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在回忆鲁迅时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个女人和鲁迅约好在内山书店见面，鲁迅简单听她诉说了几句，就将刚拿到手的一百元稿费交给她。内山觉得，一百元在鲁迅的生活里也不算小数目了，就询问缘由。鲁迅说，那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他在北京时的学生，前不久丈夫因为参加进步运动被捕入狱，妻子全力营救。监狱方面说拿三百元钱来就放人，妻子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了二百，还差一百，走投无路之际只得向鲁迅开口。内山推测这种事情无非是敲诈勒索或上当受骗，甚至认为鲁迅如此轻率地把钱借出去是不是为了顾及面子。鲁迅哈哈大笑说：“对困窘紧迫的人的求助，有者帮助，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借钱还不算什么，还有不用还钱的资助和捐赠。据鲁迅日记中相关记录的统计，从1912年至1936年，鲁迅个人募捐达五十多次，累计捐款数额逾千元。


　　1929年，鲁迅捐款三百元，为英年早逝的画家陶元庆买墓地。李大钊被北洋政府绞杀后，停灵六年不能入土，1933年，在进步力量的奔走呼吁和社会各界的捐助下终于出殡安葬，鲁迅为之捐款五十元。
　　1929年海婴降生后，鲁迅家里雇了一个女佣叫王阿花，浙江上虞人。王阿花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才逃到上海打工的，鲁迅当时不明就里。没过多久，王阿花的婆家跟踪到此，纠集一群流氓前来抓人，鲁迅义正词严，以羸弱之躯奋勇阻挡；后来婆家又利用由几个无赖掌管的上虞同乡会出面要人，又被鲁迅孤身挡回。但鲁迅意识到王阿花的婆家决不会善罢甘休，最终还是通过法律渠道，经协调后出了一百五十元钱为王阿花赎了身。
　　周晔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写了鲁迅晚年的另一件事：一个寒冷的黄昏，北风呼啸，周建人一家三口去鲁迅家串门。在离鲁迅家不远处，他们看到一个黄包车夫坐在地上呻吟。原来他光着脚拉车，不小心踩在了玻璃上，玻璃片插进了脚底，鲜血淋漓，伤痛难忍，无法回家。周建人问明情况，赶快跑到鲁迅家里，不一会儿，就同鲁迅一起拿了药和纱布出来。“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来硼酸水给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鲁迅还送给那个素不相识的车夫一些钱，嘱咐他在家多休养几天，并把余下的药和绷带给了他。
　　这样的场景，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感人；这样的事例，在鲁迅一生中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