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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里一个深夜，赵丹家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上海市有关部门通知他：他从前的朋友唐纳先生回来了！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赵丹和夫人黄宗英得以在次日前往上海东湖宾馆探望唐纳。但是有关部门又根据唐纳的叮嘱，对赵丹特别的关照说，最好不要把唐纳先生来上海的消息，转告给其他人，以防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天夜里，赵丹高兴得难以成眠。
次日上午，当赵丹和夫人黄宗英在上海东湖宾馆一间恬静套间里，见到阔别多年的唐纳时，赵丹马上扑上前去，他当胸就捶了唐纳一拳，说：“唐纳啊，老三，你得好好地谢谢我和而已。如果当年不是我们两人巧妙设下一计，不让你回国，今天你也许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唐纳紧紧拥着赵丹，久久不放开，眼里溢满了泪花。
赵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说：“‘文革’中，有人传说那个‘烂苹果’派红卫兵去巴黎，准备杀你灭口，可真有此事吗？”
唐纳笑了笑说：“没有这回事。不过那几年，国外的朋友们确实劝我要小心一些。所以我那时尽量少出门，可以说和你们在国内的朋友一样，也在受到‘文革’的威胁。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我更是不敢轻易露面的，所以，这些年倒也太平无事。倒是你们国内的朋友，遭受了不少困苦。” 唐纳和赵丹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客房里不断响起唏嘘与哽咽之声。
唐纳此次回国，完全是秘密活动。他不想因为自己从前和江青的关系，引来许多人对他的注目。他想见的都是阔别多年的旧友和亲戚。
他寻访了苏州故地，那里是他的故乡，嗣母的坟墓就在太湖之滨。唐纳知道自己的少年时期很苦，如果没有嗣母，他也许不会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也不会有在上海扬名显身的那些经历。
接着唐纳直下武汉。唐纳十分怀念武汉，因为他在这里参加了抗战救亡活动，当年他写的那部多幕剧《祖国万岁》，就是在武汉三镇隆重公演的，这里也是他和女演员小P相识与结婚的地方……
唐纳在上海期间，曾经会见了另一位青年时期的挚友夏其言。全国解放以后，大约是1956年，北京来了两位外调人员，他们自称是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要求夏其言证实一下当年唐纳和蓝苹结婚的情况。夏其言如实作了证明。这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夏其言做梦也不曾想到，1970年，他忽然以攻击中央“文革”领导的罪名被幽禁和开除党籍。
夏其言告诉唐纳，全国解放以后，他前妻小P的处境并不如意，她和唐纳所生的红儿，在困难时期曾经找过夏其言。他曾经为红儿在上海某新闻单位安排过工作。
有上海友人的指点，唐纳来到武汉以后，很快就得到一些有关小P与他分别后的情况。当他听说小P在“文革”之中，数次因攻击“无产阶级旗手”而遭受无情批判的时候，唐纳心情就显得格外沉重，他痛苦叹息说：“这都是因为受了我的连累啊。小P所以那么痛恨江青，都因为她了解当年江青是如何迫害我的。”
唐纳在武汉终于与分别30多年的红儿重逢了。当年他在上海与红儿分手的时候，红儿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而今的红儿，已经长成大人了。当唐纳得知红儿现在武汉一家公司担任副董事长时，他高兴地紧握红儿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孩子，你大了。我不但不怪你的妈妈，而且还应该理解和感念她。因为是她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把你好不容易带大的。其实，她也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当年我们所以分手，都是因为那种非常艰难的政冶环境所迫啊!”为了弥补当年对小P母女俩的感情债，唐纳决定回到法国后，设法为红儿的公司投入一笔资金，以支持她把这家公司办得更好。
1985年秋天，唐纳又一次从巴黎启程，飞回了上海。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次唐纳是带着夫人陈润琼和女儿马忆华一起回国的。唐纳说：“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肯定来日无多。我想，此次回国后，我就准备动笔直写那本《回忆录》了！”
唐纳还郑重地说：“我想写《回忆录》，绝不是重翻旧账，甚至去非议别人。特别是对江青，我只想如实写写我和她当年的事情。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我只是想澄清一些事实而已。”
1985年9月，唐纳一家人飞临香港。这次旅行唐纳仍然主张回避所有的新闻记者。唐纳和陈润琼看了1949年他们双双在香港工作期间留有旧迹的地方，又去了一些旧友的家中做客。
在以后的日子里，按照从巴黎出发时的既定计划，全家3口人兵分两路。陈润琼和女儿马忆华将去祖国南方几座城市采风旅游；而唐纳则单枪匹马北上京城，他在北京会见了一批从前在上海时期共同工作过的老朋友，如夏衍、黄宗江、冯亦代等在“文化大革命”飓风中侥幸余生的老友。
进入1988年7月，唐纳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医院对他肺癌的晚期症状——大量的癌细胞在体内扩散，早已无能为力。
“阿仁，邮件送到了！”就在唐纳刚从昏睡中醒来时，忽然听到楼梯上传来笃笃的响声。
“北京的朋友，终于把你想了多年的《祖国万岁》剧本寄来了！”陈润琼来到他面前，快捷地拆开一包国际函件。
唐纳记得那是他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后，随军队离开上海，经杭州湾战场向武汉撤退的一路上，不顾征途的劳累，写下的剧本。也就是这个剧本，在武汉一炮打响。后来他去了上海，仍有朋友们把这部话剧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再次隆重地举行了公演仪式。山城又一次出现了万人空巷，争看《祖国万岁》的盛况。虽然这个剧本现在看来写得还十分粗糙，但是，那毕竟是唐纳人生重要时刻的一种纪念啊!
重病在身的唐纳老泪纵横，他想起自己在北京终于见到了当年在上海叮嘱他去香港的夏衍，唐纳向夏衍谈到他写《回忆录》的打算，夏衍也希望他把当年在上海敌伪监视下办《时事新报》的经历，都写下来留作史料流传下去，以警示后代。
在北京，唐纳与许多当年的友人谈了自己写《回忆录》的构想。同时，也向朋友们流露出他希望见到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和上海等地写的3部话剧剧本油印稿。
“阿仁，你再看这个!”陈润琼将一张英文报纸《每日电讯报》，举到他的面前，报上竟然刊登着一幅江青的照片。照片下是意大利女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江青狱中近况》。
他慢慢闭上了双眼，脑际好像又进入了回忆的状态。1985年秋天，他第二次回国时．在上海一位朋友的家里，唐纳有幸亲眼看到1981年江青在北京遭到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时部分电视的录像。
“安娜，我来日不多了!”唐纳忽然紧紧抓住妻子的手，嘴唇哆嗦着说出心里的话：“你我相爱相依，屈指算来，已有37年之久了。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这些年来，我最大的心愿实现了，那就是回国去看上一眼。但是，我还有一个心愿，看来不能实现了……”
“我本想回来就写那部《回忆录》的，可是，我的身体不行了呀!”74岁的唐纳病体沉重，他躺在床上不住喘息着说：“日后，我只希望你替我立一部《小传》，讲清当年我受江青的一时蒙蔽，如何上当，以至有国归不了，有家却要流浪的经历。让那些关心我的人知道，我的这种痛苦，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啊……”
1988年8月23日，74岁高龄的唐纳溘然长逝了。他死后，家人在唐纳的床边——那些生前曾经写下的若干《回忆录》手稿中，意外发现了一张薄薄的纸页，上面是唐纳弥留时期亲笔写下的一首诗：
人生能有几回醉，
痛哭狂憾青春楼。
冷风醒思重洋外，
空余残阳染白头。
（摘自《作家文摘》2007年9月）
次日上午，当赵丹和夫人黄宗英在上海东湖宾馆一间恬静套间里，见到阔别多年的唐纳时，赵丹马上扑上前去，他当胸就捶了唐纳一拳，说：“唐纳啊，老三，你得好好地谢谢我和而已。如果当年不是我们两人巧妙设下一计，不让你回国，今天你也许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唐纳紧紧拥着赵丹，久久不放开，眼里溢满了泪花。
赵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说：“‘文革’中，有人传说那个‘烂苹果’派红卫兵去巴黎，准备杀你灭口，可真有此事吗？”
唐纳笑了笑说：“没有这回事。不过那几年，国外的朋友们确实劝我要小心一些。所以我那时尽量少出门，可以说和你们在国内的朋友一样，也在受到‘文革’的威胁。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我更是不敢轻易露面的，所以，这些年倒也太平无事。倒是你们国内的朋友，遭受了不少困苦。” 唐纳和赵丹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客房里不断响起唏嘘与哽咽之声。
唐纳此次回国，完全是秘密活动。他不想因为自己从前和江青的关系，引来许多人对他的注目。他想见的都是阔别多年的旧友和亲戚。
他寻访了苏州故地，那里是他的故乡，嗣母的坟墓就在太湖之滨。唐纳知道自己的少年时期很苦，如果没有嗣母，他也许不会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也不会有在上海扬名显身的那些经历。
接着唐纳直下武汉。唐纳十分怀念武汉，因为他在这里参加了抗战救亡活动，当年他写的那部多幕剧《祖国万岁》，就是在武汉三镇隆重公演的，这里也是他和女演员小P相识与结婚的地方……
唐纳在上海期间，曾经会见了另一位青年时期的挚友夏其言。全国解放以后，大约是1956年，北京来了两位外调人员，他们自称是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要求夏其言证实一下当年唐纳和蓝苹结婚的情况。夏其言如实作了证明。这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夏其言做梦也不曾想到，1970年，他忽然以攻击中央“文革”领导的罪名被幽禁和开除党籍。
夏其言告诉唐纳，全国解放以后，他前妻小P的处境并不如意，她和唐纳所生的红儿，在困难时期曾经找过夏其言。他曾经为红儿在上海某新闻单位安排过工作。
有上海友人的指点，唐纳来到武汉以后，很快就得到一些有关小P与他分别后的情况。当他听说小P在“文革”之中，数次因攻击“无产阶级旗手”而遭受无情批判的时候，唐纳心情就显得格外沉重，他痛苦叹息说：“这都是因为受了我的连累啊。小P所以那么痛恨江青，都因为她了解当年江青是如何迫害我的。”
唐纳在武汉终于与分别30多年的红儿重逢了。当年他在上海与红儿分手的时候，红儿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而今的红儿，已经长成大人了。当唐纳得知红儿现在武汉一家公司担任副董事长时，他高兴地紧握红儿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孩子，你大了。我不但不怪你的妈妈，而且还应该理解和感念她。因为是她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把你好不容易带大的。其实，她也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当年我们所以分手，都是因为那种非常艰难的政冶环境所迫啊!”为了弥补当年对小P母女俩的感情债，唐纳决定回到法国后，设法为红儿的公司投入一笔资金，以支持她把这家公司办得更好。
1985年秋天，唐纳又一次从巴黎启程，飞回了上海。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次唐纳是带着夫人陈润琼和女儿马忆华一起回国的。唐纳说：“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肯定来日无多。我想，此次回国后，我就准备动笔直写那本《回忆录》了！”
唐纳还郑重地说：“我想写《回忆录》，绝不是重翻旧账，甚至去非议别人。特别是对江青，我只想如实写写我和她当年的事情。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我只是想澄清一些事实而已。”
1985年9月，唐纳一家人飞临香港。这次旅行唐纳仍然主张回避所有的新闻记者。唐纳和陈润琼看了1949年他们双双在香港工作期间留有旧迹的地方，又去了一些旧友的家中做客。
在以后的日子里，按照从巴黎出发时的既定计划，全家3口人兵分两路。陈润琼和女儿马忆华将去祖国南方几座城市采风旅游；而唐纳则单枪匹马北上京城，他在北京会见了一批从前在上海时期共同工作过的老朋友，如夏衍、黄宗江、冯亦代等在“文化大革命”飓风中侥幸余生的老友。
进入1988年7月，唐纳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医院对他肺癌的晚期症状——大量的癌细胞在体内扩散，早已无能为力。
“阿仁，邮件送到了！”就在唐纳刚从昏睡中醒来时，忽然听到楼梯上传来笃笃的响声。
“北京的朋友，终于把你想了多年的《祖国万岁》剧本寄来了！”陈润琼来到他面前，快捷地拆开一包国际函件。
唐纳记得那是他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后，随军队离开上海，经杭州湾战场向武汉撤退的一路上，不顾征途的劳累，写下的剧本。也就是这个剧本，在武汉一炮打响。后来他去了上海，仍有朋友们把这部话剧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再次隆重地举行了公演仪式。山城又一次出现了万人空巷，争看《祖国万岁》的盛况。虽然这个剧本现在看来写得还十分粗糙，但是，那毕竟是唐纳人生重要时刻的一种纪念啊!
重病在身的唐纳老泪纵横，他想起自己在北京终于见到了当年在上海叮嘱他去香港的夏衍，唐纳向夏衍谈到他写《回忆录》的打算，夏衍也希望他把当年在上海敌伪监视下办《时事新报》的经历，都写下来留作史料流传下去，以警示后代。
在北京，唐纳与许多当年的友人谈了自己写《回忆录》的构想。同时，也向朋友们流露出他希望见到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和上海等地写的3部话剧剧本油印稿。
“阿仁，你再看这个!”陈润琼将一张英文报纸《每日电讯报》，举到他的面前，报上竟然刊登着一幅江青的照片。照片下是意大利女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江青狱中近况》。
他慢慢闭上了双眼，脑际好像又进入了回忆的状态。1985年秋天，他第二次回国时．在上海一位朋友的家里，唐纳有幸亲眼看到1981年江青在北京遭到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时部分电视的录像。
“安娜，我来日不多了!”唐纳忽然紧紧抓住妻子的手，嘴唇哆嗦着说出心里的话：“你我相爱相依，屈指算来，已有37年之久了。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这些年来，我最大的心愿实现了，那就是回国去看上一眼。但是，我还有一个心愿，看来不能实现了……”
“我本想回来就写那部《回忆录》的，可是，我的身体不行了呀!”74岁的唐纳病体沉重，他躺在床上不住喘息着说：“日后，我只希望你替我立一部《小传》，讲清当年我受江青的一时蒙蔽，如何上当，以至有国归不了，有家却要流浪的经历。让那些关心我的人知道，我的这种痛苦，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啊……”
1988年8月23日，74岁高龄的唐纳溘然长逝了。他死后，家人在唐纳的床边——那些生前曾经写下的若干《回忆录》手稿中，意外发现了一张薄薄的纸页，上面是唐纳弥留时期亲笔写下的一首诗：
人生能有几回醉，
痛哭狂憾青春楼。
冷风醒思重洋外，
空余残阳染白头。
（摘自《作家文摘》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