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挎着公文包，满脸兴奋地站在乡间田野上。他穿着粗布中山装，上衣的两个兜里别着两支钢笔，他参时地用手捋一捋额前的黑发嘴巴微微张开，激动之中似乎还在喃喃自语着什么。
　　这个风华正茂的男人就是我在城里机关单位工作的父亲，背景是1978年年末的乡村田野上。父亲是奉上级之命回到公社去宣传一个振奋人心的会议精神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整个中国大地都在拨乱反正，响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
　　这一声春雷，迅速地传到了我们村的上空，全村到处都是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那一年，我家猪圈里的猪还没有到腊月便被提前宰杀了。听了父亲传达的会议精神后，兴奋的爷爷和村里的屠夫几乎是把一头猪从圈里直接抱到案板上宰杀的。我还记得，那一年公社放了日本影片《望乡》，影片中一个女人半裸的镜头让全村的老少爷们完全惊呆了。
　　1978年的那个冬天，因为有提前宰杀的年猪，我们这个10多口人的大家庭的萝卜汤里也沾上了一点油腥，黑漆漆的厨房里有了一点肉的味道。1978年，一个9岁的孩子，还不知道这一年，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真正意味着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特地请来城里照相馆的师傅，让我们一家人在竹林旁照了一个合影。爷爷还把为自己打的一口棺材扛到了偏屋，他红着脸膛说：“别急，我还要好好活着，要看更好的年景!”这一年，留在我心中的影像是灰白中夹带一丝喜庆的红。
　　我背着母亲为我捆好的一床被子，怯生生地来到一个离家70多公里的乡上工作。这是1988年的秋天，我从学校毕业，有了鼓出的喉结，说话粗声粗气，脸上还长满了青春痘。那是我到乡上报到的第一天，乡长和书记打量了我许久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年轻人，工作要肯吃苦啊!”我拍着胸膛说：“领导放心，我是从毡帽山上下来的。”毡帽山是家乡的一座山。乡长和书记顿时呵呵地笑开了，乡长还拍着我的肩膀大声鼓励说：“对头，咱们从山里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那天晚上，乡里用一锅腊猪蹄炖土豆招待了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我也第一次敞开肚皮喝了二两红苕酒，然后在乡里招待所的铺上酣然大睡。
　　那一年的夏天，我家喜事连连。妹妹考入了大学，奶奶迎来七十大寿，母亲喂养的两头母猪一口气下了13个猪崽，我们家稻田里试验的新品种喜获丰收。10月，我颤抖着手在乡里工资名册上签了字，领到了第一个月的36.5元工资。我把那些零钞放进我的包里，在一条小街上满街吆喝要请人喝酒吃羊肉扣碗儿。然而我迅速从兴奋中惊醒了，我得尽一点对母亲的孝心。我用工资称了5斤羊肉，再到供销社买了一床毛毯回到了村里。远远地，我看见母亲在田坎边等我，母亲的头发在风中飘着，她看见了我买的礼物，瘦小的母亲踮起脚一把抱住了我，我和母亲便在秋后的田野上放声地哭了起来。
　　落什么泪呢?我家的日子正越过越好呢。在村里率先建起了气派的青砖房，虽然不是鹤立鸡群，但足以证明家道的兴旺。青砖房内，有一年四季都挂着的腊肉，还有一串串像在燃烧的红辣椒。那一年的影像，便是墙上那一串串红辣椒的喜庆颜色，望一眼，便忍不住心花怒放。
　　一个城市里的人几乎倾巢出动去江边抗洪，这是一个长江边的城市，因为春天的洪峰，已经危及到下游一些城市的安全。这是1998年的春天，61岁的父亲搀扶着80岁的老奶奶去江边看大水，一次次涌起的洪波吓得我的老奶奶双腿打颤。我听见爸爸在她耳边说：“妈，您别担心，有解放军在扛着呢。”江边的雨雾中，爸爸的头发已是花白一片、那一年的大水，让一个长江边的家庭揪心，让整个中国眺望与动情。
　　洪峰终于被扛住了，暴涨的长江，终于恢复了她的温柔。而那个在村子里的家，已在城市里有了一扇窗。奶奶和母亲随父亲进了城，这个三峡移民小城，也在一片稻田中开始矗立成群，在田野的风光里不断拔节成长。小城里的马路，是奶奶、父亲、母亲用脚板一寸一寸丈量出来的。父亲那年初已经退休，在小城里安养岁月。几乎每一天，父亲都会陪伴着母亲和奶奶在小城里散步，父亲的步子放得很慢，而奶奶的一双灵利小脚，倒显得比父亲还快，嘴角边，还经常挂着微微的笑意。
　　那一年，父亲爱怀旧了，他总喜欢翻看家里的一些老照片。那一年春天，我的儿子两岁了，我牵着他的手，去小城后面的香炉山下栽了一棵树。一棵树，让一个年轻父亲的心变得宁静而又温柔，从此以后在憧憬中度过光阴。那一年留在我记忆里的影像，就是一家三代人在一个屋里的笑声，它是温情的黄色，希望的绿色。
　　今年开篇的大地，几乎是被雨雪笼罩。今年的5月和8月，泪水奔流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悲伤成河，一个是欢乐鼓舞。2008年，当一个国家铿锵前行了30年后，在它巨大的身影中，留给一个家庭真切的影像又是什么?
　　为了把这个影像留存，也作为国家在发展洪流中的一个小小投影，我们全家人，一同回到了离开多年的乡村，在老家山顶机场旁边的村落前合了一张影，之后又回到城市，高高低低站成两排，留下了在镜头里的一个瞬间。两张照片上的笑容，都是从内心里绽放的，笑容中，岁月静美，光阴继续而那一刻，我从一个家庭的细胞深处，分明感受到了伟大祖国清晰的脉络，在这张摊开的地图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身影，都让我感到触手可及，可亲可敬。
　　
　　电波30年
　　
　　1978年的初夏，一个9岁的少年，和他的幺叔跌跌撞撞奔跑在一道又一道的山梁上，一只野兔从刺槐树丛中惊慌地逃窜，这丝毫没有引起赶路人的兴趣，他们要赶到50多公里外的镇上邮电所发一封加急电报。
　　这个少年，便是我。那一年，我的一个远房祖父在犁田时突然栽倒在田里再也没有醒来。为了通知他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回家奔丧，我和幺叔便赶到镇上邮电所发一封加急电报。5天以后，当红肿着双眼的姑姑从上海回到乡村，哭着跪倒在祖父的灵前时，她痛心于时空的遥远，通讯的不便，让她千里迢迢回到家时，却无法追上祖父离世的脚步。
　　1979年的寒假，我读小学二年级，因为数学考了98分，被在机关工作的父亲接到城里去玩。父亲在机关做秘书，整日守在一台黑色带着威严气派的电话机前接听电话，我看见一脸严肃的父亲把话筒凑在耳边接听，传达指示，收听汇报，同时在电话记录簿上飞快地记录着。那时，电话还是手摇式的，打电话时，先摇一下手柄，然后把电话挂了，邮局的总台为你接上要找的单位，插入相应的端口，这才可以通话。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电话，俨然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当然，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个话筒，怎么能让相距遥远的人听清楚彼此的声音呢?我决定大胆地做一个实验。我把用来抽水灌溉的30多米长的胶管子连接起来，我和幺叔分别站两端，我冲着胶管口对另一端拿着胶管口接听的幺叔大声叫喊：“幺叔、幺叔，听得见我的声音 么?”幺叔失望地摇摇头。
　　我到乡里参加工作时，最初在办公室做文书，这下，我终于神气地接听电话了。依然是手摇式要通过邮局转接的电话，但这却让我激动了好多天，以至我对邮政局那个满脸长着雀斑的女话务员也萌发了朦胧的情愫，每次听到她转接电话时轻柔的声音，我就激动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拍打几下狂跳的胸膛。
　　1994年春天，我回到村里，村支书和几个种植户家里已经安上了程控电话，其他的老乡也都在准备安装电话了。电话，已经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1995年的一天，村里的一个养鸡大户到我家来小坐片刻只见他腰间已佩戴着一个黑色的传呼机，不一会儿便嗡嗡地响起来，他嘿嘿地笑起来说：“我马上得回一个电话。”他走以后，颇受刺激的我不久后也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一个数字传呼机。不料，这个传呼机却被老婆紧紧地控制在手里，一下班，她便呼我，让我失去了自由之身。
　　1996年初春的一天，一个诨名叫“狗子”的搞建筑的老乡来到我家里，他把一个砖头大的东西“啪”地一声往桌子上一搁说：“知道不，这是花两万块买的大哥大!”“狗子”的神气吓了我一跳，也让我顿感落伍后的寒酸。狗子在街上打“大哥大”的时候，满街的人都在盯着这个暴发户。
　　1997年秋天，我陪单位领导出差。我诚惶诚恐地借了领导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不料，我拿在手上却不知怎么按键。直到领导拨通了我家的电话，我才战战兢兢地同老婆说了几句怪怪的话。
　　1999年春天，我腰间别着手机很风光地回到了村里，还故意到那个养殖大户的院坝前拿起手机哇啦哇啦地说话。不承想，这位养殖大户却从腰间拿出一个样式更新款的手机在我眼前晃了晃。
　　4年后，当我再回到村里时，正赶上远房的二叔在吆喝着牛犁田，他腰间彩屏的手机突然响了，二叔停下来接听电话。过后，他乐呵呵地笑着说：“刚才，是湖北一个客商跟我商量要来这里收购榨菜的事情。”
　　2008年的夏天，我再次回到村庄，村里七十多岁的魏大爷正坐在电脑面前，看着他的孙子用视频和姐姐聊天，魏大爷通过视频见到了他在武汉工作的孙女。老爷子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这玩意儿，实在是怪!”
　　金秋时节，当神七航天员在浩渺的太空中与国家领导人通话时，我才真的感到，作为太空中一个村庄的地球，我们对太空的呼唤，已不再是梦、30年来的风雨历程，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昔日的高端消费品手机等通讯器材，正在成为普通百姓的生活用品时代的风采证明了祖国的强盛，百姓生活在温暖的大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亲切的呵护，和贴心的问候。
　　
　　编辑　姚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