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目前学界对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游记》表现的古今之争,多从政治哲学角度切入解读.本文从斯威夫特直接参与的论战出发,考察该书与十七世纪英格兰"古今之争"的关系,分析《格列佛游记》第三卷的结构与意义.斯威夫特在该卷刻画了一幅知识图景,其讽刺叙事所针对的思想基因深植于十七世纪初由培根开启,到世纪中叶由皇家学会延续,并在世纪末由沃顿进一步推动的知识分类传统.斯威夫特在进步论渐成主流的十八世纪初重拾古代派的未竟之业,以讽喻的方式呈现了一幅今派知识所导致的不断倒退的景象,反击了现代自然哲学/科学推动的进步观念.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前学界对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游记》表现的古今之争,多从政治哲学角度切入解读.本文从斯威夫特直接参与的论战出发,考察该书与十七世纪英格兰“古今之争”的关系,分析《格列佛游记》第三卷的结构与意义.斯威夫特在该卷刻画了一幅知识图景,其讽刺叙事所针对的思想基因深植于十七世纪初由培根开启,到世纪中叶由皇家学会延续,并在世纪末由沃顿进一步推动的知识分类传统.斯威夫特在进步论渐成主流的十八世纪初重拾古代派的未竟之业,以讽喻的方式呈现了一幅今派知识所导致的不断倒退的景象,反击了现代自然哲学/科学推动的进步观念.
其他文献
拉康主张把语言学、拓扑学和伦理学统一于他著名的爱情诗学论断“性关系不存在”,蕴涵爱情的否定性、无力性和欺骗性之维.面对“性关系不存在”这一爱情本相,拉康构建三种爱情范式——隐喻、移情和宫廷爱情,与之遥相呼应的是爱的客体的三种样态——占据被爱者位置的理想自我、幻象框架中的对象a和被提升到原质之尊位的崇高客体.被隐喻结构着的爱情源自移情式误认——主体把匮乏的客体误认为自我理想的替换;把经验的客体误认为神秘的幻象客体;把世俗的客体误认为崇高的客体.爱情终究要落入一场空无.拉康的爱情理论为理解与阐释经典的爱情悲剧
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声音与文学语言的密切关联.声音不仅在语言和文艺的历史发生学中具有构成性作用,而且在文学书写和批评中持续发挥着多重功能.声音在文本中的表层沉默与书写的在场构成了更为深沉的结构性关系,由此也成为文学的存在方式与阐释的前提.由于声音能够有效地体现出差异性,因此当代文学书写与批评在侧重区域、族群、文化、阶层、性别等层面的表征均与声音的隐喻方式有关.声音与书写作为一种并置的文本编码方式凸显了文学语言的特质,与此同时也能有效地形成文学书写与批评的意义指向.重新重视文本的声音分析对于基于单一书写符号的理
声音文化研究旨在针对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中的各种声音做出文化政治阐释,既观照文本中各种声音的生产过程,也涉及听者对不同声音的感知、领悟和体验.文本中往往交织着作为现象以及作为编码的声音,包括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声、人类制造的生活之音、人类发出的言说之声、人类创造的美学之声以及复制与编辑后的声音等,这些纷繁的声音景观从多角度记录并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从情感、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研究各种声音实践和听的行为,可以审视种族、阶级、性别等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文化政治的视角理解声音背后的人类经验、文化特质和文学表征.
威廉·葛德文的小说《凯莱布·威廉斯》延续了1790年代英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争,呈现了激进派与保守派在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上的论辩.小说清晰展现了该时期葛德文政治思想的内部张力,一方面借主人公凯莱布之经历批驳风行英国上下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小皮特政府施行的"家庭间谍"政策,另一方面也隐晦地贬抑了法国(性)和雅各宾主义.在暗示契约论失效的同时,小说强调以更稳健的方式建构以"政治正义"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认为"真诚"的道德品性和明晰的政治身份不仅是营造家庭共同体的前提,也是重塑"英国性"和促
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涌现出一批被称为时尚小说的流行读物.这些以描绘上流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仅受到了中产阶级的广泛阅读与大力追捧,也得到了土地贵族的关注.事实上,在中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于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展开较量且双方斗争集中外显于政治领域的1832年前后,文化正上升为双方博弈的新场域,时尚小说则在这一隐蔽的新场域中充当了土地贵族的意识形态工具.此后,当中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发生逆转的态势逐渐成形,文化领导权随之更迭,时尚小说的衰落与适应新时代精神的小说的兴起便成为历史的潮流.
乐是有声之诗,诗是无声之乐.乔伊斯深得诗乐艺术之精髓,创造性地运用对位、复调、重复、变奏、转调等音乐技法,将其小说杰作《尤利西斯》中的《赛壬》一章塑造成一个高度音乐化的诗性文本,成为融合语言和声音艺术的一块不朽丰碑.不仅如此,他还独辟蹊径,把该章的主题结构赋格化,辩证地揭示和深化“诱惑”与“被诱惑”的中心主题,使之进入音乐佳境而又不囿于赋格之形.这些艺术形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具艺术价值的是隐藏在其后的那些隐喻、双关、暗示、留白、含混、复义,以及那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而这也正是《赛壬》和整部《尤利西斯
日本律赋的出现与唐代以赋取士的考赋制度之间到底有无关系,学界向来未有详明的考辨,而从律赋之程限入手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捷径.律赋程限可细分作"限韵"、"限序"、"限字"、"限时"四项,限字与限时是省试赋在程限上区别于其他律赋的重要标志.开日本律赋之先河的都良香正是比照唐省试而作《生炭赋》.本文认为,日本律赋的产生体现了日人取法于唐的思想意识,它虽突出表现为文体东传这一文学现象,但同时也是以赋取士这一制度东传的结果.
在室町时代的谣曲《白乐天》中,作者以戏剧形式虚构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东渡日本与住吉明神展开诗歌竞争的场景,其结果是白居易被"神风"驱逐回国.这一情节设计迥异于日本传统的白居易叙事,透露出对中华文化的贬抑以及对"华夷秩序"的挪移,标志着那个时代日本民族国家意识的萌兴,也展现出一代日本知识分子试图摆脱中国文化影响、争取本民族文化和政治独立性的诉求.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诗歌创作中将恺撒的血统追溯至宙斯的女性化身狄俄涅,并且一改诗人们受缪斯庇护的古老传统,称自己是"卡昂尼的鸽子",即狄俄涅的鸽子.诗人暗示自己堪与王者相媲美,并与之同根同源,这种诗人形象的自我建构既预言了神裔王者屋大维的诞生,也是对其暴力统治的警示.
本文通过分析贝克特在《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呼吸》和《摇篮曲》中对录音和人之间关系的戏剧处理,探讨意识和“物叙事”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和贝克特理解的物之间的关联.借用布朗的“物理论”、德勒兹的“欲望机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物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文章旨在讨论贝克特如何让录音参与戏剧叙事,重新定义且生成了物和人的新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录音带的实用功能变得陌生、含糊甚至失效,由此生成了一种奇特且充满谜意的物叙事.录音带看似是被人操纵和使用的物件,实际上却提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