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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惊天秘闻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位气息奄奄的老兵自感将要离开人世，急召亲人密友前来身边，对后事一一做了安排。最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在两人的这次密谈中，老兵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中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査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一间密室保存，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他于焦急、恐惧与无可奈何中，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密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借助夜幕的掩护，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2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一切处理完毕后，他特意用军用砍刀在埋藏地点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日后寻找。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后，他被遣送回了日本。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1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他的好友久三枝吐露了真情。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重现人世。
B消息辗转回国
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托的久三枝感到事关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并一度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他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悄悄地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地区进行了一番査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2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过初步观察，此树干树皮被剥落的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原日本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着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做了反映。中科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与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C慎重部署
仰木道之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做了详细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无法一一作答。叶、张二人便同仰木道之一同去日坛公园做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20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区。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个原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叶捷和张森水将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做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迅即做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査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电震探测有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根据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两位副院长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任务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
D发掘一无所获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备，6月3日上午8时整，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其人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18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藤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3位日本人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丘占祥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做了动员讲话。
随后众人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室，登车向日坛公园驶去。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处长已带领3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1996年6月3日上午10时，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线9点就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4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1.5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2.2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露出地层剖面为：0-1.3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1.5-1.9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1.9-2.2米为灰绿色细砂岩。2.3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在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59厘米。
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面对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每一位在场者都心有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据《每日新报》）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位气息奄奄的老兵自感将要离开人世，急召亲人密友前来身边，对后事一一做了安排。最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在两人的这次密谈中，老兵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中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査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一间密室保存，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他于焦急、恐惧与无可奈何中，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密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借助夜幕的掩护，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2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一切处理完毕后，他特意用军用砍刀在埋藏地点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日后寻找。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后，他被遣送回了日本。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1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他的好友久三枝吐露了真情。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重现人世。
B消息辗转回国
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托的久三枝感到事关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并一度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他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悄悄地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地区进行了一番査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2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过初步观察，此树干树皮被剥落的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原日本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着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做了反映。中科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与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C慎重部署
仰木道之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做了详细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无法一一作答。叶、张二人便同仰木道之一同去日坛公园做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20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区。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个原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叶捷和张森水将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做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迅即做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査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电震探测有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根据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两位副院长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任务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
D发掘一无所获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备，6月3日上午8时整，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其人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18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藤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3位日本人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丘占祥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做了动员讲话。
随后众人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室，登车向日坛公园驶去。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处长已带领3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1996年6月3日上午10时，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线9点就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4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1.5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2.2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露出地层剖面为：0-1.3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1.5-1.9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1.9-2.2米为灰绿色细砂岩。2.3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在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59厘米。
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面对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每一位在场者都心有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据《每日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