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是梁启超先生谈论“趣味教育”最多的一年。这年8月6日，他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员做演讲，题目就是《学问之趣味》。他的演讲形象生动、情真意切、思想活跃，富有说服力。
　　这篇演讲词很短，不足3千字。开门见山，梁启超就宣布：“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名叫‘趣味’ 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接着，他表示：“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24点钟不能扩充到48点钟，不够我享用。”这位博学不厌的学者，站在讲台上对我们说：“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鼓励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接着，梁启超回答“怎样才算‘趣味’”这个问题。他给“趣味”定了一个判据：“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他认为，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只有学问、艺术、游戏、工作这四项。实际上，他说的能称为“趣味”的这四件事，正对应了人类的四项天性：神圣的求真（文学、科学）、审美（艺术）、自由创造（工作）与游戏。
　　人生情趣，在求真、审美、创造、游戏。求真、审美、创造，是人类有意义的游戏。人生如旅程，情趣在路上。求真着、审美着、创造着、游戏着，我们体验着快乐，我们享受着幸福。
　　演讲者须是自己宣示的观点——如“趣味人生”的证人，梁启超做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把如何产生“学问之兴趣”，讲得清楚、明白、可信，令学子们愿学着先生的样子，做一个趣味人生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