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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晚年采用以儒注屈的方式,以儒制儒,提出用孔子“观过知人”和儒家三纲五常等理论作为评价屈原思想行为的标准,否定了班固等人用“中庸”的尺度来衡量屈骚思想意义的标准,建立了新的评屈理论模式和格局,并最终将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纳入了儒家的理论范畴,将屈原引进了儒家的思想殿堂,弥补了儒家思想理论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