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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一天，北京同仁医院东区眼科中心门诊大厅，一位风尘仆仆从山东农村赶来的中年汉子请求护士加号。他黝黑的手里捏着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纸条，那纸条似乎已被多次展开又攥紧，并沾上了些许汗渍。
纸条上写着三个字：魏文斌。这三个字，意味着他十几岁的儿子能否重见光明，也意味着这个父亲最后的希望。
“我没有业余爱好”
约好上午11点的采访被一再推迟。12点、13点、14点……一直到15点05分，魏文斌才从门诊室里出来，他身形微曲、面容清矍。连续工作的时间太久，他几乎直不起腰。
“甚至连口水也不敢喝。”眼科导诊护士王晶雪说，每次魏文斌出诊之前，都会在办公桌上为他放一杯茶，但是8个小时的门诊下来，他几乎滴水未进。就因为“怕上厕所，病人等不及。”
本应12点的午饭也被推迟到3点半，这对魏文斌来说，已经是常态。他曾经连续坐诊13个小时，看了110个病人。
为了尽可能多的治疗患者，魏文斌把所有的行政工作都安排在下班时间，“晚上8点才是他的下班时间。”王晶雪说。
“我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说出这些时，魏文斌自己也觉得很惊奇。经常在手术中给病人放音乐的他连听音乐的时间也没有。细数自己平时回家干的事情，也没有和娱乐沾上边的。“业余时间就是看书，医学发展非常迅速，不及时学习根本赶不上。”
如此紧张的生活节奏，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想象。但是，魏文斌却认为非常正常，“我周围的医生们都是这样，我并不特殊。”
魏文斌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时间陪孩子。魏文斌的妻子李冬梅是全国有名的眼部整形专家，忙碌的工作使得夫妻二人无暇顾及家庭。儿子小时候，就被送到寄宿制幼儿园，上学后的接送工作也只能委托给一位邻居奶奶负责。
“他儿子小时候还跟着一位住院病人‘混’过一段时间。”说起这个事情，王晶雪就觉得好笑，孩子每天放学回来直接去病房里找长期住院的一个阿姨写作业。“孩子好像不是他们家的。”
工作的忙碌让魏文斌觉得亏欠了孩子。“高三那年，我推掉了一切外出活动，帮助儿子冲刺高考。”他说这话时满脸得意，因为他的儿子今年已经是人民大学大二的学生。
黑暗中全部的光亮
眼科医生这个职业，魏文斌一干就是26年。不过，他也曾经彷徨过。
“我也曾经坚持不下去。”脱下白大褂的魏文斌看上去更为谦和。“刚工作那几年，我内心很挣扎，很失落。”那时候，魏文斌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无论他怎么努力，无论他把手术做的多么完美，由于视网膜神经结构的特殊性，不少患者术后很难达到0.3以上的视力。“特别是晚期患者，甚至仅能达到解剖复位。”
“这些病人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是否需要我这个医生？”这个问题困扰他很久。“我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小男孩捡回来的。如果不是他，今天的我可能就不会是同仁医院的眼科主任，甚至有可能连一个医生都不是。”
魏文斌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小信那天的情形。
那天是北京一个刮着五六级西北风的冬日。小信是被爸爸拉扯着走进魏文斌门诊室的。这个9岁的男孩不像别的孩子一样活泼好动，自始至终，除了回答问题外，便是低垂着头，没有光彩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小角落。
由于先天性脉络膜缺损，视网膜病变，小信的右眼已失明，左眼仅剩下一点光感，现在这一点光感也开始有失明的危险。
小信的眼疾属疑难病症，小信在当地已经联系过四五家医院，但是，没有一家医院敢接这个高难度手术。最后，在当地一名医生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魏文斌。
“这里是我们最后一站，如果不行，其他医院给的建议是摘除眼球。”说到这里，小信爸爸已经泣不成声。
这个手术魏文斌做得格外仔细，他要帮小信夺回“唯一的光亮”。
术后，小信眼上的纱布慢慢被揭开。当最后一圈纱布被拿掉时，小信突然惊呼：“我看见你啦！”小脸上写满了雀跃，魏文斌却满脸泪水。
经过检查，小信的视力只有0.03。
0.03意味着什么？是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得清视力表上最大的符号。小信可以“看见”的，只是模糊的轮廓。
那一瞬间，他顿悟了：原来那一丝的光亮对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0.03，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线，让他的人生充满光明。对于医生，0.03意味着一种幸福，意味着责任。
授人以渔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出去义诊。”说这话时，魏文斌完全没有顾忌记者一脸的惊讶。“义诊也就是那样，医生呼啦一下来了，呼啦一下子又走了。对患者来说，能起到多大作用？”
虽然每次市卫生局和医院要求的义诊他仍然坚持参加，但是，“从心底里来说，我更愿意讲课。”
除了给医务工作者讲课之外，魏文斌最喜欢给小朋友讲课。眼科中心的很多小护士特别不理解，“这么权威一个眼科专家，有必要挤出那么宝贵的时间给小朋友讲课吗？”
“他还准备充分，各种教具一应俱全。那些孩子听得都很兴奋，也很配合。”王晶雪也不理解魏文斌的举动。
只有魏文斌自己清楚，“讲课的意义大于看病”，他觉得，看病帮助的是一个人，讲课帮助的是一群人，正处于发育期的儿童的眼睛健康更应该受到关注。
随着名气的壮大，全国各地很多人都给他写过信，有感谢的，也有求助的。“我的一封信曾经帮助国家挽留住了一个医务工作者，这使我很自豪。”
2005年的一个秋天，魏文斌收到锦州医学院一个刚入学新生的来信，说不想再继续读医科。“我立刻回了信，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告诉他我也曾经彷徨、迷茫过，告诉他我是怎么站起来的。”
当年的这个新生如今已经毕业，并成为所在医院的骨干。魏文斌“惊叹于文字的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也过了一把“作家”瘾。
2008年11月，魏文斌作为香港福佑基金会的义工赴四川地震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灾情评估。不幸发生意外导致腿部骨折。
手术后的第一个早晨，另一个不幸接踵而来。他患上了全麻后的眼部并发症——右眼的角膜结膜上皮剥脱。“眼睛无法睁开，并且磨痛的厉害。”
他第一次尝到眼睛疼痛的滋味。事后，他将自己得病的点滴感受记录下来，戏称为《疗伤日记》。
“虽然伤口时常还会痛，可是心理倘然了，知足了，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样，也明白此后的人生该如何走，走的心里踏实，走的心安！”
采访即将结束时，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魏文斌已经获评国家卫生系统最高荣誉—— “白求恩奖章”，而且是六位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当他知道这个获奖的消息时，心里微微有些颤动。
他想起了他的恩师张晓楼教授，一生兢兢业业为中国眼科事业奋斗的医学界泰斗。他想起1990年，恩师因病逝世。他在恩师的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满怀虔敬地取下了恩师的角膜。这双角膜让两位年轻的盲人重见光明。
“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角膜捐献出去。”魏文斌说。
纸条上写着三个字：魏文斌。这三个字，意味着他十几岁的儿子能否重见光明，也意味着这个父亲最后的希望。
“我没有业余爱好”
约好上午11点的采访被一再推迟。12点、13点、14点……一直到15点05分，魏文斌才从门诊室里出来，他身形微曲、面容清矍。连续工作的时间太久，他几乎直不起腰。
“甚至连口水也不敢喝。”眼科导诊护士王晶雪说，每次魏文斌出诊之前，都会在办公桌上为他放一杯茶，但是8个小时的门诊下来，他几乎滴水未进。就因为“怕上厕所，病人等不及。”
本应12点的午饭也被推迟到3点半，这对魏文斌来说，已经是常态。他曾经连续坐诊13个小时，看了110个病人。
为了尽可能多的治疗患者，魏文斌把所有的行政工作都安排在下班时间，“晚上8点才是他的下班时间。”王晶雪说。
“我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说出这些时，魏文斌自己也觉得很惊奇。经常在手术中给病人放音乐的他连听音乐的时间也没有。细数自己平时回家干的事情，也没有和娱乐沾上边的。“业余时间就是看书，医学发展非常迅速，不及时学习根本赶不上。”
如此紧张的生活节奏，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想象。但是，魏文斌却认为非常正常，“我周围的医生们都是这样，我并不特殊。”
魏文斌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时间陪孩子。魏文斌的妻子李冬梅是全国有名的眼部整形专家，忙碌的工作使得夫妻二人无暇顾及家庭。儿子小时候，就被送到寄宿制幼儿园，上学后的接送工作也只能委托给一位邻居奶奶负责。
“他儿子小时候还跟着一位住院病人‘混’过一段时间。”说起这个事情，王晶雪就觉得好笑，孩子每天放学回来直接去病房里找长期住院的一个阿姨写作业。“孩子好像不是他们家的。”
工作的忙碌让魏文斌觉得亏欠了孩子。“高三那年，我推掉了一切外出活动，帮助儿子冲刺高考。”他说这话时满脸得意，因为他的儿子今年已经是人民大学大二的学生。
黑暗中全部的光亮
眼科医生这个职业，魏文斌一干就是26年。不过，他也曾经彷徨过。
“我也曾经坚持不下去。”脱下白大褂的魏文斌看上去更为谦和。“刚工作那几年，我内心很挣扎，很失落。”那时候，魏文斌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无论他怎么努力，无论他把手术做的多么完美，由于视网膜神经结构的特殊性，不少患者术后很难达到0.3以上的视力。“特别是晚期患者，甚至仅能达到解剖复位。”
“这些病人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是否需要我这个医生？”这个问题困扰他很久。“我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小男孩捡回来的。如果不是他，今天的我可能就不会是同仁医院的眼科主任，甚至有可能连一个医生都不是。”
魏文斌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小信那天的情形。
那天是北京一个刮着五六级西北风的冬日。小信是被爸爸拉扯着走进魏文斌门诊室的。这个9岁的男孩不像别的孩子一样活泼好动，自始至终，除了回答问题外，便是低垂着头，没有光彩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小角落。
由于先天性脉络膜缺损，视网膜病变，小信的右眼已失明，左眼仅剩下一点光感，现在这一点光感也开始有失明的危险。
小信的眼疾属疑难病症，小信在当地已经联系过四五家医院，但是，没有一家医院敢接这个高难度手术。最后，在当地一名医生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魏文斌。
“这里是我们最后一站，如果不行，其他医院给的建议是摘除眼球。”说到这里，小信爸爸已经泣不成声。
这个手术魏文斌做得格外仔细，他要帮小信夺回“唯一的光亮”。
术后，小信眼上的纱布慢慢被揭开。当最后一圈纱布被拿掉时，小信突然惊呼：“我看见你啦！”小脸上写满了雀跃，魏文斌却满脸泪水。
经过检查，小信的视力只有0.03。
0.03意味着什么？是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得清视力表上最大的符号。小信可以“看见”的，只是模糊的轮廓。
那一瞬间，他顿悟了：原来那一丝的光亮对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0.03，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线，让他的人生充满光明。对于医生，0.03意味着一种幸福，意味着责任。
授人以渔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出去义诊。”说这话时，魏文斌完全没有顾忌记者一脸的惊讶。“义诊也就是那样，医生呼啦一下来了，呼啦一下子又走了。对患者来说，能起到多大作用？”
虽然每次市卫生局和医院要求的义诊他仍然坚持参加，但是，“从心底里来说，我更愿意讲课。”
除了给医务工作者讲课之外，魏文斌最喜欢给小朋友讲课。眼科中心的很多小护士特别不理解，“这么权威一个眼科专家，有必要挤出那么宝贵的时间给小朋友讲课吗？”
“他还准备充分，各种教具一应俱全。那些孩子听得都很兴奋，也很配合。”王晶雪也不理解魏文斌的举动。
只有魏文斌自己清楚，“讲课的意义大于看病”，他觉得，看病帮助的是一个人，讲课帮助的是一群人，正处于发育期的儿童的眼睛健康更应该受到关注。
随着名气的壮大，全国各地很多人都给他写过信，有感谢的，也有求助的。“我的一封信曾经帮助国家挽留住了一个医务工作者，这使我很自豪。”
2005年的一个秋天，魏文斌收到锦州医学院一个刚入学新生的来信，说不想再继续读医科。“我立刻回了信，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告诉他我也曾经彷徨、迷茫过，告诉他我是怎么站起来的。”
当年的这个新生如今已经毕业，并成为所在医院的骨干。魏文斌“惊叹于文字的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也过了一把“作家”瘾。
2008年11月，魏文斌作为香港福佑基金会的义工赴四川地震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灾情评估。不幸发生意外导致腿部骨折。
手术后的第一个早晨，另一个不幸接踵而来。他患上了全麻后的眼部并发症——右眼的角膜结膜上皮剥脱。“眼睛无法睁开，并且磨痛的厉害。”
他第一次尝到眼睛疼痛的滋味。事后，他将自己得病的点滴感受记录下来，戏称为《疗伤日记》。
“虽然伤口时常还会痛，可是心理倘然了，知足了，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样，也明白此后的人生该如何走，走的心里踏实，走的心安！”
采访即将结束时，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魏文斌已经获评国家卫生系统最高荣誉—— “白求恩奖章”，而且是六位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当他知道这个获奖的消息时，心里微微有些颤动。
他想起了他的恩师张晓楼教授，一生兢兢业业为中国眼科事业奋斗的医学界泰斗。他想起1990年，恩师因病逝世。他在恩师的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满怀虔敬地取下了恩师的角膜。这双角膜让两位年轻的盲人重见光明。
“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角膜捐献出去。”魏文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