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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过去十年中，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让美国对于中国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愈发不安。似乎在一夜之间，中国就全面进入了非洲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例如，从2000年至今，中非贸易额已增长20倍，而中国也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派遣的PLA（中国人民解放军）维和部队是当前非洲最大的一支联合国维和力量，其人数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近20倍。同时，目前大约有100万中国人居住在非洲，而十年前这一数字只有区区几千人。可以说，中国在非洲的崛起可能是这片大陆在冷战后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
虽然中非关系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中国和非洲的传统联系由来已久。在毛泽东时代，中非的联系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而在更加现实的后毛泽东时代，获取经济利益则是中国进入非洲的主要动力。虽然“中非团结”、”反帝国主义”等口号依然挂在嘴边，但如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已并不基于意识形态，相反，中国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体、专治、神权等各类国家搞好关系。安全利益及行动
中国加强在非洲的安全行动主要是为了保卫其日益扩大的在非经济利益与政治影响力。北京在非洲的安全利益正不断增长，正如2004年公布的PLA“新的历史使命”中所强调的：通过保卫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来促进中国全球利益的实现，并在未来扮演更重要角色。作为一个全球利益不断增长的大国，中国正在重新定义其在全球最不稳定地区的安全利益。中国公司目前已经在全球最不稳定的20个国家中的12个投资了至少10亿美元。中国首要的安全利益是保护其在内部动荡、恐怖主义泛滥、绑架案频发的国家和地区的日益增多的公民和财产的安全。恐怖组织正越来越频繁地进行（或宣称）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特别是在北非地区。北京确保其在非洲的安全利益，目的是捍卫其全球大国的地位并增加PLA的海外任务执行经验。尽管如此，截至目前，中国很少向海外派兵并且尚未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这可能主要源于以下三点：
PLA当前的海外投送能力有限；
担心引发”中国威胁论”；
北京承诺不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在非洲最主要的军事存在是PLA参加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批评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种外国干涉行为，但如今PLA已经参与了联合国在非洲8次维和行动中的7次。同时.PLA也在不断扩大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军事外交，虽然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了很多。PLA在非洲已经进行了多次引人瞩目的海外行动：
从2008年持续至今的亚丁湾反海盗行动：
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行动：
2013年的马里和南苏丹联合国维和行动。
这些行动开创了PLA的多个“第一”，也从侧面反映出PLA不断增长的能力和全球地位，但显然还无法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军事介入程度相提并论。中非的历史渊源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并非始于今天，但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关系从本质与速度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最早的中非关系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考量，在”第三世界大团结”的旗帜下，中国最主要的目的是输出毛泽东主义，与美国和苏联相对抗，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同时，由于北京将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描述为“夹在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弱势群体”，所以中国必须对非洲人民的解放运动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持。与新德里一道，北京在1 954年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内容包括外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支持各国独立自主、互不侵犯等。
除了“社会主义大团结”等意识形态因素外，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利益也是中国介入非洲国家事务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推行自身理念时也有着实用主义的一面，例如北京在支持罗伯特·穆加贝在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起义的同时又与反共的扎伊尔（现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北京在非洲还积极活动以孤立台湾地区，而非洲国家在1971年北京取代台北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中苏对抗在非洲表现为双方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并排挤对方，但它们又都同时排斥西方国家。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和莫斯科分别支持索马里一埃塞俄比亚的奥加登战争中的冲突双方，其中北京为索马里人提供了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援助。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也使北京在处理与南非的关系时，逐渐从支持非洲国民大会（ANC）转向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PAC），因为前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紧密。与之类似，北京曾经并至今都是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及其爱国阵线（ZANU-PF）政治运动的强力支持者，后者曾长期与西方支持的罗德西亚政府和苏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地方武装相对抗。一些非洲学者在总结冷战时期的非洲三角对抗时总结道：“西方国家担心非洲被苏联‘赤化’，而苏联则担心中国在非洲的革命输出会招致西方更强烈的反弹。”
北京在积极介入非洲政治事务、支持解放运动的同时又将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与美国和苏联相比）.以符合不干涉非洲国家政治的对外官方立场。而上述活动与中国目前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是存在某些矛盾的。与政治活动相比，20世纪中国与非洲的经济联系很有限，年贸易额从1950年的1200万美元逐步增长到1960年的1亿美元。同时，中国还对非洲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援助，最典型的就是派遣工程师和工人援建坦赞铁路，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起分批派遣医护人员赴非洲进行医疗援助。
与此同时，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政治利益一样，开始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在非洲行动的因素之一。随着“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之后冷战的落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利益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从近30年来的一系列经济与政治事件中得到印证：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重新调整了对非洲的援助、贸易与投资政策：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与非洲的经济联系迅速扩大。
与早期相比，如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已不基于意识形态，因此中国能够从容地与民主、专制或神权国家打交道。中国在2006年、2010年和2013年发布的《对非关系白皮书》中指出，中非关系发展以搁置政治分析、寻求共同利益为前提，同时北京又继续拿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其处理对非关系的准则和基石。安全利益面临挑战
中国在非洲的安全利益是为实现自身更大的目标——保障经济发展和扩大政治影响力而服务的。作为一个全球利益不断扩大的区域强国，中国当前正在制定自身在全球最动荡地区的安全准则和任务目标。中国目前有超过1.5万家海外企业（其中有2000多家在非洲地区），并且已经在全球20个最动荡国家中的1 2个投资了超过10亿美元。中国目前在非洲正面临着令西方国家长期“头疼”的安全威胁。过去十年来，中国在非洲爆发性增长的经济利益、资产与人员已经超出了中国所能保护的程度，这使得安全利益成为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北京首要的安全任务是保护在内部动荡、饱受恐怖主义和绑架案困扰地区的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比如，近年来PLA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海外行动：在非洲之角地区保护中国商船免受海盗袭击、2011年在利比亚进行大规模撤侨行动。其中在恐怖主义方面，出于对中国施行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满，“基地”组织位于马格利布的分支和尼日利亚地方武装宣称要对中国位于非洲的项目进行攻击。而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案件说明非洲的某些地区仍然极不稳定，在过去的5年中已经发生了13起类似案件。为本国公民及其财产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能够避免下述一些棘手问题的产生：
如果无力保护本国公民，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其他商业行为可能会变得束手束脚：
当真的出现地区内部冲突、绑架案或恐怖袭击时，北京可能不得不进行政治或军事干预。
北京维护自身在非洲的安全利益，目的是树立全球大国的形象同时增加PLA的海外行动经验。北京已经赋予了PLA在全球舞台上维护安全利益、提供安全支持的任务。这样，中国在非洲的安全介入就能够有效树立和增强中国和平崛起、中非友好的形象。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展现出中国的大国责任感和友好意愿。而这些行动无疑也增加了PLA（尤其是陆军）的作战经验，因为PLA经历的最近的一次战争还是早在1979年发生的中越战争。上述维和经验对于PLA的地面部队尤其重要，因为在传统上地面部队是PLA的核心，但近年来PLA的重点已经向空中和海上力量倾斜。此外，部署PLAN（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医院船、提高搜救能力也十分符合北京的国际和非洲外交利益。
截至目前，北京很少进行直接的海外安全行动。同时，有关中国公民在非的安全问题主要归中国外交部处理。北京何时进行直接的海外安全行动将取决于中国海外利益和PLA自身的能力。北京对于那些已进行了重大投资、有较多中国公民的国家的稳定十分关注，而这种关注会最终导致以维持稳定为目的的安全行动。虽然PLA当前执行海外安全行动的能力还比较有限，但PLA在进行海外任务方面的规划能力以及在非洲大陆的任务执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而随着北京在非洲的资本和人员的快速增长，上述两项能力今后将持续提升以确保北京在这片大陆的安全利益。
中非军事贸易
中国当前的对非军贸政策已经与毛泽东时代大不相同。冷战时期，中国对非军贸主要采取政府背书的无偿援助方式，但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军工产业已经开始探索商业化军贸的道路。最初，中国军工企业采取全系统出口的方式（而不是单件或零部件出口），并且很快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一个出口高峰。其中，埃及是中国在非洲的一个主要军贸对象，其先后进口了80架歼7战斗机、6艘”罗密欧”级常规潜艇、3艘护卫舰以及13艘快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场战争中，中国武器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而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武器的出口竞争力，最终，中国在非洲的军贸市场逐渐被俄罗斯和西欧国家蚕食。当被从利润丰厚的高技术武器市场挤出后，中国的国营武器生产企业又面临着持续的亏损与负债问题。而这种举步维艰的情况在1998年中国军队资产剥离之后变得更加严重，此后军队不再经商。尽管遭遇了这些挫折，但中国国防工业在小型武器和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仍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小型、廉价武器在非洲市场是十分受欢迎的。虽然武器出口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但负债累累的中国武器生产部门始终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扩大出口的机会。
中国目前可能是非洲地区最大的小型与轻型武器供应国，其在2011年占据了非洲武器市场的25%以上份额，而对非军贸占中国武器出口总额的17%。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在2002-2010年间，共向非洲的16个国家出口了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最大的武器客户，占中国对非军贸总额的35%。武器出口规模很值得关注，因为它直接反映出武器进口地区的政治动荡程度。同时，北京的武器出口一直不够透明，包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武器出口政策以及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等。这种不透明就使得中非武器贸易的数据不尽准确，例如，有几家中国军工企业就不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交易数据库之内，这致使中国的武器出口量不可避免地被低估。北京从1996年起就不再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供武器出口数据，以抗议美国对台军售被收录在该登记册内。
北京想通过武器出口来保持自身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商业影响力，但这却对中国的国际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非政治性的中非军贸已经引起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戒心。表面上看，中国军贸企业向处于内战中的国家和践踏人权的无赖国家出口武器，但其实并非只有中国才这样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以及新加坡等国都是非洲地区的主要武器供应国，而它们的武器也多被用于地区冲突中。小型武器在非洲地区极易扩散，而且边界失控、黑市贸易和走私更加剧了这种扩散。
在对无赖国家的军售方面，有几个典型例子。据报道，中国军贸公司曾向津巴布韦出口了喷气式战斗机、装甲车、雷达、无线电干扰设备等，而在这些交易中，有部分货款是以象牙来支付的。中国军贸公司还经常向非洲的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例如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埃塞俄比亚一厄立特里亚”战争。在达尔富尔冲突和苏丹内战中，中国军贸公司向喀土穆提供了12架歼7喷气式战斗机、坦克及火炮，并帮助苏丹进行武器国产化。西方非政府组织称，苏丹军队为中国石油公司提供保护以确保原油的正常生产。有西方专家指出，向苏丹和津巴布韦进行武器出口在政治上是十分敏感的，因此很难想象这种行为的背后没有北京的默许。2011年，据报道中国国营军工企业在卡扎菲政权的最后几个星期内仍向其提供了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虽然联合国决议禁止此种行为同时北京也已向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诺不向卡扎菲政权提供武器。中国外交部称，这是未告知政府的企业行为，而最终也没有武器被装船运出。此外，据报道中国还曾向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大湖地区出口武器。1995年，在“胡图一图西”种族冲突逐渐平息之后，有人权观察组织称，有13艘来自中国的满载军火的货船（其中3艘违反国际武器禁运）经津巴布韦的达累斯萨拉姆港驶往布隆迪，但这些军火的最终目的地和具体货物种类一直没有被外界所知。
（未完待续）
过去十年中，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让美国对于中国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愈发不安。似乎在一夜之间，中国就全面进入了非洲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例如，从2000年至今，中非贸易额已增长20倍，而中国也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派遣的PLA（中国人民解放军）维和部队是当前非洲最大的一支联合国维和力量，其人数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近20倍。同时，目前大约有100万中国人居住在非洲，而十年前这一数字只有区区几千人。可以说，中国在非洲的崛起可能是这片大陆在冷战后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
虽然中非关系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中国和非洲的传统联系由来已久。在毛泽东时代，中非的联系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而在更加现实的后毛泽东时代，获取经济利益则是中国进入非洲的主要动力。虽然“中非团结”、”反帝国主义”等口号依然挂在嘴边，但如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已并不基于意识形态，相反，中国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体、专治、神权等各类国家搞好关系。安全利益及行动
中国加强在非洲的安全行动主要是为了保卫其日益扩大的在非经济利益与政治影响力。北京在非洲的安全利益正不断增长，正如2004年公布的PLA“新的历史使命”中所强调的：通过保卫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来促进中国全球利益的实现，并在未来扮演更重要角色。作为一个全球利益不断增长的大国，中国正在重新定义其在全球最不稳定地区的安全利益。中国公司目前已经在全球最不稳定的20个国家中的12个投资了至少10亿美元。中国首要的安全利益是保护其在内部动荡、恐怖主义泛滥、绑架案频发的国家和地区的日益增多的公民和财产的安全。恐怖组织正越来越频繁地进行（或宣称）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特别是在北非地区。北京确保其在非洲的安全利益，目的是捍卫其全球大国的地位并增加PLA的海外任务执行经验。尽管如此，截至目前，中国很少向海外派兵并且尚未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这可能主要源于以下三点：
PLA当前的海外投送能力有限；
担心引发”中国威胁论”；
北京承诺不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在非洲最主要的军事存在是PLA参加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批评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种外国干涉行为，但如今PLA已经参与了联合国在非洲8次维和行动中的7次。同时.PLA也在不断扩大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军事外交，虽然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了很多。PLA在非洲已经进行了多次引人瞩目的海外行动：
从2008年持续至今的亚丁湾反海盗行动：
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行动：
2013年的马里和南苏丹联合国维和行动。
这些行动开创了PLA的多个“第一”，也从侧面反映出PLA不断增长的能力和全球地位，但显然还无法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军事介入程度相提并论。中非的历史渊源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并非始于今天，但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关系从本质与速度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最早的中非关系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考量，在”第三世界大团结”的旗帜下，中国最主要的目的是输出毛泽东主义，与美国和苏联相对抗，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同时，由于北京将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描述为“夹在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弱势群体”，所以中国必须对非洲人民的解放运动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持。与新德里一道，北京在1 954年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内容包括外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支持各国独立自主、互不侵犯等。
除了“社会主义大团结”等意识形态因素外，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利益也是中国介入非洲国家事务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推行自身理念时也有着实用主义的一面，例如北京在支持罗伯特·穆加贝在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起义的同时又与反共的扎伊尔（现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北京在非洲还积极活动以孤立台湾地区，而非洲国家在1971年北京取代台北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中苏对抗在非洲表现为双方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并排挤对方，但它们又都同时排斥西方国家。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和莫斯科分别支持索马里一埃塞俄比亚的奥加登战争中的冲突双方，其中北京为索马里人提供了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援助。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也使北京在处理与南非的关系时，逐渐从支持非洲国民大会（ANC）转向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PAC），因为前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紧密。与之类似，北京曾经并至今都是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及其爱国阵线（ZANU-PF）政治运动的强力支持者，后者曾长期与西方支持的罗德西亚政府和苏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地方武装相对抗。一些非洲学者在总结冷战时期的非洲三角对抗时总结道：“西方国家担心非洲被苏联‘赤化’，而苏联则担心中国在非洲的革命输出会招致西方更强烈的反弹。”
北京在积极介入非洲政治事务、支持解放运动的同时又将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与美国和苏联相比）.以符合不干涉非洲国家政治的对外官方立场。而上述活动与中国目前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是存在某些矛盾的。与政治活动相比，20世纪中国与非洲的经济联系很有限，年贸易额从1950年的1200万美元逐步增长到1960年的1亿美元。同时，中国还对非洲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援助，最典型的就是派遣工程师和工人援建坦赞铁路，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起分批派遣医护人员赴非洲进行医疗援助。
与此同时，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政治利益一样，开始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在非洲行动的因素之一。随着“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之后冷战的落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利益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从近30年来的一系列经济与政治事件中得到印证：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重新调整了对非洲的援助、贸易与投资政策：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与非洲的经济联系迅速扩大。
与早期相比，如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已不基于意识形态，因此中国能够从容地与民主、专制或神权国家打交道。中国在2006年、2010年和2013年发布的《对非关系白皮书》中指出，中非关系发展以搁置政治分析、寻求共同利益为前提，同时北京又继续拿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其处理对非关系的准则和基石。安全利益面临挑战
中国在非洲的安全利益是为实现自身更大的目标——保障经济发展和扩大政治影响力而服务的。作为一个全球利益不断扩大的区域强国，中国当前正在制定自身在全球最动荡地区的安全准则和任务目标。中国目前有超过1.5万家海外企业（其中有2000多家在非洲地区），并且已经在全球20个最动荡国家中的1 2个投资了超过10亿美元。中国目前在非洲正面临着令西方国家长期“头疼”的安全威胁。过去十年来，中国在非洲爆发性增长的经济利益、资产与人员已经超出了中国所能保护的程度，这使得安全利益成为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北京首要的安全任务是保护在内部动荡、饱受恐怖主义和绑架案困扰地区的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比如，近年来PLA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海外行动：在非洲之角地区保护中国商船免受海盗袭击、2011年在利比亚进行大规模撤侨行动。其中在恐怖主义方面，出于对中国施行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满，“基地”组织位于马格利布的分支和尼日利亚地方武装宣称要对中国位于非洲的项目进行攻击。而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案件说明非洲的某些地区仍然极不稳定，在过去的5年中已经发生了13起类似案件。为本国公民及其财产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能够避免下述一些棘手问题的产生：
如果无力保护本国公民，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其他商业行为可能会变得束手束脚：
当真的出现地区内部冲突、绑架案或恐怖袭击时，北京可能不得不进行政治或军事干预。
北京维护自身在非洲的安全利益，目的是树立全球大国的形象同时增加PLA的海外行动经验。北京已经赋予了PLA在全球舞台上维护安全利益、提供安全支持的任务。这样，中国在非洲的安全介入就能够有效树立和增强中国和平崛起、中非友好的形象。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展现出中国的大国责任感和友好意愿。而这些行动无疑也增加了PLA（尤其是陆军）的作战经验，因为PLA经历的最近的一次战争还是早在1979年发生的中越战争。上述维和经验对于PLA的地面部队尤其重要，因为在传统上地面部队是PLA的核心，但近年来PLA的重点已经向空中和海上力量倾斜。此外，部署PLAN（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医院船、提高搜救能力也十分符合北京的国际和非洲外交利益。
截至目前，北京很少进行直接的海外安全行动。同时，有关中国公民在非的安全问题主要归中国外交部处理。北京何时进行直接的海外安全行动将取决于中国海外利益和PLA自身的能力。北京对于那些已进行了重大投资、有较多中国公民的国家的稳定十分关注，而这种关注会最终导致以维持稳定为目的的安全行动。虽然PLA当前执行海外安全行动的能力还比较有限，但PLA在进行海外任务方面的规划能力以及在非洲大陆的任务执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而随着北京在非洲的资本和人员的快速增长，上述两项能力今后将持续提升以确保北京在这片大陆的安全利益。
中非军事贸易
中国当前的对非军贸政策已经与毛泽东时代大不相同。冷战时期，中国对非军贸主要采取政府背书的无偿援助方式，但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军工产业已经开始探索商业化军贸的道路。最初，中国军工企业采取全系统出口的方式（而不是单件或零部件出口），并且很快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一个出口高峰。其中，埃及是中国在非洲的一个主要军贸对象，其先后进口了80架歼7战斗机、6艘”罗密欧”级常规潜艇、3艘护卫舰以及13艘快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场战争中，中国武器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而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武器的出口竞争力，最终，中国在非洲的军贸市场逐渐被俄罗斯和西欧国家蚕食。当被从利润丰厚的高技术武器市场挤出后，中国的国营武器生产企业又面临着持续的亏损与负债问题。而这种举步维艰的情况在1998年中国军队资产剥离之后变得更加严重，此后军队不再经商。尽管遭遇了这些挫折，但中国国防工业在小型武器和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仍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小型、廉价武器在非洲市场是十分受欢迎的。虽然武器出口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但负债累累的中国武器生产部门始终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扩大出口的机会。
中国目前可能是非洲地区最大的小型与轻型武器供应国，其在2011年占据了非洲武器市场的25%以上份额，而对非军贸占中国武器出口总额的17%。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在2002-2010年间，共向非洲的16个国家出口了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最大的武器客户，占中国对非军贸总额的35%。武器出口规模很值得关注，因为它直接反映出武器进口地区的政治动荡程度。同时，北京的武器出口一直不够透明，包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武器出口政策以及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等。这种不透明就使得中非武器贸易的数据不尽准确，例如，有几家中国军工企业就不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交易数据库之内，这致使中国的武器出口量不可避免地被低估。北京从1996年起就不再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供武器出口数据，以抗议美国对台军售被收录在该登记册内。
北京想通过武器出口来保持自身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商业影响力，但这却对中国的国际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非政治性的中非军贸已经引起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戒心。表面上看，中国军贸企业向处于内战中的国家和践踏人权的无赖国家出口武器，但其实并非只有中国才这样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以及新加坡等国都是非洲地区的主要武器供应国，而它们的武器也多被用于地区冲突中。小型武器在非洲地区极易扩散，而且边界失控、黑市贸易和走私更加剧了这种扩散。
在对无赖国家的军售方面，有几个典型例子。据报道，中国军贸公司曾向津巴布韦出口了喷气式战斗机、装甲车、雷达、无线电干扰设备等，而在这些交易中，有部分货款是以象牙来支付的。中国军贸公司还经常向非洲的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例如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埃塞俄比亚一厄立特里亚”战争。在达尔富尔冲突和苏丹内战中，中国军贸公司向喀土穆提供了12架歼7喷气式战斗机、坦克及火炮，并帮助苏丹进行武器国产化。西方非政府组织称，苏丹军队为中国石油公司提供保护以确保原油的正常生产。有西方专家指出，向苏丹和津巴布韦进行武器出口在政治上是十分敏感的，因此很难想象这种行为的背后没有北京的默许。2011年，据报道中国国营军工企业在卡扎菲政权的最后几个星期内仍向其提供了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虽然联合国决议禁止此种行为同时北京也已向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诺不向卡扎菲政权提供武器。中国外交部称，这是未告知政府的企业行为，而最终也没有武器被装船运出。此外，据报道中国还曾向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大湖地区出口武器。1995年，在“胡图一图西”种族冲突逐渐平息之后，有人权观察组织称，有13艘来自中国的满载军火的货船（其中3艘违反国际武器禁运）经津巴布韦的达累斯萨拉姆港驶往布隆迪，但这些军火的最终目的地和具体货物种类一直没有被外界所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