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冀叔英（1920-2001）先生长期任职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是海内外知名的版本学家，与学术界往还频繁，其论学书札存留在世的当不在少数。遗憾的是，200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冀叔英文集》附录中只收录其与王绍曾、陈先行、沈津先生论学书札十六通（内王先生十二通，陈、沈先生各-通）。此次发表的冀叔英先生致黄永年先生论学三札为笔者2014年增订《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一书过程中（《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3年7月版，书局拟出版增订本），由黄先生哲嗣黄寿成世兄提供原札照片，三札涉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编纂进展、黄先生著述时查询古籍版本诸事。今依据照片移录并略加考释，以飨学术界各位学者。
1981年3月18日北京图书馆冀叔英先生答复黄先生询问撰写《唐史史料学》时所收史籍版本、复制北图藏《类编长安志》明抄本事、陕西师大历史系复制《大唐六典》事、北京琉璃厂版刻古籍交易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编纂进展事致函黄先生云：
永年同志：
奉到惠书，敬悉起居康吉，教学与研究工作并进，欣颂无量。自去年五月，以参加善本总目工作，与各地来京同志集中住香厂路招待所，馆中工作已暂离十阅月矣。来示由馆中转来，致迟复为歉。
承询各书：《安禄山事迹》有道光十九年劳权抄一部（书号11012），劳权校跋。又清抄本一部（书号11496），有谢宝树跋，翁曾源校跋（翁文恭兄同书之予，同治状元）或可供一阅。《高力士外传》北图亦无佳本，顾氏文房外，只明刻《虞初志》本（弦歌精舍刻）。《类编长安志》明抄本，已摄过缩微胶卷；目前成问题者在于覆印。盖馆中规定，善本书不作静电复制（因复印机温度高，恐损书），因此只能拍摄缩微，或拍照放大；拍照放大，复制组又不能拍印整部之书（复制部分篇章可以），如拍缩微，不知适用否？如何之处，统祈尊裁。贵校复制《唐六典》问题，因未示知年月（何时委托，何时收到），复制组云不便核查。此事请由历史系直接函询，说明情况，当可解决。复制组有专人负责经办委托，代为复制事宜（一般皆填有委托单），惟初参加工作青年多，容有疏忽。覆印事本应代劳，但本馆职工委托，须经所在组、部批准；如系代办，又须介绍信等等，反不若函托为快也。事实如此，尚祈见谅。
北京旧书亦奇缺，稍可用者，即价贵亦不易得，中国书店交易，已采“以书易书”办法，手中无书者即无从得书，私人更无法问津矣。即不如此，“斯道”亦早已难言，何况如今乎！
起潜先生已于年初返沪，暂时不再来京。此间工作，现已按经、子……分部复审卡片，分别在沪、宁、京三地工作，复审后再图共同进行。
专复，即颂
撰安 冀叔英谨上
三月十八日
按：黄永年先生（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黄先生时正应中华书局之邀，撰写《唐史史料学》，所收史籍版本源流亟待说明。札中关于《安禄山事迹》、《高力士外传》版本正为黄先生就此询问的答复。至于《类编长安志》一书则为黄先生应中华书局之邀而于1981年暑假点校的一部元人骆天骧撰写的长安地理名著，黄先生所用底本为丁氏八千卷楼钞本传钞，而北图收藏有一部明钞本，大概黄先生曾提出复制北图钞本的要求，由于冀先生所云种种制度规定及困难未果，后由中华书局请人至北图代校—过并转交黄先生，终于发挥应有作用。此外，尚有冀先生答复陕西师大历史系复制北图藏《大唐六典》查询事及当时北京中国书店古籍刻本交易事并报告古籍善本总书目进展及主编顾廷龙（起潜）先生往返京沪情景。
1981年8月20日冀叔英先生致函黄先生答复全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类编长安志》版本事云：
永年同志：
惠书奉悉，知近况佳胜，研究、教学齐头并进，至为欣慰。类编长安志馆藏之“书目”著录残本，北图旧藏无此书。总目各地报送卡片，史部（包括方志）已于六月底全数运往上海，由顾老在沪主持复茕据“方志综录”增订油印本（在朱士嘉先生原书基础上增补修订）著录，此书湖南图书馆有张燮抄本，或可供一阅；此外，南京图书馆、陕西省馆、陕西博物馆、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均藏有抄本。南京所藏，当即八千卷楼本，请斟酌选取，联系可也。
此间工作，按计划集部九月底完成初审，以后当转入复审阶段，尚未定如何安排。丛书部分已在刻印，拟先出油印本；以用繁体字故，亦多费周折；琐屑紧张、不务正业之事颇多，亦难言矣。一俟油印本完成，当乞大力斧正。匆匆即颂
著安 冀叔英
八一年八月廿日
按：前云黄先生此时正应中华书局之邀点校《类编长安志》，1990年此书由中华书局印行，并被邓广铭先生来信称赞为“古籍整理标准之作”。此书元刻本早已绝迹天壤，存世者止为抄本。冀先生在信札中详细提供该书在全国各地图书馆的版本收藏情况，经黄先生一一核实（如曾致函湖南图书馆查询张燮抄本），后写入该书附录《述<类编长安志>》一文中“版本”一节。札中冀先生同时并述及古籍善本总目编纂进展事，由此可看出黄先生曾参与古籍善本总目部分草稿的审读工作。
1983年1月23日冀叔英先生就“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进展情形、冯宝琳近况并转交黄先生致其信札及龙顺宜近况致函黄先生云：
永年同志：
惠书并大著“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俱奉到，谢谢！年来困于“善本总目”工作，致音问久疏，时以为念，间从书刊中得读大作，不啻面聆教言也。总目工作原在香厂路招待所，八二年十月底迁回北图工作，暂在馆中西院四号楼前平房内，尚称安静。冯大姊以客卿身份在故宫图书馆半日工作（寿安宫，图书馆在此），下午即归，亦颇自在；尊函已转去，可请勿念。顺宜同志身体尚可，惟目力所限，外出则需人照顾，其它尚好。相见期近，容俟面谈。
专此，即颂
撰安 叔英拜上
一月廿三日
按：札中“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为黄先生撰写的一篇关于古代小说的考证文章，残页是黄先生1979年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作为陕西省及西安市古籍善本小组成员在小雁塔西安市文管会所藏旧刻残页中发现的，原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十一辑（1982年），是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编纂过程中的重大发现，也是近代以来小说资料上的重大发现。至于札中“冯大姊”为北图善本部老前辈冯宝琳先生。其祖父冯德麟为清末民初与张作霖齐名的东北将领，其父冯庸为东北空军创始人。上世纪50年代致力于北图新善本及名人手稿的征集，入藏手稿数量达千种之多，曾参与编定《西谛书目》、《善本总目》等，上世纪80年代整理点校《酌中志》，中有若干理校，深受学界好评。黄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摘帽并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与北图有业务往来。至于札中“顺宜姐”则为黄先生老师龙榆生先生之女公子，长期任职北图善本部。
冀先生致黄先生论学书札三通就大致考释如上。至于黄先生致冀先生论学书札，冀先生之女孙晓修女士2011年11月31日告知笔者，冀先生与黄先生有书信往还，不止一封，由于母亲晚年行动不便，就是由她寄出的。但母亲去世已经十年，自己不搞这个专业，其间又有装修之事，现在找起来十分困难。黄先生对冀先生是十分尊重的，行文中提到总是以冀叔英大姊相称。如在《书市买书记》一文中提到自己1994年9月10日在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市上以廉值10元购得清龚自珍《破戒草》单刻本，“会议上冀叔英大姊说：‘要我定得定50元。’我说：‘我得定100元呢’！其实真给我500、1000我也不让，理由是一让这辈子再也不见得会遇到同样的本子了。”学人已逝，聊存此故事，雪泥鸿爪云尔！（冀叔英或写作冀淑英，但本文所收三札冀先生本人签名俱作“冀叔英”，故本文从信札签名。）
1981年3月18日北京图书馆冀叔英先生答复黄先生询问撰写《唐史史料学》时所收史籍版本、复制北图藏《类编长安志》明抄本事、陕西师大历史系复制《大唐六典》事、北京琉璃厂版刻古籍交易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编纂进展事致函黄先生云：
永年同志：
奉到惠书，敬悉起居康吉，教学与研究工作并进，欣颂无量。自去年五月，以参加善本总目工作，与各地来京同志集中住香厂路招待所，馆中工作已暂离十阅月矣。来示由馆中转来，致迟复为歉。
承询各书：《安禄山事迹》有道光十九年劳权抄一部（书号11012），劳权校跋。又清抄本一部（书号11496），有谢宝树跋，翁曾源校跋（翁文恭兄同书之予，同治状元）或可供一阅。《高力士外传》北图亦无佳本，顾氏文房外，只明刻《虞初志》本（弦歌精舍刻）。《类编长安志》明抄本，已摄过缩微胶卷；目前成问题者在于覆印。盖馆中规定，善本书不作静电复制（因复印机温度高，恐损书），因此只能拍摄缩微，或拍照放大；拍照放大，复制组又不能拍印整部之书（复制部分篇章可以），如拍缩微，不知适用否？如何之处，统祈尊裁。贵校复制《唐六典》问题，因未示知年月（何时委托，何时收到），复制组云不便核查。此事请由历史系直接函询，说明情况，当可解决。复制组有专人负责经办委托，代为复制事宜（一般皆填有委托单），惟初参加工作青年多，容有疏忽。覆印事本应代劳，但本馆职工委托，须经所在组、部批准；如系代办，又须介绍信等等，反不若函托为快也。事实如此，尚祈见谅。
北京旧书亦奇缺，稍可用者，即价贵亦不易得，中国书店交易，已采“以书易书”办法，手中无书者即无从得书，私人更无法问津矣。即不如此，“斯道”亦早已难言，何况如今乎！
起潜先生已于年初返沪，暂时不再来京。此间工作，现已按经、子……分部复审卡片，分别在沪、宁、京三地工作，复审后再图共同进行。
专复，即颂
撰安 冀叔英谨上
三月十八日
按：黄永年先生（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黄先生时正应中华书局之邀，撰写《唐史史料学》，所收史籍版本源流亟待说明。札中关于《安禄山事迹》、《高力士外传》版本正为黄先生就此询问的答复。至于《类编长安志》一书则为黄先生应中华书局之邀而于1981年暑假点校的一部元人骆天骧撰写的长安地理名著，黄先生所用底本为丁氏八千卷楼钞本传钞，而北图收藏有一部明钞本，大概黄先生曾提出复制北图钞本的要求，由于冀先生所云种种制度规定及困难未果，后由中华书局请人至北图代校—过并转交黄先生，终于发挥应有作用。此外，尚有冀先生答复陕西师大历史系复制北图藏《大唐六典》查询事及当时北京中国书店古籍刻本交易事并报告古籍善本总书目进展及主编顾廷龙（起潜）先生往返京沪情景。
1981年8月20日冀叔英先生致函黄先生答复全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类编长安志》版本事云：
永年同志：
惠书奉悉，知近况佳胜，研究、教学齐头并进，至为欣慰。类编长安志馆藏之“书目”著录残本，北图旧藏无此书。总目各地报送卡片，史部（包括方志）已于六月底全数运往上海，由顾老在沪主持复茕据“方志综录”增订油印本（在朱士嘉先生原书基础上增补修订）著录，此书湖南图书馆有张燮抄本，或可供一阅；此外，南京图书馆、陕西省馆、陕西博物馆、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均藏有抄本。南京所藏，当即八千卷楼本，请斟酌选取，联系可也。
此间工作，按计划集部九月底完成初审，以后当转入复审阶段，尚未定如何安排。丛书部分已在刻印，拟先出油印本；以用繁体字故，亦多费周折；琐屑紧张、不务正业之事颇多，亦难言矣。一俟油印本完成，当乞大力斧正。匆匆即颂
著安 冀叔英
八一年八月廿日
按：前云黄先生此时正应中华书局之邀点校《类编长安志》，1990年此书由中华书局印行，并被邓广铭先生来信称赞为“古籍整理标准之作”。此书元刻本早已绝迹天壤，存世者止为抄本。冀先生在信札中详细提供该书在全国各地图书馆的版本收藏情况，经黄先生一一核实（如曾致函湖南图书馆查询张燮抄本），后写入该书附录《述<类编长安志>》一文中“版本”一节。札中冀先生同时并述及古籍善本总目编纂进展事，由此可看出黄先生曾参与古籍善本总目部分草稿的审读工作。
1983年1月23日冀叔英先生就“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进展情形、冯宝琳近况并转交黄先生致其信札及龙顺宜近况致函黄先生云：
永年同志：
惠书并大著“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俱奉到，谢谢！年来困于“善本总目”工作，致音问久疏，时以为念，间从书刊中得读大作，不啻面聆教言也。总目工作原在香厂路招待所，八二年十月底迁回北图工作，暂在馆中西院四号楼前平房内，尚称安静。冯大姊以客卿身份在故宫图书馆半日工作（寿安宫，图书馆在此），下午即归，亦颇自在；尊函已转去，可请勿念。顺宜同志身体尚可，惟目力所限，外出则需人照顾，其它尚好。相见期近，容俟面谈。
专此，即颂
撰安 叔英拜上
一月廿三日
按：札中“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为黄先生撰写的一篇关于古代小说的考证文章，残页是黄先生1979年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作为陕西省及西安市古籍善本小组成员在小雁塔西安市文管会所藏旧刻残页中发现的，原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十一辑（1982年），是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编纂过程中的重大发现，也是近代以来小说资料上的重大发现。至于札中“冯大姊”为北图善本部老前辈冯宝琳先生。其祖父冯德麟为清末民初与张作霖齐名的东北将领，其父冯庸为东北空军创始人。上世纪50年代致力于北图新善本及名人手稿的征集，入藏手稿数量达千种之多，曾参与编定《西谛书目》、《善本总目》等，上世纪80年代整理点校《酌中志》，中有若干理校，深受学界好评。黄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摘帽并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与北图有业务往来。至于札中“顺宜姐”则为黄先生老师龙榆生先生之女公子，长期任职北图善本部。
冀先生致黄先生论学书札三通就大致考释如上。至于黄先生致冀先生论学书札，冀先生之女孙晓修女士2011年11月31日告知笔者，冀先生与黄先生有书信往还，不止一封，由于母亲晚年行动不便，就是由她寄出的。但母亲去世已经十年，自己不搞这个专业，其间又有装修之事，现在找起来十分困难。黄先生对冀先生是十分尊重的，行文中提到总是以冀叔英大姊相称。如在《书市买书记》一文中提到自己1994年9月10日在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市上以廉值10元购得清龚自珍《破戒草》单刻本，“会议上冀叔英大姊说：‘要我定得定50元。’我说：‘我得定100元呢’！其实真给我500、1000我也不让，理由是一让这辈子再也不见得会遇到同样的本子了。”学人已逝，聊存此故事，雪泥鸿爪云尔！（冀叔英或写作冀淑英，但本文所收三札冀先生本人签名俱作“冀叔英”，故本文从信札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