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中旬，何云由杭州市公安局局長提升为浙江省公安局局长不久，便接到陈立夫的电话，嘱他火速到南京一趟。
　　陈立夫见到何云，对着档案中的几张照片，仔细端详了好长时间，才惊讶地说，真是名不虚传，你与委员长的面貌、身材，竟然如此相仿，足可以假乱真。接着，陈立夫透露了内情：蒋介石为了控制川、黔一带的地方军阀，并围剿川陕边区的红军，决定委派贺国光（时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率领中央军参团入川。由于蒋本人也要亲自去视察，不得不作“超常规”的防范措施。侍从室接受汪精卫曾遇刺的教训，所以特选一个蒋的替身，伴其同行，以防种种不测。
　　何云接受了任务，便按侍从室的要求，从各方面熟悉和掌握蒋介石的生活习惯以及言谈举止。陈立夫请示蒋介石后，委任何云为“侍卫长”，以便经常接近观察，仔细模仿。蒋介石也时常有意和他闲聊几句，传授一些奉化口音。
　　半个月后，陈立夫便让何云进行“试形”考核，参加人数有限的“旗兵检阅”。这天，他身着特级上将军服，披着蒋介石常披的黑大氅，蓄着与蒋一模一样的日式短胡须。历时一个小时，上上下下谁也未看出破绽。连宋美龄都没有怀疑什么。
　　1934年12月底，何云伴同蒋介石登上专机飞向重庆广阳坝机场。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以及当地党政军大员都在机下迎接，并一一对这位“委员长”致敬，与其热情握手。谁也想不到，真正的“蒋委员长”，已乘着黑色轿车，悄然驶进了城内下榻的别墅。
　　这样，白天听刘湘等人汇报并与其切磋军政大计的是蒋介石，夜晚留在宾馆当替身的是何云。但是，临行前夜露了馅。刘湘因书面汇报拖延了打印时间，临时改变“议事程序”，晚上亲自去呈送委员长。敲开门时，想不到堂堂的“党国领袖”，正在伏案为贺国光誊抄文件，再请示“勘乱”纲要细节，何云竟急红了脸，一问三不知。
　　翌日，刘湘到机场为委员长送行，对贺国光直言不讳地讲，本人一向忠爱和尊敬总裁，然而想不到总裁却对我刘某存有戒心，还当面演起双簧来。
　　蒋介石为此事大骂了何云一顿，并要当即解除这一“替身”。幸亏陈立夫来解围，认为并非全是何云的过错，还打电话向刘湘这位“四川王”作了认真解释，希望他以“委员长”的安全为重，千万保密，不能张扬。
　　不过，蒋介石因此不再轻易用这个“替身”了。只有在一些公开场合，诸如合影、剪彩、拍新闻片等，才让何云出面亮相一会儿。
　　此外，何云文化水平有限，讲话又夹杂难懂的方言，宋美龄也对他逐渐有了反感，一直要陈立夫换人。
　　1935年5月，何云被调离侍从室，被授予军委会少将参谋的头衔，限制在参谋办公室中赋闲，领取一份高薪算作“恩惠”。
　　1937年秋冬之交，日寇大举南下，何云回到老家隐居。翌年四五月间，浙江沦陷，何云又从平阳流落到建德县，再转至淳安县。
　　此际，日伪军到处奸淫烧杀，投敌汉奸乘机敲诈勒索。淳安县的伪县府，居然张贴告示，向各村各乡强索“大东亚圣战军饷”。在几位忍无可忍的乡绅怂恿下，何云想以“委员长”的身份，“镇邪压恶，助长正气”。一天，他稍作化装，带领几个“随员”，找到伪县长。伪县长碰上突然登门的“委员长”，惊吓得魂飞胆碎，连忙跪在地上，恳求开恩赎罪。何云对他训斥了一顿，要他撕去告示，免收军饷。后来果真奏了效。此事，一度成为何云的“佳话”。不过，何云因此担心被敌伪“追踪”，而逃至西南大后方，浪迹多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云回到浙江，定居杭州。
　　（摘自《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