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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上音社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
2016年12月20日下午，“庆祝上海音乐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成功地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云虎，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高韵斐，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副总编余震琪主持。
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回顾了上音社成立六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六十年间上海音乐出版社经历了多次文化体制变革。新世纪以来，领导确立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纸质图书和音像制品的融合出版，使图书从无声变成有声，从平面走向立体，市场占有率连续十多年稳居全国冠军。在2014年和2015年全国文艺类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的排行榜中，本社已连续两年名列第八。”他期望下一个六十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将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再立新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音乐出版人新的贡献。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廖昌永、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和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许舒亚作为作者代表发言。
廖昌永表示，自己从事声乐教育多年，一直关注着该领域出版物的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周枫等人译编、周小燕审定的《外国歌剧选曲集》曾弥补了相关教学领域的空白。”上海音乐出版社与上海音乐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几十年来，学院得到了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大量精品论著和乐谱的出版拓宽了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视野，为学院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2015年，他将自己主编的《廖昌永演唱歌曲精选》交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并于当年8月在上海书展首发，当天歌迷济济一堂，场面热火朝天，让他十分难忘。
尚长荣的发言字正腔圆，颇有京剧表演的风范。他说自己—直是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忠实读者，“虽然我是戏曲演员，但是爱听音乐”，无论是约翰·施特劳斯、贝多芬，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都百听不厌。“一首优秀的歌曲，能引领人生启蒙，激发奋进；一首优秀的歌曲，能陶冶灵魂，唱出家国情、民族志。”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尚长荣用了一年时间，把自己从小演过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剧以及各个时期的清唱汇编成一本《尚长荣京剧唱腔精选》，2015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高韵斐向上海音乐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秦雁，资深编辑姚方正和李丹芬颁发“薪火相传奖”。王秦雁感慨出版社的发展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们一路走来，遇到了各种挫折、困难，现在都一—克服了”。自建社以来，大量的外国音乐，特别是外国的各种琴谱得以在国内出版，对促进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现场嘉宾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曲作者何占豪也希望出版社今后能出版更多的包括我们自己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有特点的音乐作品。“现在音乐界的年轻一代主张世界化，很多音乐出来，这个国家不像这个国家，自己民族不像自己民族，其实老百姓真的不喜欢。你创新是对的，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一定要更接地气。”
高韵斐认为，六十年来上海音乐出版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已经成为世纪出版集团的一张名片，成为上海、全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标志性出版机构。“希望上海音乐出版社继续发扬立志改革的锐气和敢做敢为的勇气，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发展之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云虎则表示，上海音乐出版社六十华诞是上海文艺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喜事，他希望上音社充分依托上海文化交流的前沿优势，把更多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和中华文化底蕴的传统音乐作品推介出去，唱响中国声音、谱写中国乐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
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前身”——万叶书店
1938年7月1日，万叶书店在上海苏州河北海宁路咸宁里11号正式成立。这个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诞生的中国第一个音乐出版机构，在磨难困顿中顽强发展，为中国出版史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虽然她后来被兼并，但由此发展而来的上海音乐出版社，却继承了她的衣钵，担负着传承、发展音乐文化的责任。
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上海，由六人组成的万叶书店相继推出了《小学活页歌曲》《小学音乐课本》《小学音乐教学法》等具有鲜明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意识的校本教辅，受到广泛欢迎，万叶书店也逐渐在上海出版界有了一席之地。考虑到万叶书店的强项和优势，当时的经理、总编辑钱君匋先生把公司原有的出版业务进行了拆分，转让，仅出版音乐书谱，力求把万叶书店办成开口小、挖掘深、有特色的出版社。于是，一批优秀的图书因运而生，如丰子恺的《音乐十课》《西洋音乐十八讲》，贺绿汀的《晚会》，丁善德的《钢琴曲集》等。
1956年10月，在賀绿汀先生的积极倡议和苦心筹划下，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宣告成立，选址福州路677-679号（一年后迁至淮海中路1162号），由丁善德任社长、总编辑，钱君匋和钱仁康任副总编辑。这家没有揭幕典礼、无声无息开始运作的出版社，一开始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正如上海音乐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副总编余震琪所说“合并，再合并，然后是改名，到了十年‘文革’干脆被取消资格，后来又从一个编辑组开始起死回生。”直到1987年2月，年界“而立”的上音社终于得以正式恢复社名，名正言顺地“登台亮相”了。
如今，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办公地，在绍兴路7号。
绍兴路，从东到西，不过四五百米。1926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修建了这条不起眼的小马路，取名爱麦虞限路（RouteVictor EnmmnuelⅢ）。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租界时，改名为绍兴路，并沿用至今。和周围繁华的瑞金二路、陕西南路相比，没有公交车经过的绍兴路显得格外幽静。无论是初春的漫天飞絮，处暑的悠曳蝉鸣，还是深秋的一地金叶，冬日的虬枝秃丫，都让绍兴路成为了“上海十大最具情调”的马路之一。 早在解放前，绍兴路就是一条文化街：7号是中华学艺社旧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办公旧所；9号是原法国领事警察俱乐部/警察博物馆所在地；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中央机关在41号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我国成立最早的现代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旧址设在108号的会心楼……现在，绍兴路是众多出版社的聚集地，浓郁的文化气息延续着她的优雅，她宛若一名身着旗袍的女子，在氤氲的书香中诗意地栖居着。
中华学艺社成立于1930年买入爱麦虞限路道契第2507号地皮（今绍兴路7号），并邀请中国现代建筑师柳士英先生设计了这栋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建筑——三层上下贯穿的条窗与一侧圆筒几何体简洁而清晰；黄色的墙面与深红色面砖的转角线条的搭配，显得素净而雅致；大门用黑、白、黄三色大理石砌成圆拱，衬托出双扇古铜色大门，色彩分明……后来因为办公需要，大楼的许多设施被拆除了，但从她浸润的艺术气质中，仍能看出昔日的辉煌。
成功之道——“专.精、特、新”的发展战略
从诞生之日起，上海音乐出版社就自觉地肩负起为时代放歌、为广大人民抒情的使命。
两年，三十人，出版两百余本新书——对于出版人而言，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上海音乐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就做到了。 1956年10月至1958年9月间，上海音乐出版社共出版了两百余种图书，如新中国第一部音乐辞典《简明音乐辞典》，钢琴音乐的“旧约全书”《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和“新约全书”《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为新中国的音乐出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后，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出版工作者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为普及音乐知识、繁荣音乐创作贡献着心血与智慧，出版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历经几代出版人的不懈追求，如今上海音乐出版社已经发展成为一家读者和作者来自五洲四海、销售网络遍及海内外的出版机构，自豪地站在了中国音乐出版的制高点上。
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坚持走专、精、特、新的发展战略。
专，就是专业领先，在音乐出版特别是具有传统优势的钢琴出版领域做大做强，独占鳌头。
日益增长的钢琴学习人口、丰富的出版资源和庞大的作者队伍，使得钢琴出版领域成为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第一选择，历经数年不断推出的钢琴图书成为出版社的拳头产品和学琴的必备教材。近年来，上海音乐出版社着眼于研究钢琴音乐曲库中的中国元素，出版了“中国著名作曲家钢琴作品”系列、《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等重点图书，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国钢琴艺术的历史发展风貌。
考虑到钢琴是舶来品，其优秀的钢琴教法在北美，经典的文献版本在欧洲，上海音乐出版社秉承“权威版本”的原则，引进了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钢琴出版物。从1995年开始，上音社将“约翰汤普森钢琴教程”系列、“巴斯蒂安钢琴教程”系列、“快乐钢琴教程”系列这三套全世界销量最大的钢琴教材尽收囊中。如今，上音社仍在努力寻找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乐谱，为中国钢琴专业师生传递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一流的作品版本。
精，就是打造精品，坚持高质量高品位高格调，不断推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权威版本和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
六十年来，上海音乐出版社始终支持原创，关注精品，打造经典，陆续出版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歌剧《江姐》《白毛女》、《朱践耳交响曲集》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经典作品。同时，积极挖掘整理中国传统音乐宝库，抢救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原生态音乐舞蹈，出版了《振飞曲谱》《神奇秘谱乐诠》《中国民歌与风土》《华乐大典》等一批重点项目。
上海音乐出版社还成立了专业舞蹈编辑室，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中国舞蹈通史》《贾作光艺术文库》《中国乐舞史料大典》等重点图书为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创立近四十年的《音乐爱好者》是国内最有特色的音乐杂志之一，她以古典音乐的普及欣赏为中心，用优雅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和动听的碟片，体现着对高雅艺术品位的追求。
特，就是弘扬特色，实施音乐社和音像社两块牌子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把音乐出版做得有“声”有“色”。
2001年以来，上海音乐出版社与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通过实施两社“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和“书碟配套工程”，为读者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阅读与视听享受，为两社调整产业结构、实行产品升级换代注入了活力与生机。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认为，无法承载声音是纸质图书的先天缺陷，把纸质音乐图书从无声变为有声，拓展了纸质图书与音像制品两大出版产业的框架与局限，更主要的是打开了音乐图书市场新的空间。
此外，上海音乐出版社还依托音像社的技术力量，将扫码技术运用到音乐书刊中，把读、听、看等多樣化阅读欣赏方式融为一体。如“管弦乐独奏世界巴洛克名曲”系列可以扫二维码下载乐谱，《小提琴指位揭秘》可以扫二维码下载APP，《约翰·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可以扫二维码欣赏音视频等。这些视听产品不仅践行了全媒体的先进理念，更为绿色出版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就是转型创新，敢于应对传统出版在高新技术背景下面临的严峻挑战，立足内容资源，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数字化转型创新，做融合发展的先行者。
这两年，上海音乐出版社聚焦古典音乐、少儿教育和传统音乐三大板块，开发了多个富媒体、多终端产品，其中“网络音乐互动教育平台”“音乐电子书包”“古琴减字谱富媒体数字化应用平台”等三大市级扶持项目获得专家好评，在行业内树立了标杆。
岁月如歌，这歌声已经飘过了一甲子。六十年的春华秋实，浇灌出一部部音乐典籍，洒满了音乐出版人的心血印记；六十年的奋进不息，创造出一个个出版硕果，昭示着新一代音乐出版人抓机遇、弄大潮、奏华章的卓越气质。今天，新的一页已经打开，上海音乐出版社将继续履行“音乐使者之长征”的职责，用她特有的音符与旋律，谱写出更加动人的华彩乐章。
2016年12月20日下午，“庆祝上海音乐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成功地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云虎，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高韵斐，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副总编余震琪主持。
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回顾了上音社成立六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六十年间上海音乐出版社经历了多次文化体制变革。新世纪以来，领导确立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纸质图书和音像制品的融合出版，使图书从无声变成有声，从平面走向立体，市场占有率连续十多年稳居全国冠军。在2014年和2015年全国文艺类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的排行榜中，本社已连续两年名列第八。”他期望下一个六十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将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再立新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音乐出版人新的贡献。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廖昌永、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和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许舒亚作为作者代表发言。
廖昌永表示，自己从事声乐教育多年，一直关注着该领域出版物的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周枫等人译编、周小燕审定的《外国歌剧选曲集》曾弥补了相关教学领域的空白。”上海音乐出版社与上海音乐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几十年来，学院得到了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大量精品论著和乐谱的出版拓宽了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视野，为学院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2015年，他将自己主编的《廖昌永演唱歌曲精选》交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并于当年8月在上海书展首发，当天歌迷济济一堂，场面热火朝天，让他十分难忘。
尚长荣的发言字正腔圆，颇有京剧表演的风范。他说自己—直是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忠实读者，“虽然我是戏曲演员，但是爱听音乐”，无论是约翰·施特劳斯、贝多芬，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都百听不厌。“一首优秀的歌曲，能引领人生启蒙，激发奋进；一首优秀的歌曲，能陶冶灵魂，唱出家国情、民族志。”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尚长荣用了一年时间，把自己从小演过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剧以及各个时期的清唱汇编成一本《尚长荣京剧唱腔精选》，2015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高韵斐向上海音乐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秦雁，资深编辑姚方正和李丹芬颁发“薪火相传奖”。王秦雁感慨出版社的发展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们一路走来，遇到了各种挫折、困难，现在都一—克服了”。自建社以来，大量的外国音乐，特别是外国的各种琴谱得以在国内出版，对促进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现场嘉宾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曲作者何占豪也希望出版社今后能出版更多的包括我们自己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有特点的音乐作品。“现在音乐界的年轻一代主张世界化，很多音乐出来，这个国家不像这个国家，自己民族不像自己民族，其实老百姓真的不喜欢。你创新是对的，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一定要更接地气。”
高韵斐认为，六十年来上海音乐出版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已经成为世纪出版集团的一张名片，成为上海、全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标志性出版机构。“希望上海音乐出版社继续发扬立志改革的锐气和敢做敢为的勇气，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发展之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云虎则表示，上海音乐出版社六十华诞是上海文艺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喜事，他希望上音社充分依托上海文化交流的前沿优势，把更多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和中华文化底蕴的传统音乐作品推介出去，唱响中国声音、谱写中国乐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
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前身”——万叶书店
1938年7月1日，万叶书店在上海苏州河北海宁路咸宁里11号正式成立。这个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诞生的中国第一个音乐出版机构，在磨难困顿中顽强发展，为中国出版史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虽然她后来被兼并，但由此发展而来的上海音乐出版社，却继承了她的衣钵，担负着传承、发展音乐文化的责任。
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上海，由六人组成的万叶书店相继推出了《小学活页歌曲》《小学音乐课本》《小学音乐教学法》等具有鲜明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意识的校本教辅，受到广泛欢迎，万叶书店也逐渐在上海出版界有了一席之地。考虑到万叶书店的强项和优势，当时的经理、总编辑钱君匋先生把公司原有的出版业务进行了拆分，转让，仅出版音乐书谱，力求把万叶书店办成开口小、挖掘深、有特色的出版社。于是，一批优秀的图书因运而生，如丰子恺的《音乐十课》《西洋音乐十八讲》，贺绿汀的《晚会》，丁善德的《钢琴曲集》等。
1956年10月，在賀绿汀先生的积极倡议和苦心筹划下，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宣告成立，选址福州路677-679号（一年后迁至淮海中路1162号），由丁善德任社长、总编辑，钱君匋和钱仁康任副总编辑。这家没有揭幕典礼、无声无息开始运作的出版社，一开始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正如上海音乐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副总编余震琪所说“合并，再合并，然后是改名，到了十年‘文革’干脆被取消资格，后来又从一个编辑组开始起死回生。”直到1987年2月，年界“而立”的上音社终于得以正式恢复社名，名正言顺地“登台亮相”了。
如今，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办公地，在绍兴路7号。
绍兴路，从东到西，不过四五百米。1926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修建了这条不起眼的小马路，取名爱麦虞限路（RouteVictor EnmmnuelⅢ）。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租界时，改名为绍兴路，并沿用至今。和周围繁华的瑞金二路、陕西南路相比，没有公交车经过的绍兴路显得格外幽静。无论是初春的漫天飞絮，处暑的悠曳蝉鸣，还是深秋的一地金叶，冬日的虬枝秃丫，都让绍兴路成为了“上海十大最具情调”的马路之一。 早在解放前，绍兴路就是一条文化街：7号是中华学艺社旧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办公旧所；9号是原法国领事警察俱乐部/警察博物馆所在地；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中央机关在41号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我国成立最早的现代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旧址设在108号的会心楼……现在，绍兴路是众多出版社的聚集地，浓郁的文化气息延续着她的优雅，她宛若一名身着旗袍的女子，在氤氲的书香中诗意地栖居着。
中华学艺社成立于1930年买入爱麦虞限路道契第2507号地皮（今绍兴路7号），并邀请中国现代建筑师柳士英先生设计了这栋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建筑——三层上下贯穿的条窗与一侧圆筒几何体简洁而清晰；黄色的墙面与深红色面砖的转角线条的搭配，显得素净而雅致；大门用黑、白、黄三色大理石砌成圆拱，衬托出双扇古铜色大门，色彩分明……后来因为办公需要，大楼的许多设施被拆除了，但从她浸润的艺术气质中，仍能看出昔日的辉煌。
成功之道——“专.精、特、新”的发展战略
从诞生之日起，上海音乐出版社就自觉地肩负起为时代放歌、为广大人民抒情的使命。
两年，三十人，出版两百余本新书——对于出版人而言，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上海音乐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就做到了。 1956年10月至1958年9月间，上海音乐出版社共出版了两百余种图书，如新中国第一部音乐辞典《简明音乐辞典》，钢琴音乐的“旧约全书”《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和“新约全书”《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为新中国的音乐出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后，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出版工作者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为普及音乐知识、繁荣音乐创作贡献着心血与智慧，出版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历经几代出版人的不懈追求，如今上海音乐出版社已经发展成为一家读者和作者来自五洲四海、销售网络遍及海内外的出版机构，自豪地站在了中国音乐出版的制高点上。
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坚持走专、精、特、新的发展战略。
专，就是专业领先，在音乐出版特别是具有传统优势的钢琴出版领域做大做强，独占鳌头。
日益增长的钢琴学习人口、丰富的出版资源和庞大的作者队伍，使得钢琴出版领域成为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第一选择，历经数年不断推出的钢琴图书成为出版社的拳头产品和学琴的必备教材。近年来，上海音乐出版社着眼于研究钢琴音乐曲库中的中国元素，出版了“中国著名作曲家钢琴作品”系列、《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等重点图书，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国钢琴艺术的历史发展风貌。
考虑到钢琴是舶来品，其优秀的钢琴教法在北美，经典的文献版本在欧洲，上海音乐出版社秉承“权威版本”的原则，引进了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钢琴出版物。从1995年开始，上音社将“约翰汤普森钢琴教程”系列、“巴斯蒂安钢琴教程”系列、“快乐钢琴教程”系列这三套全世界销量最大的钢琴教材尽收囊中。如今，上音社仍在努力寻找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乐谱，为中国钢琴专业师生传递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一流的作品版本。
精，就是打造精品，坚持高质量高品位高格调，不断推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权威版本和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
六十年来，上海音乐出版社始终支持原创，关注精品，打造经典，陆续出版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歌剧《江姐》《白毛女》、《朱践耳交响曲集》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经典作品。同时，积极挖掘整理中国传统音乐宝库，抢救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原生态音乐舞蹈，出版了《振飞曲谱》《神奇秘谱乐诠》《中国民歌与风土》《华乐大典》等一批重点项目。
上海音乐出版社还成立了专业舞蹈编辑室，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中国舞蹈通史》《贾作光艺术文库》《中国乐舞史料大典》等重点图书为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创立近四十年的《音乐爱好者》是国内最有特色的音乐杂志之一，她以古典音乐的普及欣赏为中心，用优雅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和动听的碟片，体现着对高雅艺术品位的追求。
特，就是弘扬特色，实施音乐社和音像社两块牌子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把音乐出版做得有“声”有“色”。
2001年以来，上海音乐出版社与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通过实施两社“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和“书碟配套工程”，为读者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阅读与视听享受，为两社调整产业结构、实行产品升级换代注入了活力与生机。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认为，无法承载声音是纸质图书的先天缺陷，把纸质音乐图书从无声变为有声，拓展了纸质图书与音像制品两大出版产业的框架与局限，更主要的是打开了音乐图书市场新的空间。
此外，上海音乐出版社还依托音像社的技术力量，将扫码技术运用到音乐书刊中，把读、听、看等多樣化阅读欣赏方式融为一体。如“管弦乐独奏世界巴洛克名曲”系列可以扫二维码下载乐谱，《小提琴指位揭秘》可以扫二维码下载APP，《约翰·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可以扫二维码欣赏音视频等。这些视听产品不仅践行了全媒体的先进理念，更为绿色出版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就是转型创新，敢于应对传统出版在高新技术背景下面临的严峻挑战，立足内容资源，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数字化转型创新，做融合发展的先行者。
这两年，上海音乐出版社聚焦古典音乐、少儿教育和传统音乐三大板块，开发了多个富媒体、多终端产品，其中“网络音乐互动教育平台”“音乐电子书包”“古琴减字谱富媒体数字化应用平台”等三大市级扶持项目获得专家好评，在行业内树立了标杆。
岁月如歌，这歌声已经飘过了一甲子。六十年的春华秋实，浇灌出一部部音乐典籍，洒满了音乐出版人的心血印记；六十年的奋进不息，创造出一个个出版硕果，昭示着新一代音乐出版人抓机遇、弄大潮、奏华章的卓越气质。今天，新的一页已经打开，上海音乐出版社将继续履行“音乐使者之长征”的职责，用她特有的音符与旋律，谱写出更加动人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