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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芳华》带领观众追忆上世纪的文工团岁月，电影中，出现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本文将由文化分析的角度解读《芳华》。
关键词：《芳华》;文工团;美与丑;文化
“文工团”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具备神秘的色彩，电影《芳华》的镜头下，它是歌声昂扬舞姿挥洒，是荡漾的青春荷尔蒙，是红色山河下极具活力的一隅。美固然令人怀念的，但是，美丽和丑陋是一对双生子，有美丽的地方，必然有着丑陋的阴影，文化浪潮的变迁亦是如此。
《芳华》的第一叙述者是萧穗子，其讲述平和，最后，主角刘峰与何小萍生活在一起，看似大团圆结局，但这是导演对观众的一种“欺骗”。情绪没有起伏，创伤却是存在的。70年代，“学雷锋”风潮席卷全国，“雷锋”由一个牺牲了的解放军战士，变成一个被神化了的道德榜样。刘峰就是一个有求必应的“活雷锋”：吃饭只吃破饺子、英勇抗洪砸伤了腰、主动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帮助被奚落的何小萍，最后为了守住战友的尸体失去了一只胳膊。文工团里学雷锋的人不在少数，从郝淑雯说的“人人争着打扫猪圈”可以看出来，可遭遇“捧杀”的只有刘峰一人，被捧上了神坛，又跌落至尘埃，只因他是唯一把“雷锋精神”贯彻得如此彻底的人，人们忘记了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青年，“谁都能追求，就刘峰不能追求”。当刘峰袒露私心，向爱慕的林丁丁表白时，毁灭的不仅是他的个人形象，同时也是雷锋文化在文工团内的直接幻灭，是对雷锋本人的腐蚀，令人“恶心、惊悚”的远不是“触摸”这一行为。刘峰是美与高尚的化身，受到驱逐时，外表还是平静的，直至他在边境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才直观地把内心的创伤展现在身体上，英雄的落魄，反映的恰是看客的残忍和荣辱观念的变形。
在何小萍、刘峰这样的“异类”心中，文工团岁月似乎不值得追忆。何小萍和刘峰的人生轨迹相反，她是从地底被扶上神坛的，她从未受过善待，自小遭遇的磨难和突如其来的荣光反差太大，导致她发了疯。文工团文化注定是狂热的群体文化。根据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形成群体之后，个体不论多理性、智慧，他们在群体中的智力被统一抹平，变成轻信、易怒、冲动、极端的个体。文工团的众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因为何小萍出汗严重、偷拿林丁丁的军装拍照等一系列小事，她被认为“有品质问题”，被排斥，连舞伴也不愿意和她合舞。每个人都无判断力可言，她的存在和刘峰一样，只是一个符号，相当于众矢之的，是群体共同的攻击对象，可以使群体变得更加紧密，也许众人不曾觉察自己的恶意，今后可能还会嘲笑自己的荒谬，但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被愤怒遮蔽，变得盲目，争辩不可能奏效，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逃避，所以何小萍选择了离开。其他看似高尚的人又如何呢？最为义正辞严的郝淑雯，得知陈灿同为高干子弟，无视好友对他的爱慕，果断选择了与其结合;林丁丁在文工团解散时，把热恋的宣传干事抛在脑后，嫁给了华侨。
充满信仰的时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芳华》展现了新对旧的冲击。曾经，军装是最美的外衣，父亲在农场劳改的何小萍，想用自己的军装为父亲带来尊严。改革开放以后，港台流行文化涌入，文工团里的女孩意识到白衬衫、喇叭裤这样的衣服才能尽显身体的美丽。萧穗子等人偷偷地用收音机听邓丽君的歌，感慨：“歌还能这么唱啊。”连自律的刘峰，也被邓丽君缱绻的歌声打动，“词都往心里钻”，“都是为我唱的，都是我想说的”，并冲动地向林丁丁表白。在封闭的年代，新式的服饰、音乐使年轻人的头脑解放，犹如长期守孝的人脱下孝服。舶来文化在当时是小众的，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萧穗子说，政委看见她这样穿，会把她送上军事法庭。但任何文化都要被历史化地理解，港台文化在七八十年代算是异类，到了新的阶段，它的地位发生了转变，成为大众文化，电影尾声的时间是90年代，郝淑雯和萧穗子的装扮已经明显地西化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计划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必定不同于市场经济。文工团解散之际，刘峰从部队返回，镜头拍到墙上的可口可乐广告，象征着文化的消亡与兴起。另外，如果不是新时代来临，文化始终是一种特权，少数人才能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恢复高考使萧穗子改变人生，若非如此，她成为作家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文化的更迭解放了人们的身体，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两个层面的美，同时，丑陋也是存在的。
1991年，刘峰因无法缴纳巨额罚款，被联防队员殴打;联防队长不作为，只顾罚款。倒退十年，同样事件不可能发生，新的社会给了人们机遇，也在减损着良知与道德。小号手陈灿早已放下小号，成为了疏于陪伴家人的精明商人，文工团赋予人们的情怀也在一天天地消逝。金錢成为了安身立命的标尺，浮躁、贪婪蔓延广泛，社会精神成为空谈，谁还会像当年一样争相恐后做好事？刘峰般的老好人，如不肯降低道德底线，落伍是意料之中的事。歌颂自由和机遇的同时，其负面后果也不能忽视。
《芳华》是一辈人、两个时代文化的真实写照，两个时代一新一旧本无优劣之别，但是我们要清楚看到，《芳华》不是只赞扬不贬抑的，两个时代的美与丑，就像一对双生子，如影随形，二者皆不能忽略。
参考文献
[1]柯弄璋.电影《芳华》：个体青春与记忆创伤[J].四川戏剧，2018（10）：136-138.
[2]史新玉.电影《芳华》的形式策略与文化意蕴[J].衡水学院学报，2018，20（05）：121-124+128.
[3]勒庞著.乌合之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邱嘉仪（1998.08—），女，广东省广州市人，广州市番禺区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
关键词：《芳华》;文工团;美与丑;文化
“文工团”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具备神秘的色彩，电影《芳华》的镜头下，它是歌声昂扬舞姿挥洒，是荡漾的青春荷尔蒙，是红色山河下极具活力的一隅。美固然令人怀念的，但是，美丽和丑陋是一对双生子，有美丽的地方，必然有着丑陋的阴影，文化浪潮的变迁亦是如此。
《芳华》的第一叙述者是萧穗子，其讲述平和，最后，主角刘峰与何小萍生活在一起，看似大团圆结局，但这是导演对观众的一种“欺骗”。情绪没有起伏，创伤却是存在的。70年代，“学雷锋”风潮席卷全国，“雷锋”由一个牺牲了的解放军战士，变成一个被神化了的道德榜样。刘峰就是一个有求必应的“活雷锋”：吃饭只吃破饺子、英勇抗洪砸伤了腰、主动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帮助被奚落的何小萍，最后为了守住战友的尸体失去了一只胳膊。文工团里学雷锋的人不在少数，从郝淑雯说的“人人争着打扫猪圈”可以看出来，可遭遇“捧杀”的只有刘峰一人，被捧上了神坛，又跌落至尘埃，只因他是唯一把“雷锋精神”贯彻得如此彻底的人，人们忘记了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青年，“谁都能追求，就刘峰不能追求”。当刘峰袒露私心，向爱慕的林丁丁表白时，毁灭的不仅是他的个人形象，同时也是雷锋文化在文工团内的直接幻灭，是对雷锋本人的腐蚀，令人“恶心、惊悚”的远不是“触摸”这一行为。刘峰是美与高尚的化身，受到驱逐时，外表还是平静的，直至他在边境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才直观地把内心的创伤展现在身体上，英雄的落魄，反映的恰是看客的残忍和荣辱观念的变形。
在何小萍、刘峰这样的“异类”心中，文工团岁月似乎不值得追忆。何小萍和刘峰的人生轨迹相反，她是从地底被扶上神坛的，她从未受过善待，自小遭遇的磨难和突如其来的荣光反差太大，导致她发了疯。文工团文化注定是狂热的群体文化。根据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形成群体之后，个体不论多理性、智慧，他们在群体中的智力被统一抹平，变成轻信、易怒、冲动、极端的个体。文工团的众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因为何小萍出汗严重、偷拿林丁丁的军装拍照等一系列小事，她被认为“有品质问题”，被排斥，连舞伴也不愿意和她合舞。每个人都无判断力可言，她的存在和刘峰一样，只是一个符号，相当于众矢之的，是群体共同的攻击对象，可以使群体变得更加紧密，也许众人不曾觉察自己的恶意，今后可能还会嘲笑自己的荒谬，但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被愤怒遮蔽，变得盲目，争辩不可能奏效，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逃避，所以何小萍选择了离开。其他看似高尚的人又如何呢？最为义正辞严的郝淑雯，得知陈灿同为高干子弟，无视好友对他的爱慕，果断选择了与其结合;林丁丁在文工团解散时，把热恋的宣传干事抛在脑后，嫁给了华侨。
充满信仰的时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芳华》展现了新对旧的冲击。曾经，军装是最美的外衣，父亲在农场劳改的何小萍，想用自己的军装为父亲带来尊严。改革开放以后，港台流行文化涌入，文工团里的女孩意识到白衬衫、喇叭裤这样的衣服才能尽显身体的美丽。萧穗子等人偷偷地用收音机听邓丽君的歌，感慨：“歌还能这么唱啊。”连自律的刘峰，也被邓丽君缱绻的歌声打动，“词都往心里钻”，“都是为我唱的，都是我想说的”，并冲动地向林丁丁表白。在封闭的年代，新式的服饰、音乐使年轻人的头脑解放，犹如长期守孝的人脱下孝服。舶来文化在当时是小众的，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萧穗子说，政委看见她这样穿，会把她送上军事法庭。但任何文化都要被历史化地理解，港台文化在七八十年代算是异类，到了新的阶段，它的地位发生了转变，成为大众文化，电影尾声的时间是90年代，郝淑雯和萧穗子的装扮已经明显地西化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计划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必定不同于市场经济。文工团解散之际，刘峰从部队返回，镜头拍到墙上的可口可乐广告，象征着文化的消亡与兴起。另外，如果不是新时代来临，文化始终是一种特权，少数人才能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恢复高考使萧穗子改变人生，若非如此，她成为作家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文化的更迭解放了人们的身体，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两个层面的美，同时，丑陋也是存在的。
1991年，刘峰因无法缴纳巨额罚款，被联防队员殴打;联防队长不作为，只顾罚款。倒退十年，同样事件不可能发生，新的社会给了人们机遇，也在减损着良知与道德。小号手陈灿早已放下小号，成为了疏于陪伴家人的精明商人，文工团赋予人们的情怀也在一天天地消逝。金錢成为了安身立命的标尺，浮躁、贪婪蔓延广泛，社会精神成为空谈，谁还会像当年一样争相恐后做好事？刘峰般的老好人，如不肯降低道德底线，落伍是意料之中的事。歌颂自由和机遇的同时，其负面后果也不能忽视。
《芳华》是一辈人、两个时代文化的真实写照，两个时代一新一旧本无优劣之别，但是我们要清楚看到，《芳华》不是只赞扬不贬抑的，两个时代的美与丑，就像一对双生子，如影随形，二者皆不能忽略。
参考文献
[1]柯弄璋.电影《芳华》：个体青春与记忆创伤[J].四川戏剧，2018（10）：136-138.
[2]史新玉.电影《芳华》的形式策略与文化意蕴[J].衡水学院学报，2018，20（05）：121-124+128.
[3]勒庞著.乌合之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邱嘉仪（1998.08—），女，广东省广州市人，广州市番禺区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