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小民曾说过：退下来，不去演出了，看别人演出，似乎更冷静、客观了一点儿，总希望舞台上的演出更为精彩，所以有了《舞台下的评说》这本书。他的观剧感想包括4个部分。“看宏观”是对经济形势与政策的一些评论与分析；“看事件”则是对发生在我们周围事件的感悟；“看历史”是对过去的思考，想以史为鉴，找到今天的正确之路；而“看书”则为记录他的思想发展历程，顺便也为读者推荐一些值得一读的好书。
我一向敬佩胡适先生。这不仅是由于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进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还由于他的独立人格和他对政府的态度。
胡适是受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从本质上是与国民党的专制对抗的。但他绝不是革命者，企图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他不反体制，不反政府，但也不是现存体制和政府的帮手，甚至帮凶，当“抬轿派”。他对蒋氏政权的种种专制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希望政府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民主化。足以体现他这种立场的是他没有组建，甚至参与任何以反政府为目的的政党、组织，也没有在政府中当官(仅当过4年驻美大使也是出于抗日的目的，至于当北大校长，当年并没有“副部级”的级别，不算什么官)，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和独立人格。今天，经济学家受到民众批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他们水平低，而在于缺乏胡适的这种态度。
胡适这种态度的基本立场是不反政府、不反体制。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存在的都是好的，而是指，无论它好与否，它的存在有必然性。用暴力手段推翻这种合理的存在必将引起社会动乱。无论动机有多善良，社会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基础没有变，代替旧政权的新政权，并不一定比旧政权好，也许由新贵代替旧贵，比旧政权更坏。社会进步在于渐进，革命的结果不一定是进步，有时还是退步。不反政府，不反体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只能在稳定中进步。这种进步才会造福于社会和民众。
中国的改革有其固有的弊病，也产生了种种问题。但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对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我一直心存疑虑，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必然的。从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一下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能吗?有这个政府主导的阶段，逐渐放开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才会有以后更自由的经济。30年的改革经济证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中央集权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企图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革，造成整个社会不适应，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大乱之后并不一定是大治，往往是更集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因此，作为经济学家，不应该沉醉于那些自由主义的空谈中，还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政府提出的改革总体方针，我们应该持支持的态度。反对政府的总方针是无利于社会进步的。尤其是不能由于改革中的各种问题，而否认改革的总方向。
当然，支持政府的改革总方针，并不等于以“歌德”为主，对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唱赞歌，甘当“抬轿派”。这次经济困难中，经济学家受到指责，就是因为他们抬轿抬得太过分了。一味地歌功颂德，预言中国前途一片光明大好，会以10％以上的增长率再持续增长20至30年，结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无视经济增长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批评而不是歌颂。胡适的一生贯穿了对国民党专制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很强烈的抨击。经济学家也不能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称其高明、伟大，而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进行批评。这种批评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但如果政府以诚恳的态度去听，总会得到启发，有所改进。即使他们批评的不全对，让他们说出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当年蒋政权在大陆崩溃，不在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于它没有听这些批评，甚至压制这种批评。文人的话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没有“一言兴邦，一言灭邦”的作用。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向缺乏批评意识。这里有体制和传统的原因，但重要的一点还是知识分子有把自己的知识当商品卖，总想用知识换名利的想法。“缺钙”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基因”。胡适20世纪50年代初流落美国，生活相当艰难，但他仍没有改变过去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去换取荣华富贵，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何况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穷到当年胡适的地步。
这次经济困难，国内经济学家，尤其号称“主流”的经济学家受到指责，正在于他们缺乏这种知识分子应有的批评精神。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他们坚持中国一枝独秀的观点。这就使政府失去了及时调整政策的机会。其实国外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另点论”，预言了中国在高速增长后会有一个向下的拐点，但被国内的经济学家斥之为“中国崩溃论”，还给予驳斥。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经济危机出现了。抬了轿子固然可以换得名利，但人人都来抬轿，轿子到了悬崖边上没人提醒，危险必然发生。做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不破坏轿子，不把轿子往悬崖下推，也不抬轿子，但随时提醒轿子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破坏轿子和抬轿子，所做的事完全相反，但结果往往是相同的——使轿子颠覆。
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想把轿子推下悬崖的人不多，但他们所说的话也并非都不可听。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恐怕属于这一类，但他们指出的轿子行进中的许多困难，尽管有所夸大，也不完全正确，但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属于抬轿派。真正的“提醒派”现在则太少了。我提倡经济学家学胡适，就是希望经济学家当“提醒派”，而且要尖锐一些。只要不以名利为目的，学习胡适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向胡适学，关键还在于个人的良知。
我一向敬佩胡适先生。这不仅是由于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进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还由于他的独立人格和他对政府的态度。
胡适是受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从本质上是与国民党的专制对抗的。但他绝不是革命者，企图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他不反体制，不反政府，但也不是现存体制和政府的帮手，甚至帮凶，当“抬轿派”。他对蒋氏政权的种种专制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希望政府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民主化。足以体现他这种立场的是他没有组建，甚至参与任何以反政府为目的的政党、组织，也没有在政府中当官(仅当过4年驻美大使也是出于抗日的目的，至于当北大校长，当年并没有“副部级”的级别，不算什么官)，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和独立人格。今天，经济学家受到民众批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他们水平低，而在于缺乏胡适的这种态度。
胡适这种态度的基本立场是不反政府、不反体制。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存在的都是好的，而是指，无论它好与否，它的存在有必然性。用暴力手段推翻这种合理的存在必将引起社会动乱。无论动机有多善良，社会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基础没有变，代替旧政权的新政权，并不一定比旧政权好，也许由新贵代替旧贵，比旧政权更坏。社会进步在于渐进，革命的结果不一定是进步，有时还是退步。不反政府，不反体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只能在稳定中进步。这种进步才会造福于社会和民众。
中国的改革有其固有的弊病，也产生了种种问题。但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对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我一直心存疑虑，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必然的。从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一下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能吗?有这个政府主导的阶段，逐渐放开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才会有以后更自由的经济。30年的改革经济证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中央集权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企图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革，造成整个社会不适应，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大乱之后并不一定是大治，往往是更集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因此，作为经济学家，不应该沉醉于那些自由主义的空谈中，还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政府提出的改革总体方针，我们应该持支持的态度。反对政府的总方针是无利于社会进步的。尤其是不能由于改革中的各种问题，而否认改革的总方向。
当然，支持政府的改革总方针，并不等于以“歌德”为主，对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唱赞歌，甘当“抬轿派”。这次经济困难中，经济学家受到指责，就是因为他们抬轿抬得太过分了。一味地歌功颂德，预言中国前途一片光明大好，会以10％以上的增长率再持续增长20至30年，结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无视经济增长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批评而不是歌颂。胡适的一生贯穿了对国民党专制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很强烈的抨击。经济学家也不能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称其高明、伟大，而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进行批评。这种批评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但如果政府以诚恳的态度去听，总会得到启发，有所改进。即使他们批评的不全对，让他们说出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当年蒋政权在大陆崩溃，不在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于它没有听这些批评，甚至压制这种批评。文人的话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没有“一言兴邦，一言灭邦”的作用。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向缺乏批评意识。这里有体制和传统的原因，但重要的一点还是知识分子有把自己的知识当商品卖，总想用知识换名利的想法。“缺钙”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基因”。胡适20世纪50年代初流落美国，生活相当艰难，但他仍没有改变过去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去换取荣华富贵，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何况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穷到当年胡适的地步。
这次经济困难，国内经济学家，尤其号称“主流”的经济学家受到指责，正在于他们缺乏这种知识分子应有的批评精神。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他们坚持中国一枝独秀的观点。这就使政府失去了及时调整政策的机会。其实国外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另点论”，预言了中国在高速增长后会有一个向下的拐点，但被国内的经济学家斥之为“中国崩溃论”，还给予驳斥。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经济危机出现了。抬了轿子固然可以换得名利，但人人都来抬轿，轿子到了悬崖边上没人提醒，危险必然发生。做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不破坏轿子，不把轿子往悬崖下推，也不抬轿子，但随时提醒轿子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破坏轿子和抬轿子，所做的事完全相反，但结果往往是相同的——使轿子颠覆。
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想把轿子推下悬崖的人不多，但他们所说的话也并非都不可听。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恐怕属于这一类，但他们指出的轿子行进中的许多困难，尽管有所夸大，也不完全正确，但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属于抬轿派。真正的“提醒派”现在则太少了。我提倡经济学家学胡适，就是希望经济学家当“提醒派”，而且要尖锐一些。只要不以名利为目的，学习胡适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向胡适学，关键还在于个人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