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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正式拉开序幕。这次世乒赛因中国乒乓球队的参加而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一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一切国际性的体育比赛，而参加这届世乒赛是中国中断一切国际体育比赛后恢复的首次世乒赛；二是因为中国队早在1959年到1965年那段时间就以精湛的球艺享誉世界乒坛，在连续中断第29届、30届世乒赛之后，中国队还能不能再现辉煌，也是受广泛关注和评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中国乒球队在名古屋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各国媒体追踪和报道的目标。然而，在这届世乒赛上，真正进一步把中国队推向世界舆论中心的是两名中国运动员突然宣布放弃比赛的事件。1971年4月5日下午，中国男运动员庄则栋和女运动员林美群同时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拒绝与来自金边柬埔寨朗诺集团的运动员进行比赛。这个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各国媒体纷纷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和评论。
缘由
中国运动员为什么要拒绝同柬埔寨运动员比赛，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当时中国与柬埔寨两国之间的关系说起。
1970年以前的柬埔寨是一个封建君主制国家。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国政府代理首相朗诺伙同施里玛达等人趁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首相宾努亲王在法国访问之机发动政变，推翻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成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新政府。西哈努克亲王为了恢复自己的政府，在国际上到处寻求支持与帮助。他首先向法国求助，未达目的。继而到莫斯科向苏联求助，再次受到冷遇。最后他来到北京，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西哈努克亲王于1970年5月5日在北京成立了流亡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政府当时的政治立场是：坚决反对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积极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在第31届世乒赛开赛之前，柬埔寨朗诺政府乒乓球队得到了国际乒联的参赛邀请，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却被排除在外。面对这一情况，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负责文化与体育的大臣江裕朗奔走于坚决支持他们流亡政府的中国和朝鲜之间，进行外交游说，希望中朝等友好国家能够出面向国际乒联提出动议，要求驱逐柬埔寨朗诺集团乒乓球代表团，接纳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乒乓球代表团。江裕朗对中方说，如果这一目的达不到，他希望中国不要派队参赛，以抵制第31届世乒赛。他甚至还要求中国“要不惜在政治上冒更大的风险，要不惜付出代价，不惜把国际乒联即将举行的大会和这次世乒赛闹翻”等等。
面对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提出的要求，中方十分为难。因为有些事情中国确实做不到，也不能那样做。
中国决定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也是费了很大一番周折的。在这届世乒赛开赛之前，中国队得到国际乒联的多次邀请，但迟迟未作回应。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参不参赛这样的“大事”，一般人不敢轻易表态。因为那时体育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体育路线”，一般人不敢擅自主张进行体育训练和体育比赛，否则就会被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锦标主义”等大帽子。在此前举行的第29届和第30届世乒赛，中国也都收到国际乒联的邀请，但没有派队参加。对于第31届世乒赛，由于国际乒联多次邀请和催促，中国有关部门只好把问题提交到毛泽东那里。直到这届世乒赛临近开赛之前，毛泽东才在请示报告上作出“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的批示。
当时中国决定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是想利用这届世乒赛的机会，打破多年来中国体育运动孤立于国际体育组织之外的自我封闭状态。由于各种复杂的国际原因，自1958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不但失去了奥委会这个大舞台，而且还与国际上其他8个体育组织中断了联系。中国与国际体育组织唯一没有中断关系的就是国际乒联。但即使是唯一的联系，也因政治运动而中断了两届世乒赛。中国中断与诸多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不但使中国众多优秀运动员失去了能够一展雄风的国际赛场和机会，也制约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加重了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中国决定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还想兑现对日本友人后藤钾二先生的诺言。后藤先生当时担任日本乒协会长、亚洲乒联主席、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他对中国十分友好，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认为把中国这样的乒乓大国排除在世乒赛之外是不应该的，没有中国参加的世乒赛就不是真正的世界级的乒乓球比赛。因此他多次发函邀请并敦促中国参加第31届世乒赛。在这届世乒赛即将临近而中方又迟迟未作回应时，心急如焚的后藤先生于1971年1月24日亲赴北京力邀中国参赛。在与中国乒协的会谈中，他诚恳地希望中国派团参加世乒赛。后藤先生在与中国签署的会谈纪要中答应中国提出的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并表示他将在亚乒联大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乒联的席位的动议。他甚至还表示：如果动议不成功，他将辞去亚乒联主席的职务等等。应该说，后藤先生对中国的态度是诚恳的、友好的。在没有中国参加的两届世乒赛上，日本乒乓球运动员包揽了其中的多项奖牌，成为世界乒坛的霸主。如果中国派队参赛，将对日本的霸主地位形成巨大挑战。正因为如此，一些日本右翼势力竭力阻挠中国派队参赛。但后藤先生不顾日本右翼势力的多次阻挠，竭尽全力促成中国队参赛。对这样的深情厚谊，中国答应了的参赛承诺又怎好不兑现呢?
但中国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也不能不考虑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要求，最后中方决定采取两条变通措施：
一是分别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进行磋商，由他们各自发表一个声明。前者声明不承认柬埔寨朗诺集团派去的乒乓球队。朗诺集团无权派队参加世乒赛，应改由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乒乓球队参加。后者声明不承认南越西贡政权派出的乒乓球队。西贡政权无权派球队参加，而应该改由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队参加世乒赛。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的基础上，中国将正式向国际乒联提出动议，要求开除朗诺集团和南越西贡政权派去的乒乓球队，并接纳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方同时认为，中国的这些动议肯定不会被国际乒联所接受，但必须要把中国的立场宣传出去。
二是根据抽签的结果来看，中国男女运动员都有可能在单打比赛中与来自金边和西贡的运动员相遇。如果相遇，中国运动员就弃权，不和他们同台打球，以此来表示中国对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对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支持。中国 有关方面负责人还对中国乒乓球队特别强调说，“不这样就不是政治挂帅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更要这样。要有这个勇气。因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诺的人比赛，就说不通了”。还说：“强调了政治以后，心就顺了，气也壮了。”
中方在提出柬埔寨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越南问题，这是因为当时越南国家还没有统一，以北纬17度线为界，把越南分成南北两部分。北方为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人民共和国；而南方实际上同时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仍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一个是位于西贡市(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后，更名为胡志明市)的以阮高其、阮文绍为首的南越政府。由于当时南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而越南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既然中国在政治上不承认南越政府，那么在第31届世乒赛上提出柬埔寨问题的同时，也顺便把具有类似问题的越南问题一并提出来，以此来表示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方面的支持。
经过
中方确定上述方针以后，分别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越南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进行了磋商，希望大家采取同一立场和联合一致的行动。因为除中国的庄则栋、林慧卿和林美群有可能在单打中与柬埔寨朗诺集团和南越西贡政权的队员相遇外，朝鲜男队第一主力选手朴信一也有可能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和朗诺集团的选手相遇。
当中国方面把上述方针告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时，当时身在北京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当即表示赞成中方的决定。他说：“非常感谢中国的立场，这种正义立场为中国增添了光彩。”然后他又关切地问：“弃权后，这个运动员是否就被淘汰了?”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回答说：“个人赛就淘汰了，但不要紧。我们的好选手比较多，这条线上不去了，别的选手还是可能打上去的。”
按照预先商定的方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按照预先统一的口径和内容分别发表了声明。在他们发表声明以后，紧接着中国、朝鲜、越南人民共和国也同时向国际乒联提出要求开除金边和南越乒乓球队、接纳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动议。正如中方所预料的那样，这些声明和动议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外交方面的姿态虽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在正式比赛中由于中国主动弃权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不利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使中国失去了夺取男单金牌的宝贵机会。
1971年4月5日下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与柬埔寨朗诺集团运动员“狭路相逢”了。常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可是这一次中国运动员却是强而不战、勇而不胜，柬埔寨运动员不战而胜、弱而取胜。
根据抽签结果，庄则栋在男子单打第一轮比赛中的对手是香港运动员和南越运动员两者中的胜者。香港运动员马龙生在比赛中淘汰了南越运动员。接下来，庄则栋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马龙生，顺利进入下一轮比赛。他的对手将是以色列运动员帕斯捷尔纳克和金边运动员柯武两者中的胜者。由于柯武战胜了帕斯捷尔纳克，庄则栋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只能是来自金边的柯武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庄则栋只有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宣布弃权。
庄则栋的弃权，直接影响了中国队在第31届世乒赛上的总体成绩。因为庄则栋早在几年前就曾经连续三次获得过世乒赛男单冠军。他在第31届世乒赛上仍然被列为中国男单一号选手。当时国际乒乓球界的权威人士和媒体在预测这一届男单冠军时都纷纷看好庄则栋，但庄则栋因弃权而失去了夺取男单冠军的机会。
同日，中国女运动员林美群在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与金边的陈淑贞相遇，她也只好弃权。好在林美群当时在中国女队中还算不上是绝对主力，基本上没有对中国女单的成绩造成太大影响。
在这届世乒赛上，最庆幸的是中国女运动员林慧卿。从抽签分组的情况看，她也有可能与南越运动员相遇。但非常幸运的是，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在前面的比赛中淘汰了那名南越运动员，这样林慧卿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女单冠军，为中国夺得了一枚金牌。
除了林慧卿因避免弃权而备感幸运以外，还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那就是中国队没有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在这届世乒赛上采取针对以色列和日本的某些过激行动。在出征这届世乒赛之前，中国有关部门除制定了针对金边和南越的比赛方案外，还有人提出：由于以色列在1967年夏发动了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战争，所以中国应在这届世乒赛上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向国际乒联提出取消以色列参赛权的提案。如果提案不成功，也应该拒绝与以色列运动员比赛，以表明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还有人提出，由于日本在历史上发动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时当时日本的右翼分子还在猖狂地反华，也应该拒绝与日本运动员比赛。还有人提出，中国运动员获奖后，如果颁发奖杯、奖牌的是日本天皇或者首相，是否应该拒绝上台领奖；如果领奖，是否应该拒绝和日本天皇或者首相握手等问题。如果照上述主张做的话，中国队将失去更多的获胜机会，遭受更多更大的损失，甚至还会遭到国际舆论的种种非议。
最终，在第31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了全部七项冠军中的四项冠军。这四项冠军是：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另外还获得女子团体和男子双打两项亚军。但遗憾的是没有取得分量最重的男单金牌。
第31届世乒赛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年中国运动员弃权事件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大多数人所淡忘，但其留下的教训却不能忘记。
责任编辑 刘荣刚
缘由
中国运动员为什么要拒绝同柬埔寨运动员比赛，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当时中国与柬埔寨两国之间的关系说起。
1970年以前的柬埔寨是一个封建君主制国家。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国政府代理首相朗诺伙同施里玛达等人趁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首相宾努亲王在法国访问之机发动政变，推翻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成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新政府。西哈努克亲王为了恢复自己的政府，在国际上到处寻求支持与帮助。他首先向法国求助，未达目的。继而到莫斯科向苏联求助，再次受到冷遇。最后他来到北京，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西哈努克亲王于1970年5月5日在北京成立了流亡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政府当时的政治立场是：坚决反对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积极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在第31届世乒赛开赛之前，柬埔寨朗诺政府乒乓球队得到了国际乒联的参赛邀请，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却被排除在外。面对这一情况，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负责文化与体育的大臣江裕朗奔走于坚决支持他们流亡政府的中国和朝鲜之间，进行外交游说，希望中朝等友好国家能够出面向国际乒联提出动议，要求驱逐柬埔寨朗诺集团乒乓球代表团，接纳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乒乓球代表团。江裕朗对中方说，如果这一目的达不到，他希望中国不要派队参赛，以抵制第31届世乒赛。他甚至还要求中国“要不惜在政治上冒更大的风险，要不惜付出代价，不惜把国际乒联即将举行的大会和这次世乒赛闹翻”等等。
面对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提出的要求，中方十分为难。因为有些事情中国确实做不到，也不能那样做。
中国决定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也是费了很大一番周折的。在这届世乒赛开赛之前，中国队得到国际乒联的多次邀请，但迟迟未作回应。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参不参赛这样的“大事”，一般人不敢轻易表态。因为那时体育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体育路线”，一般人不敢擅自主张进行体育训练和体育比赛，否则就会被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锦标主义”等大帽子。在此前举行的第29届和第30届世乒赛，中国也都收到国际乒联的邀请，但没有派队参加。对于第31届世乒赛，由于国际乒联多次邀请和催促，中国有关部门只好把问题提交到毛泽东那里。直到这届世乒赛临近开赛之前，毛泽东才在请示报告上作出“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的批示。
当时中国决定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是想利用这届世乒赛的机会，打破多年来中国体育运动孤立于国际体育组织之外的自我封闭状态。由于各种复杂的国际原因，自1958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不但失去了奥委会这个大舞台，而且还与国际上其他8个体育组织中断了联系。中国与国际体育组织唯一没有中断关系的就是国际乒联。但即使是唯一的联系，也因政治运动而中断了两届世乒赛。中国中断与诸多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不但使中国众多优秀运动员失去了能够一展雄风的国际赛场和机会，也制约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加重了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中国决定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还想兑现对日本友人后藤钾二先生的诺言。后藤先生当时担任日本乒协会长、亚洲乒联主席、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他对中国十分友好，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认为把中国这样的乒乓大国排除在世乒赛之外是不应该的，没有中国参加的世乒赛就不是真正的世界级的乒乓球比赛。因此他多次发函邀请并敦促中国参加第31届世乒赛。在这届世乒赛即将临近而中方又迟迟未作回应时，心急如焚的后藤先生于1971年1月24日亲赴北京力邀中国参赛。在与中国乒协的会谈中，他诚恳地希望中国派团参加世乒赛。后藤先生在与中国签署的会谈纪要中答应中国提出的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并表示他将在亚乒联大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乒联的席位的动议。他甚至还表示：如果动议不成功，他将辞去亚乒联主席的职务等等。应该说，后藤先生对中国的态度是诚恳的、友好的。在没有中国参加的两届世乒赛上，日本乒乓球运动员包揽了其中的多项奖牌，成为世界乒坛的霸主。如果中国派队参赛，将对日本的霸主地位形成巨大挑战。正因为如此，一些日本右翼势力竭力阻挠中国派队参赛。但后藤先生不顾日本右翼势力的多次阻挠，竭尽全力促成中国队参赛。对这样的深情厚谊，中国答应了的参赛承诺又怎好不兑现呢?
但中国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也不能不考虑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要求，最后中方决定采取两条变通措施：
一是分别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进行磋商，由他们各自发表一个声明。前者声明不承认柬埔寨朗诺集团派去的乒乓球队。朗诺集团无权派队参加世乒赛，应改由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乒乓球队参加。后者声明不承认南越西贡政权派出的乒乓球队。西贡政权无权派球队参加，而应该改由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队参加世乒赛。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的基础上，中国将正式向国际乒联提出动议，要求开除朗诺集团和南越西贡政权派去的乒乓球队，并接纳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方同时认为，中国的这些动议肯定不会被国际乒联所接受，但必须要把中国的立场宣传出去。
二是根据抽签的结果来看，中国男女运动员都有可能在单打比赛中与来自金边和西贡的运动员相遇。如果相遇，中国运动员就弃权，不和他们同台打球，以此来表示中国对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对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支持。中国 有关方面负责人还对中国乒乓球队特别强调说，“不这样就不是政治挂帅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更要这样。要有这个勇气。因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诺的人比赛，就说不通了”。还说：“强调了政治以后，心就顺了，气也壮了。”
中方在提出柬埔寨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越南问题，这是因为当时越南国家还没有统一，以北纬17度线为界，把越南分成南北两部分。北方为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人民共和国；而南方实际上同时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仍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一个是位于西贡市(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后，更名为胡志明市)的以阮高其、阮文绍为首的南越政府。由于当时南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而越南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既然中国在政治上不承认南越政府，那么在第31届世乒赛上提出柬埔寨问题的同时，也顺便把具有类似问题的越南问题一并提出来，以此来表示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方面的支持。
经过
中方确定上述方针以后，分别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越南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进行了磋商，希望大家采取同一立场和联合一致的行动。因为除中国的庄则栋、林慧卿和林美群有可能在单打中与柬埔寨朗诺集团和南越西贡政权的队员相遇外，朝鲜男队第一主力选手朴信一也有可能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和朗诺集团的选手相遇。
当中国方面把上述方针告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时，当时身在北京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当即表示赞成中方的决定。他说：“非常感谢中国的立场，这种正义立场为中国增添了光彩。”然后他又关切地问：“弃权后，这个运动员是否就被淘汰了?”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回答说：“个人赛就淘汰了，但不要紧。我们的好选手比较多，这条线上不去了，别的选手还是可能打上去的。”
按照预先商定的方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按照预先统一的口径和内容分别发表了声明。在他们发表声明以后，紧接着中国、朝鲜、越南人民共和国也同时向国际乒联提出要求开除金边和南越乒乓球队、接纳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动议。正如中方所预料的那样，这些声明和动议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外交方面的姿态虽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在正式比赛中由于中国主动弃权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不利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使中国失去了夺取男单金牌的宝贵机会。
1971年4月5日下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与柬埔寨朗诺集团运动员“狭路相逢”了。常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可是这一次中国运动员却是强而不战、勇而不胜，柬埔寨运动员不战而胜、弱而取胜。
根据抽签结果，庄则栋在男子单打第一轮比赛中的对手是香港运动员和南越运动员两者中的胜者。香港运动员马龙生在比赛中淘汰了南越运动员。接下来，庄则栋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马龙生，顺利进入下一轮比赛。他的对手将是以色列运动员帕斯捷尔纳克和金边运动员柯武两者中的胜者。由于柯武战胜了帕斯捷尔纳克，庄则栋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只能是来自金边的柯武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庄则栋只有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宣布弃权。
庄则栋的弃权，直接影响了中国队在第31届世乒赛上的总体成绩。因为庄则栋早在几年前就曾经连续三次获得过世乒赛男单冠军。他在第31届世乒赛上仍然被列为中国男单一号选手。当时国际乒乓球界的权威人士和媒体在预测这一届男单冠军时都纷纷看好庄则栋，但庄则栋因弃权而失去了夺取男单冠军的机会。
同日，中国女运动员林美群在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与金边的陈淑贞相遇，她也只好弃权。好在林美群当时在中国女队中还算不上是绝对主力，基本上没有对中国女单的成绩造成太大影响。
在这届世乒赛上，最庆幸的是中国女运动员林慧卿。从抽签分组的情况看，她也有可能与南越运动员相遇。但非常幸运的是，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在前面的比赛中淘汰了那名南越运动员，这样林慧卿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女单冠军，为中国夺得了一枚金牌。
除了林慧卿因避免弃权而备感幸运以外，还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那就是中国队没有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在这届世乒赛上采取针对以色列和日本的某些过激行动。在出征这届世乒赛之前，中国有关部门除制定了针对金边和南越的比赛方案外，还有人提出：由于以色列在1967年夏发动了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战争，所以中国应在这届世乒赛上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向国际乒联提出取消以色列参赛权的提案。如果提案不成功，也应该拒绝与以色列运动员比赛，以表明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还有人提出，由于日本在历史上发动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时当时日本的右翼分子还在猖狂地反华，也应该拒绝与日本运动员比赛。还有人提出，中国运动员获奖后，如果颁发奖杯、奖牌的是日本天皇或者首相，是否应该拒绝上台领奖；如果领奖，是否应该拒绝和日本天皇或者首相握手等问题。如果照上述主张做的话，中国队将失去更多的获胜机会，遭受更多更大的损失，甚至还会遭到国际舆论的种种非议。
最终，在第31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了全部七项冠军中的四项冠军。这四项冠军是：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另外还获得女子团体和男子双打两项亚军。但遗憾的是没有取得分量最重的男单金牌。
第31届世乒赛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年中国运动员弃权事件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大多数人所淡忘，但其留下的教训却不能忘记。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