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一大批人口多、规模大的超大社区在中国城市横空出世,成为事实上的"城中之城"。超大社区在转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使得城市风险郊区化、集中化。由于超大社区往往人口聚集、住商混合、人车交汇,因而常常面临硬质空间拥堵、柔质空间不足、外部空间隔离的"空间风险",安全事故频发、人身财产受损的"安全风险",业主与市场组织矛盾、居委会与基层政府职责超载、长期发展"贫民窟化"的"治理风险"。从背后的机制来看,超大社区从建设到治理的全过程,伴随了城市权利的重新配置,突出表现为城市政府与市场组织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随着利益目标的调整,二者的关系呈现出"V字形"变化趋势:在开发建设期,二者基于共同利益形成"政商联盟"关系;风险增多之后,二者出于成本分担的考虑"联盟关系松动";一旦风险达到"临界点",二者又会因为共同的维稳目标实现"二次联盟"关系。城市政府一定要避免再上马类似的超大社区项目,摆正与市场的关系,把"被置身于外"的居民纳入共同治理的视野,将城市整体可持续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保障城市居民的城市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