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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镜头指向生活环境的物象，是因为我自己内心重视它。我的艺术不是为记录时代而作的，这种说法虽奇怪却真实，也更加有可能真的成为对时代变迁的记录。
——莫毅
莫毅
当代摄影师
采访时间：4月18日
采访形式：微信采访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中国摄影书集”展览的第五部分“中国摄影的文化复兴”展柜中，展示了莫毅的摄影书《舞蹈的街道》。莫毅这个名字早有耳闻，很多人说他的身上有着当代艺术家的乖张符号，他的作品也常被冠以“离经叛道”之名。但在我看来，莫毅一直谦恭有礼，虽然远在日本为讲座和展览奔忙，却还是尽可能的抽出时间回答采访提问。语气平静诚恳，答复极尽详细。很难想象，这位沉稳温润的艺术家会是别人口中的那位“古怪”的摄影师。
莫毅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张著名的“红被子”，它是莫毅自10年前以来陆续创作的《我的邻居：18条胶卷的324个记忆》（以下简称《我的邻居》）中的一个系列。《我的邻居》包含了9个系列，可以说是莫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其他选择“走出房门、去到外面”记录中国历史变迁的摄影师不同，莫毅将镜头“收回来”，对准了自己身边的物品，通过7年的时间，对上个世纪60年代到2000年间建设的居住建筑和其中的生活元素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视觉调查，用窗户、安全门、被子、黑板、自行车车座、空调等9个部分来记录“邻居”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选取的是特定的居民社区，但《我的邻居》却让许多观者倍感亲切。莫毅表示，之所以要拍摄这些极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景观，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国家在从过去走向未来中看得见的真正相貌，暗示着过渡中的经济和精神，是既映照过去也反映现在的普遍的象征性的缩影。”莫毅不是单单在记录这些物件的变化，他是在用影像捕捉时代变迁的痕迹。
在我看来，莫毅身上有很深的“时代”烙印，或许是因为他自身也在跟随时代“变迁”。1958年出生的莫毅，在成为一名摄影师之前，曾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莫毅说，拍摄《我的邻居》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摄影师不同，1982年以前，莫毅主要生活的区域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和西藏。“那时我住在运动员的宿舍区里，不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更不是一般居民生活的地方。可当我24岁突然落脚到天津这样一个普通城市的居住环境之后，必须要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样态，这跟我之前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带给我巨大的震撼。”从24岁到52岁，莫毅一直被密封在高密度人口的都市里。从西藏来到天津时，他跟着亲人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的楼房里，结婚时单位分配的楼是70年代建造的，等到他离婚、卖掉房子再租的新房则是90年代建造的。这些楼房虽然建造时间不同，但“它们的建造形势，比如使用的红色砖头，都是一样的。”这些一个个像小盒子一样的单元楼，占据了莫毅生命将近30年的时间。对于莫毅来说，《我的邻居》这组作品不仅仅是记忆，也是他的出处和证明。
据莫毅回忆，24岁不仅是他生活上的转折点，也是他艺术家身份的开始。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一批摄影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影像“不再如以前一样只是对现实事物的简单呈现，由对外部客观现实的关切与影像呈现，转向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立省察与觉解，然后通过影像语言将这种个人化的省察表现出来。”莫毅的《我的邻居》无疑是这类影像的经典代表。初到天津落脚于单元楼时，莫毅就一直在对这些“小盒子”进行观察，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特别有力量的情感，真正推动莫毅针对居住社区进行创作的，是2000年的一次意外。“那时我把身体搞坏了，注意力不能向外走，当注意力收回于自己内心时，‘我的邻居’这样一个视觉形态的东西，就被我发现得越来越多了。”于是，“无法走远”的莫毅这才真正开始了《我的邻居》的创作。莫毅说，他曾将《我的邻居》里其中一些黑白照片给艾未未看过，艾未未拿在手上看了很长时间，莫毅问他在看什么，他说他看到了历史的变化。艾未未看的是“单元门”系列，这是莫毅在对居民楼的长期观察中最早发现的元素之一。那些盘亘在单元门上错综复杂的线，经历了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然气管道，再到后面的暖气管道的更迭。除此以外，中国社区特有的“黑板”也是莫毅观察的对象，“早期它是有政治功能的东西，比如文革时是毛主席语录，再往后是党的一些公告，再到后期会出现一些跟个人有关的东西，如防止偷窃，到现在，已经非常个人化了，比如居委会会告诉你，如果需要避孕，可以去免费领取工具。这样的词汇在20年前是很难想象的。”单元楼的样态是常年不变的，但社会变迁的痕迹却保留在这些不常被人们注意到的小物件身上，成为了记录历史的“化石”。
莫毅常年留心这些“见怪不怪”的风景，9道风景分别用9个胶卷进行记录，记录的方法和态度几近于复制或拷贝，最后的影像又是对前一拷贝的再次拷贝。于是《我的邻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视觉记忆集群，它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无疑是震撼的。莫毅表示，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只有通过大量样本的采集才足以说明问题。变迁是个非常虚幻的词语，想要记录它，就要选择典型的“标本”，而在莫毅那里，这些“标本”就是在自己身边不断变化、更新着的单元门、空调或者窗户。“我的拍摄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这得益于我欣赏的贝歇夫妇。他们用极其朴素、单纯的方式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和记录，这让我的内心有了更多的思考。”所以，“当我想要谈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治安问题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就用窗户来表现。用足够多的样本呈现出其中的对比。”而对身边平常物件的集合化的对比呈现，让观者感受到的不仅是靠数量堆积起来的视觉冲击，更多的是其中的变化带给人心理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以及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下进行审视。
莫毅看重这样的“内心审视”，也非常看重作品的情感表达。他说，历史变迁带来了很多不可逆转的变化，虽然一方面能感受到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方便，但给他自身带来的体验仍是“非常不好”的。
在我看来，莫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作品分明在记录着时代，但他却表示自己并不是为表现时代才去创造有时代符号的作品的。“我把镜头指向生活环境的物象，是因为我自己内心重视它，跟其他无关。我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不断地研究、追索，这本身就是我对时代的态度。”
——莫毅
莫毅
当代摄影师
采访时间：4月18日
采访形式：微信采访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中国摄影书集”展览的第五部分“中国摄影的文化复兴”展柜中，展示了莫毅的摄影书《舞蹈的街道》。莫毅这个名字早有耳闻，很多人说他的身上有着当代艺术家的乖张符号，他的作品也常被冠以“离经叛道”之名。但在我看来，莫毅一直谦恭有礼，虽然远在日本为讲座和展览奔忙，却还是尽可能的抽出时间回答采访提问。语气平静诚恳，答复极尽详细。很难想象，这位沉稳温润的艺术家会是别人口中的那位“古怪”的摄影师。
莫毅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张著名的“红被子”，它是莫毅自10年前以来陆续创作的《我的邻居：18条胶卷的324个记忆》（以下简称《我的邻居》）中的一个系列。《我的邻居》包含了9个系列，可以说是莫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其他选择“走出房门、去到外面”记录中国历史变迁的摄影师不同，莫毅将镜头“收回来”，对准了自己身边的物品，通过7年的时间，对上个世纪60年代到2000年间建设的居住建筑和其中的生活元素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视觉调查，用窗户、安全门、被子、黑板、自行车车座、空调等9个部分来记录“邻居”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选取的是特定的居民社区，但《我的邻居》却让许多观者倍感亲切。莫毅表示，之所以要拍摄这些极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景观，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国家在从过去走向未来中看得见的真正相貌，暗示着过渡中的经济和精神，是既映照过去也反映现在的普遍的象征性的缩影。”莫毅不是单单在记录这些物件的变化，他是在用影像捕捉时代变迁的痕迹。
在我看来，莫毅身上有很深的“时代”烙印，或许是因为他自身也在跟随时代“变迁”。1958年出生的莫毅，在成为一名摄影师之前，曾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莫毅说，拍摄《我的邻居》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摄影师不同，1982年以前，莫毅主要生活的区域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和西藏。“那时我住在运动员的宿舍区里，不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更不是一般居民生活的地方。可当我24岁突然落脚到天津这样一个普通城市的居住环境之后，必须要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样态，这跟我之前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带给我巨大的震撼。”从24岁到52岁，莫毅一直被密封在高密度人口的都市里。从西藏来到天津时，他跟着亲人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的楼房里，结婚时单位分配的楼是70年代建造的，等到他离婚、卖掉房子再租的新房则是90年代建造的。这些楼房虽然建造时间不同，但“它们的建造形势，比如使用的红色砖头，都是一样的。”这些一个个像小盒子一样的单元楼，占据了莫毅生命将近30年的时间。对于莫毅来说，《我的邻居》这组作品不仅仅是记忆，也是他的出处和证明。
据莫毅回忆，24岁不仅是他生活上的转折点，也是他艺术家身份的开始。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一批摄影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影像“不再如以前一样只是对现实事物的简单呈现，由对外部客观现实的关切与影像呈现，转向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立省察与觉解，然后通过影像语言将这种个人化的省察表现出来。”莫毅的《我的邻居》无疑是这类影像的经典代表。初到天津落脚于单元楼时，莫毅就一直在对这些“小盒子”进行观察，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特别有力量的情感，真正推动莫毅针对居住社区进行创作的，是2000年的一次意外。“那时我把身体搞坏了，注意力不能向外走，当注意力收回于自己内心时，‘我的邻居’这样一个视觉形态的东西，就被我发现得越来越多了。”于是，“无法走远”的莫毅这才真正开始了《我的邻居》的创作。莫毅说，他曾将《我的邻居》里其中一些黑白照片给艾未未看过，艾未未拿在手上看了很长时间，莫毅问他在看什么，他说他看到了历史的变化。艾未未看的是“单元门”系列，这是莫毅在对居民楼的长期观察中最早发现的元素之一。那些盘亘在单元门上错综复杂的线，经历了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然气管道，再到后面的暖气管道的更迭。除此以外，中国社区特有的“黑板”也是莫毅观察的对象，“早期它是有政治功能的东西，比如文革时是毛主席语录，再往后是党的一些公告，再到后期会出现一些跟个人有关的东西，如防止偷窃，到现在，已经非常个人化了，比如居委会会告诉你，如果需要避孕，可以去免费领取工具。这样的词汇在20年前是很难想象的。”单元楼的样态是常年不变的，但社会变迁的痕迹却保留在这些不常被人们注意到的小物件身上，成为了记录历史的“化石”。
莫毅常年留心这些“见怪不怪”的风景，9道风景分别用9个胶卷进行记录，记录的方法和态度几近于复制或拷贝，最后的影像又是对前一拷贝的再次拷贝。于是《我的邻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视觉记忆集群，它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无疑是震撼的。莫毅表示，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只有通过大量样本的采集才足以说明问题。变迁是个非常虚幻的词语，想要记录它，就要选择典型的“标本”，而在莫毅那里，这些“标本”就是在自己身边不断变化、更新着的单元门、空调或者窗户。“我的拍摄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这得益于我欣赏的贝歇夫妇。他们用极其朴素、单纯的方式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和记录，这让我的内心有了更多的思考。”所以，“当我想要谈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治安问题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就用窗户来表现。用足够多的样本呈现出其中的对比。”而对身边平常物件的集合化的对比呈现，让观者感受到的不仅是靠数量堆积起来的视觉冲击，更多的是其中的变化带给人心理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以及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下进行审视。
莫毅看重这样的“内心审视”，也非常看重作品的情感表达。他说，历史变迁带来了很多不可逆转的变化，虽然一方面能感受到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方便，但给他自身带来的体验仍是“非常不好”的。
在我看来，莫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作品分明在记录着时代，但他却表示自己并不是为表现时代才去创造有时代符号的作品的。“我把镜头指向生活环境的物象，是因为我自己内心重视它，跟其他无关。我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不断地研究、追索，这本身就是我对时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