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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9~25日,“中国·雅安熊猫·动物与自然电影周”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在雅安大熊猫谱系中,我们惊讶地发现。1957年5月18日,大熊猫“平平”作为友好使者送给原苏联莫斯科动物园,从那时起到1982年,国家先后从“中国大熊猫第一县”宝兴县调走野生大熊猫130多只,其中18只作为“国礼”赠送原苏联、西德和朝鲜、美国、日本、法国、墨西哥、英国八个国家。
大熊猫外交
1954年初夏,宝兴县城出现了几个外地人。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千里迢迢走进还不通公路的宝兴县,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在这里设立野生动物狩猎站,把珍贵的大熊猫送往北京。
不久,在宝兴县城旁边的两河口树起了一块牌子:北京动物园宝兴园林局。
王洪阁、何光昕是带队的负责人。据王洪阁撰文介绍,1953年北京动物园成立时,园内动物种类很少,国内的珍稀野生动物更是凤毛麟角,为了让国际友人和国内游客在首都北京就能看到“国宝”大熊猫,他们决定到四川宝兴县境的崇山峻岭中探寻大熊猫的踪迹,并伺机捕捉到北京动物园。
当年野生动物狩猎站的成员有何光昕、王洪阁、崔国印、袁永江、李长德等,后来在本地招入了王兴泰、卫登仁、夏永兴、高如福、姜廷彬、李武科、王帮均等几位巡山师傅。
王洪阁、何光昕等人出发前,动物园领导反复叮嘱他们:“一是大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知识;二是只准捕捉,不准伤害;三是保证人身安全。”
当时,宝兴不通公路,他们辗转到达雅安后,步行三天方才到达宝兴。安营扎寨后,他们立即组织狩猎队上山,一边调查大熊猫的活动区域,一边组织狩猎。
王先忠曾任宝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曾著有《话说国宝大熊猫》一书,因此博得了“熊猫县长”的雅号。据“熊猫县长”介绍,北京动物园驻宝兴野生动物狩猎站成立后,从北京来的专家们便以山林为家,以日月为伴,整天在深山密林中穿行,一旦发现大熊猫的身影,他们就悄悄向它靠拢,伺机捕捉。而大熊猫十分敏捷,在人们还没有形成合围前,早已逃之夭夭,躲入密林中。纵然狩猎人员形成了合围之势,由于有“不准伤害”的禁令,手中的枪支成了烧火棍,大熊猫“有恃无恐”地挥动着巴掌,在重重包围圈中如入无人之境,屡次强行突围。
我们在动物园中见到的大熊猫总是神态憨厚、姿态万千、温情脉脉,但野外的大熊猫可不像人们在动物园看到的那么娇憨、涮顷。看到“不速之客”闯入自己的领地,大熊猫个个张牙舞爪,它们如蒲团似的脚掌扫过来,可将碗口粗的小树扫断,可以将手臂粗的木棒咬成两截。大熊猫发起怒来,人们根本不敢靠近。
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只要发现大熊猫,就把大熊猫往大树下面撵,逼大熊猫上树。只要大熊猫上了树,狩猎人员就在树下张网以待,让大熊猫自投罗网。这样,捕捉到的大熊猫不仅毫发无损,而且也保证了狩猎人员的人身安全。只是苦了在树下守候的狩猎人员,有的大熊猫上了树,可以在树上蹲好几天。大熊猫不动,狩猎人员也不敢动,他们只能风雨无阻地守候在那里。
1957年5月18日,象征着和平友好的大熊猫“平平”、“硗碛”被送到原苏联莫斯科国家动物园。截至1979年,北京动物园野生动物狩猎站撤走为止,该站先后共运走宝兴活体大熊猫78只,还有小熊猫等其他野生动物。除少数大熊猫是当地群众在野外发现救助送来的以外,大多是狩猎队捕捉的。
1979年,四川筹建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狩猎站完成了历史使命,北京动物园宝兴园林局撤销。
虽然北京动物园宝兴园林局在宝兴狩猎大熊猫一事已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谁也不可否认宝兴大熊猫对中国外交的重大贡献,18只大熊猫作为“国礼”,肩负“大熊猫外交”的使命离开大山,漂洋过海,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敲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大熊猫栖息地保护
据四川省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崔学振介绍,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就是1869年3月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在宝兴发现并命名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有文字记载的运往国外的大熊猫至少有73只,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宝兴捕猎的。
在短短的百年间,宝兴县的野生大熊猫至少被捕捉或调走200余只,这对于衰退的大熊猫种群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随着野生动物狩猎站的撤销,大规模、带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捕捉活动停止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开始了。
然而,野生动物狩猎站撤销后的第四年,一场大灾难向大熊猫袭来——邛崃山系冷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野生大熊猫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冷箭竹60年一轮的开花枯死,迫使大熊猫易地觅食,改变每天只在500米范围内活动的习性。但是,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挤占了大熊猫的生存空间,大熊猫的易地觅食和迁徙受到了阻碍,大熊猫因此而濒临绝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夹金山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抢救大熊猫的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保护行动组确定了“三不准”(不准上山打笋子,不准上山放狗打猎,不准上山安放猎套)、“四不死”(大熊猫不饿死、不烧死、不打死、不冻死)、“一报告”(发现病饿大熊猫要立即报告)的保护原则。
夹金山下的宝兴县人民也积极行动了起来,他们建立起了巡逻队和观测点,只要一发现病饿大熊猫,立即给予抢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成功抢救大熊猫32只,其中16只康复后放归栖息地。至今仍健康地生活在福州熊猫世界的大熊猫“巴斯”,就是当年宝兴县永富乡农妇李兴玉从冰河中抢救起来的。
1984年2月22日下午,在宝兴县永富乡巴斯沟中,一只大熊猫幼仔掉进水里,被李兴玉和小学生石家明发现。石家明跑回家喊来了母亲张天玉,李兴玉解下捆柴的绳子,一头拴在自己身上,另一头交给张天玉母子,然后跳进刺骨的河水中,把大熊猫抱上了岸。随后,她点燃柴火,给大熊猫取暖。李兴玉还回家拿来红糖、玉米面,一勺一勺地喂它,终于救活了这只大熊猫幼仔。当蜂桶寨自然保护区救护人员准备接走大熊猫时,请李兴玉为它取名,李兴玉脱口而出:“就叫‘巴斯’,哪怕它将来成了明星,也不会忘记我们在巴斯河里救过它。”
谁也没有想到,李兴玉当年的一句戏言,竟成了现实。2005年12月,福州熊猫世界为“巴斯”举行了盛大的“百年诞辰”活动,被誉为“大熊猫救主”的李兴玉被请到了福州,与福州市民一起参加了庆祝活动。
2005年底,以夹金山为标志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接受专家评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戴维·谢泊尔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到夹金山实地考察评估,从邓池沟到野猪岗,从扑鸡沟到中岗山,戴维·谢泊尔在大熊猫出没的栖息地中徒步跋涉上百公里。在栖息地中,戴维·谓抖自尔看到很多规划中的电站停工了,矿山也停止了开采,废弃的矿山公路已披上了绿装……这让他欣慰不已。在考察结束时,戴维·谢泊尔欣然地说:“如果大熊猫都需要圈养保护,那么这个物种已毫无价值可言。我非常高兴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并为它申报世界遗产进行评估。虽然在栖息地里没有看到野生大熊猫,但我嗅到了大熊猫生活的气息。”
历史就这样一次次被虚构掩埋,而又一次次在尘土飞扬中浮出水面。一部大熊猫自然史,自然有它可以追溯的渊源,透过入眼的景观,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自然的视觉盛宴和深邃历史的伟大力量。
位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夹金山脉,如同一个孑遗物种的“避难所”——大山深处,树上的金丝猴、短尾猴,地上的大熊猫、扭角羚,天上的绿尾虹雉往往会同域分布。在保护区内,一次看见几十头羚牛并不稀奇……
2006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最终如愿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这是世界上以野生动物栖息地为主体的最大的遗产保护基地,也是中国进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的第一个以野生动物为保护主体的遗产保护基地。
大熊猫外交
1954年初夏,宝兴县城出现了几个外地人。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千里迢迢走进还不通公路的宝兴县,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在这里设立野生动物狩猎站,把珍贵的大熊猫送往北京。
不久,在宝兴县城旁边的两河口树起了一块牌子:北京动物园宝兴园林局。
王洪阁、何光昕是带队的负责人。据王洪阁撰文介绍,1953年北京动物园成立时,园内动物种类很少,国内的珍稀野生动物更是凤毛麟角,为了让国际友人和国内游客在首都北京就能看到“国宝”大熊猫,他们决定到四川宝兴县境的崇山峻岭中探寻大熊猫的踪迹,并伺机捕捉到北京动物园。
当年野生动物狩猎站的成员有何光昕、王洪阁、崔国印、袁永江、李长德等,后来在本地招入了王兴泰、卫登仁、夏永兴、高如福、姜廷彬、李武科、王帮均等几位巡山师傅。
王洪阁、何光昕等人出发前,动物园领导反复叮嘱他们:“一是大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知识;二是只准捕捉,不准伤害;三是保证人身安全。”
当时,宝兴不通公路,他们辗转到达雅安后,步行三天方才到达宝兴。安营扎寨后,他们立即组织狩猎队上山,一边调查大熊猫的活动区域,一边组织狩猎。
王先忠曾任宝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曾著有《话说国宝大熊猫》一书,因此博得了“熊猫县长”的雅号。据“熊猫县长”介绍,北京动物园驻宝兴野生动物狩猎站成立后,从北京来的专家们便以山林为家,以日月为伴,整天在深山密林中穿行,一旦发现大熊猫的身影,他们就悄悄向它靠拢,伺机捕捉。而大熊猫十分敏捷,在人们还没有形成合围前,早已逃之夭夭,躲入密林中。纵然狩猎人员形成了合围之势,由于有“不准伤害”的禁令,手中的枪支成了烧火棍,大熊猫“有恃无恐”地挥动着巴掌,在重重包围圈中如入无人之境,屡次强行突围。
我们在动物园中见到的大熊猫总是神态憨厚、姿态万千、温情脉脉,但野外的大熊猫可不像人们在动物园看到的那么娇憨、涮顷。看到“不速之客”闯入自己的领地,大熊猫个个张牙舞爪,它们如蒲团似的脚掌扫过来,可将碗口粗的小树扫断,可以将手臂粗的木棒咬成两截。大熊猫发起怒来,人们根本不敢靠近。
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只要发现大熊猫,就把大熊猫往大树下面撵,逼大熊猫上树。只要大熊猫上了树,狩猎人员就在树下张网以待,让大熊猫自投罗网。这样,捕捉到的大熊猫不仅毫发无损,而且也保证了狩猎人员的人身安全。只是苦了在树下守候的狩猎人员,有的大熊猫上了树,可以在树上蹲好几天。大熊猫不动,狩猎人员也不敢动,他们只能风雨无阻地守候在那里。
1957年5月18日,象征着和平友好的大熊猫“平平”、“硗碛”被送到原苏联莫斯科国家动物园。截至1979年,北京动物园野生动物狩猎站撤走为止,该站先后共运走宝兴活体大熊猫78只,还有小熊猫等其他野生动物。除少数大熊猫是当地群众在野外发现救助送来的以外,大多是狩猎队捕捉的。
1979年,四川筹建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狩猎站完成了历史使命,北京动物园宝兴园林局撤销。
虽然北京动物园宝兴园林局在宝兴狩猎大熊猫一事已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谁也不可否认宝兴大熊猫对中国外交的重大贡献,18只大熊猫作为“国礼”,肩负“大熊猫外交”的使命离开大山,漂洋过海,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敲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大熊猫栖息地保护
据四川省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崔学振介绍,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就是1869年3月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在宝兴发现并命名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有文字记载的运往国外的大熊猫至少有73只,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宝兴捕猎的。
在短短的百年间,宝兴县的野生大熊猫至少被捕捉或调走200余只,这对于衰退的大熊猫种群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随着野生动物狩猎站的撤销,大规模、带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捕捉活动停止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开始了。
然而,野生动物狩猎站撤销后的第四年,一场大灾难向大熊猫袭来——邛崃山系冷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野生大熊猫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冷箭竹60年一轮的开花枯死,迫使大熊猫易地觅食,改变每天只在500米范围内活动的习性。但是,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挤占了大熊猫的生存空间,大熊猫的易地觅食和迁徙受到了阻碍,大熊猫因此而濒临绝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夹金山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抢救大熊猫的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保护行动组确定了“三不准”(不准上山打笋子,不准上山放狗打猎,不准上山安放猎套)、“四不死”(大熊猫不饿死、不烧死、不打死、不冻死)、“一报告”(发现病饿大熊猫要立即报告)的保护原则。
夹金山下的宝兴县人民也积极行动了起来,他们建立起了巡逻队和观测点,只要一发现病饿大熊猫,立即给予抢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成功抢救大熊猫32只,其中16只康复后放归栖息地。至今仍健康地生活在福州熊猫世界的大熊猫“巴斯”,就是当年宝兴县永富乡农妇李兴玉从冰河中抢救起来的。
1984年2月22日下午,在宝兴县永富乡巴斯沟中,一只大熊猫幼仔掉进水里,被李兴玉和小学生石家明发现。石家明跑回家喊来了母亲张天玉,李兴玉解下捆柴的绳子,一头拴在自己身上,另一头交给张天玉母子,然后跳进刺骨的河水中,把大熊猫抱上了岸。随后,她点燃柴火,给大熊猫取暖。李兴玉还回家拿来红糖、玉米面,一勺一勺地喂它,终于救活了这只大熊猫幼仔。当蜂桶寨自然保护区救护人员准备接走大熊猫时,请李兴玉为它取名,李兴玉脱口而出:“就叫‘巴斯’,哪怕它将来成了明星,也不会忘记我们在巴斯河里救过它。”
谁也没有想到,李兴玉当年的一句戏言,竟成了现实。2005年12月,福州熊猫世界为“巴斯”举行了盛大的“百年诞辰”活动,被誉为“大熊猫救主”的李兴玉被请到了福州,与福州市民一起参加了庆祝活动。
2005年底,以夹金山为标志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接受专家评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戴维·谢泊尔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到夹金山实地考察评估,从邓池沟到野猪岗,从扑鸡沟到中岗山,戴维·谢泊尔在大熊猫出没的栖息地中徒步跋涉上百公里。在栖息地中,戴维·谓抖自尔看到很多规划中的电站停工了,矿山也停止了开采,废弃的矿山公路已披上了绿装……这让他欣慰不已。在考察结束时,戴维·谢泊尔欣然地说:“如果大熊猫都需要圈养保护,那么这个物种已毫无价值可言。我非常高兴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并为它申报世界遗产进行评估。虽然在栖息地里没有看到野生大熊猫,但我嗅到了大熊猫生活的气息。”
历史就这样一次次被虚构掩埋,而又一次次在尘土飞扬中浮出水面。一部大熊猫自然史,自然有它可以追溯的渊源,透过入眼的景观,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自然的视觉盛宴和深邃历史的伟大力量。
位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夹金山脉,如同一个孑遗物种的“避难所”——大山深处,树上的金丝猴、短尾猴,地上的大熊猫、扭角羚,天上的绿尾虹雉往往会同域分布。在保护区内,一次看见几十头羚牛并不稀奇……
2006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最终如愿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这是世界上以野生动物栖息地为主体的最大的遗产保护基地,也是中国进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的第一个以野生动物为保护主体的遗产保护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