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我还喜爱他的诚实。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
　　据说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做“日课”，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位大儒，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位大儒，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但是，扫兴的西人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当然，就像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
　　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我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