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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表明：当资本一劳动呈替代关系时，资本的深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利用200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资本深化显著降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而FDI总体而言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一定负面影响。
[关键词]FDI；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3.044
1 引 言
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自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王宋涛等，2012；魏下海等，2012）。数据显示，1996年中国GDP中劳动者报酬份额为0.5145，而2007年下降到0.3974，降幅达0.1171；2012年劳动者报酬份额为0.4559，1996-2012年的总体降幅为0.0586。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劳动份额平均要低15～20个百分点，而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份额平均也要低4个百分点（李清华，2013）。
在中国，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尤其对中低收人家庭而言，劳动收入往往是其唯一收入。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使得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引起居民消费增长过慢，降低国内宏观总需求，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的资本也不断深化，人均资本存量不断增加。资本深化必然对中国的要素配置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劳动份额，如陈磊和张涛（2011）的研究表明，资本深化会降低劳动收人份额，魏下海等（2013）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对劳动份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深化一方面来自于中国自身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FDI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FDI会形成资本积累，同时外资企业也会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劳动收入，邵敏、黄玖立，2010认为外资进入会降低中国工业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2 模型和假设
假设经济中存在一种产品，既为资本品，也为消费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没有技术变迁，其资本总存量为K，劳动力数量为L，生产函数Y= F（K，L）为二阶可导并且规模报酬不变。人均产出为y=Y/L，人均资本存量（资本集约度）为K=K/L，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故人均产出函数为：y=F（K/L，1）=f（k）。
假设产出的价格水平可以规范化为1，资本折旧率为0，厂商通过选择投入多少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多少产品来极大化自己的利润，即maxK，LF（K，L）-rK-wL：，其中，r为资本回报率，w为工资（劳动收入）。由于区域市场为完全竞争，厂商的极大化利润为0，因此资本回报率：r=f’（k），劳动报酬：w= f（k）-kf’（k），家庭的劳动收入份额：e=1-kf’（K）/f（k）。
假设厂商使用CES生产技术，生产函数为：
，其中，A>O为全要素生产率，O 容易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1：当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σ>l，即资本和劳动为替代关系时， 。
关于资本一劳动替代弹性的估计，罗长远和张军（2009）认为小于1但已接近1，李稻葵等（2009）、王宋涛等（2013）则认为大于1。更多研究认为中国的资本一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本文提出以下实证假设：
假设1：资本深化降低了中国国民劳动收入份额
由于FDI对中国资本积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往往又高于国内企业。因此，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途径较多，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FDI降低了中国国民劳动收入份额
3 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资本深化、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为省份，t为年份，μ为截面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LSit表示劳动收入份额，计算指标为各省份劳动报酬所占各省份GDP比重；解释变量pKit为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取对数；参考张军（2004）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Kt=（1-δ）Kt-1+lt/Pt，其中Kt 表示第t年年末实际资本存量，Kt-1表示上年年末的实际资本存量，It表示当年名义投资，Pt为调整价格指数，δ表示折旧率，本文取5%，然后对K做人均调整得到各省份各年份的人均资本存量；FDls为各省直接利用外资与GDP的比，xu为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对数（lnpEDU）、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GDP之比（GOV）。
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四川与重庆合并，一共有30个省市区。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所有名义数据都使用定基价格指数（2001年为基期）调整为实际值，使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我们分别用不同方法来估计资本深化、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首先仅考虑Inpk变量，做单变量回归，得到即表2中的（1）～（3）列，依次为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混合截面模型估计；其次加入Inpk和FDIs变量，得到（4）～（6）；进一步的，加入控制变量，得到（7）～ （9）列。
从表1可以看到，所有模型中，资本深化都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以模型（7）为准，人均资本每增加1%，劳动份额就下降0.04个绝对百分点。而FDIs估计系数为负，但显著性水平不高，表明FDI虽然通过资本积累可能会降低劳动份额，但外资企业员工的劳动份额相对会较高，对降低劳动份额并不是特别明显。
人力资本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这与魏下海等（2012）的研究相反。考虑到人力资本与行业（产业）的相关性，也即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其行业产业的技术水平或质素会越高，从而行业产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政府支出占GDP比（GOV）估计系数大都显著为正，表明当前中国政府对财政支出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资本深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成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表明在资本一劳动呈替代关系时，资本深化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利用2001-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资本深化和FDI对劳动份额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人力资本、政府支出对劳动份额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在当前资本一劳动呈替代关系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的不断深化会降低中国的劳动份额，但是通过提高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缩小地区间的资本差距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也能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关键词]FDI；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3.044
1 引 言
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自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王宋涛等，2012；魏下海等，2012）。数据显示，1996年中国GDP中劳动者报酬份额为0.5145，而2007年下降到0.3974，降幅达0.1171；2012年劳动者报酬份额为0.4559，1996-2012年的总体降幅为0.0586。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劳动份额平均要低15～20个百分点，而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份额平均也要低4个百分点（李清华，2013）。
在中国，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尤其对中低收人家庭而言，劳动收入往往是其唯一收入。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使得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引起居民消费增长过慢，降低国内宏观总需求，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的资本也不断深化，人均资本存量不断增加。资本深化必然对中国的要素配置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劳动份额，如陈磊和张涛（2011）的研究表明，资本深化会降低劳动收人份额，魏下海等（2013）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对劳动份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深化一方面来自于中国自身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FDI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FDI会形成资本积累，同时外资企业也会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劳动收入，邵敏、黄玖立，2010认为外资进入会降低中国工业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2 模型和假设
假设经济中存在一种产品，既为资本品，也为消费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没有技术变迁，其资本总存量为K，劳动力数量为L，生产函数Y= F（K，L）为二阶可导并且规模报酬不变。人均产出为y=Y/L，人均资本存量（资本集约度）为K=K/L，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故人均产出函数为：y=F（K/L，1）=f（k）。
假设产出的价格水平可以规范化为1，资本折旧率为0，厂商通过选择投入多少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多少产品来极大化自己的利润，即maxK，LF（K，L）-rK-wL：，其中，r为资本回报率，w为工资（劳动收入）。由于区域市场为完全竞争，厂商的极大化利润为0，因此资本回报率：r=f’（k），劳动报酬：w= f（k）-kf’（k），家庭的劳动收入份额：e=1-kf’（K）/f（k）。
假设厂商使用CES生产技术，生产函数为：
，其中，A>O为全要素生产率，O
命题1：当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σ>l，即资本和劳动为替代关系时， 。
关于资本一劳动替代弹性的估计，罗长远和张军（2009）认为小于1但已接近1，李稻葵等（2009）、王宋涛等（2013）则认为大于1。更多研究认为中国的资本一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本文提出以下实证假设：
假设1：资本深化降低了中国国民劳动收入份额
由于FDI对中国资本积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往往又高于国内企业。因此，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途径较多，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FDI降低了中国国民劳动收入份额
3 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资本深化、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为省份，t为年份，μ为截面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LSit表示劳动收入份额，计算指标为各省份劳动报酬所占各省份GDP比重；解释变量pKit为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取对数；参考张军（2004）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Kt=（1-δ）Kt-1+lt/Pt，其中Kt 表示第t年年末实际资本存量，Kt-1表示上年年末的实际资本存量，It表示当年名义投资，Pt为调整价格指数，δ表示折旧率，本文取5%，然后对K做人均调整得到各省份各年份的人均资本存量；FDls为各省直接利用外资与GDP的比，xu为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对数（lnpEDU）、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GDP之比（GOV）。
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四川与重庆合并，一共有30个省市区。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所有名义数据都使用定基价格指数（2001年为基期）调整为实际值，使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我们分别用不同方法来估计资本深化、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首先仅考虑Inpk变量，做单变量回归，得到即表2中的（1）～（3）列，依次为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混合截面模型估计；其次加入Inpk和FDIs变量，得到（4）～（6）；进一步的，加入控制变量，得到（7）～ （9）列。
从表1可以看到，所有模型中，资本深化都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以模型（7）为准，人均资本每增加1%，劳动份额就下降0.04个绝对百分点。而FDIs估计系数为负，但显著性水平不高，表明FDI虽然通过资本积累可能会降低劳动份额，但外资企业员工的劳动份额相对会较高，对降低劳动份额并不是特别明显。
人力资本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这与魏下海等（2012）的研究相反。考虑到人力资本与行业（产业）的相关性，也即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其行业产业的技术水平或质素会越高，从而行业产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政府支出占GDP比（GOV）估计系数大都显著为正，表明当前中国政府对财政支出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资本深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成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表明在资本一劳动呈替代关系时，资本深化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利用2001-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资本深化和FDI对劳动份额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人力资本、政府支出对劳动份额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在当前资本一劳动呈替代关系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的不断深化会降低中国的劳动份额，但是通过提高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缩小地区间的资本差距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也能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