生玩起了一种叫做“官打捉贼”的游戏。游戏角色包括“贼”“告发人”“检察员”“法官”“刑官”等。因为参加游戏者的身份一直在改变，上次做“贼”的人下次会变成“法官”或是“刑官”，所以整个游戏的主要趣味就在于轮流的吃苦和报复。凶狠的“法官”或是残酷的“刑官”如果做了“告发人”和“贼”，就要受到“法官”和“刑官”的残忍报复，让他想起他以前给人家的种种判决和处罚。
平时严肃的马卡连柯，与孩子们玩起这个游戏，扮演着孩子们同伴的角色，孩子们体验出了他的可爱。因此，大家遇见同其他老师玩时，总有拘谨之感，“刑官”施刑时，总带有温和态度;而同马卡连柯玩的时候，却无拘无束，当他做了“贼”时，往往判重打，似乎要以此来体验他的忍受力。这时，马卡连柯除了硬着头皮充好汉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当马卡连柯做“法官”的时候，总要弄得受刑的人失去自尊地大叫起来：“马卡连柯，这样可不行啊！”然而反过来，马卡连柯也是大吃苦头，往往他回家的时候左手总是肿着，换手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而且右手他还要留着去写字。
这种游戏，不仅使学生得到了乐趣，融洽了师生关系，而且培养了学生坚忍大胆、不怕危险的性格。对这些特殊学生而言，无疑还起到了强化法制观念的作用——“贼”是受人唾弃的，将受到严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