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第四期载有一篇文章，我看到篇目就被十分吸引：《李叔同的出家与<函髻记>》。可是读了全文，又感大出意表。我没有见过《函髻记》的印本，只是略知此书的作者；此文却从书上的一枚“私印”，推断出惊人之论。这本书：“卷端署名‘盟鸥榭著’，封面正书‘函髻记’三字，左下署‘盟鸥榭杂著’，在杂著二字之间钤一朱印，文曰‘李息私印’。”作者据此议论道：“照常例只有作者自家才能在这样地位加盖图章，因此可以断定‘盟鸥榭’就是李息的斋名(代替笔名)。”
　　以“盟鸥”作为斋名的，查《室名别号索引》一书，即有宋·范成大的盟鸥亭，元·俞贞木的盟鸥轩，明·黄承元的盟鸥堂，清·余新传的盟鸥馆和董俞的盟鸥草阁。当然，有了这些还不能就说已经包举“盟鸥”的斋名无遗。同样，在《古今同姓名大辞典》里便有两个李息，皆西汉人；弘一大师因是近代人物，故不与焉。至于进不了辞典的同姓名寻常百姓，自更无从指数。所以，有了一个名印，也还需要鉴定和考证：它到底是真是假，是否正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一个”。
　　“在杂著二字之间钤一朱印”，即是说，这枚印章盖在“杂”字之下，“著”字之上。我不懂得这合于什么“例”，倒以为如果它是盖在“杂”字之上或“著”字之下，比较起来，也许才稍见合适些。但无论这枚印章盖在哪个部位，光凭这一点，就来否定它可能属于此书的收藏者而“断定”它必属于此书的撰述者，仍未免过于大胆。
　　现在，且让我们来看一些其它的资料。
　　《海藏楼诗》卷四庚子(一九○○)诗，有《营盟鸥榭既成以诗落之》、《盟鸥榭偶占》、《盟鸥榭雨夜独坐》三篇。同卷辛丑(一九○一)诗，有《鸥榭听涛》一篇。卷十癸亥(一九二三)诗，有《酬石遗题盟鸥榭诗》、《盟鸥榭之北作一峰名望云堆》二篇。按诗作者郑孝胥，于庚辛之间在武昌，始有此斋名；癸亥在上海，重以此三字名其别业之斋。
　　《海藏日记》原件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库藏品，往年我有机会接触，曾摘录口记中有关出版工作的一部分，兹举其涉及《函髻记》者数条于下，壬寅(一九○二)日记云：
　　五月甘一日：览欧阳行周《函髻记》事有触，思为小说以托意，须得《欧阳行周集》、邵博《闻见后录》及陈振孙《书录解题》三书乃能为之。《四库提要》云：《书录解题》辨“函髻”之诬甚力。
　　五月廿四日：从王胜之借得《直斋书录解题》。
　　六月十六日：作《函髻记》。
　　又，己未(一九一九)日记：
　　十二月十六日：赵叔雍示小七以其所作《函髻记传奇》。按，赵叔雍系赵竹君之子，赵氏上海居宅与郑氏别业望衡对宇，两家过从颇密。小七是孝胥之子郑禹的小名，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营业部工作，后调往北京主持京华印书局。推想赵叔雍所作，或是《牡丹亭》、《桃花扇》一类体裁的剧本，故称“传奇”，与郑孝胥所作唐代传奇体裁的小说不一样。以之“示小七”者，也许是商量排印，谋自费出版欤？
　　上文业已交待，我不曾见到过郑作《函髻记》的印本。赵氏所作《传奇》，我也没有见过。这两种书的出版，至今虽不足百年，但估计流传于世的，恐已无多。作者能获致郑氏此书，其上且有“李息私印”，如果经过鉴定确为弘一上人旧藏，则仍是极可宝重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