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探索中求解，在破局中发力，在阵痛中再生，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棋局中最厚重也是最值得期盼的板块——国有企业改革不仅考验着决策者的胆识与智慧，而且时刻牵动着普通百姓敏感的视觉与神经。据悉，由国家多部委联合起草并在日前提交给国务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即将落地，在宽阔腹地铺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将迎来一次彻底的市场化再造。
国企的修身与再造
依托着公有制为主体的宏大制度背景，利用廉价获取的土地资源禀赋，仰仗着税收、信贷等许多优惠政策，完全处于尊贵和被保护地位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市场中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其经营触角伸展至资源开发、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等一切领域，并在油气、电网、金融、烟草等若干个重要领域形成一个又一个的体量庞大的垄断巨人与商业寡头，并且这种全面覆盖的国有企业投资与经营格局伴随着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的落地得以强化和定格。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有数万家，其中中央企业130家，但统计结果表明，非国企在IT业企业利润总额中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5%左右上升到了目前的75%，吸纳就业人口由同期的不到10%飙升到日CT的50%以上。另外，通过对最近三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计算对比发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有年均4.9%，而同期股份制企业则为7.5%，混合所有制经济明显高于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优秀的因子应当得到呵护与激励。通过混合所有制将民间资本更广度和更深度地植入国有企业，在还权于民、还权于市的同时，借以倒逼国有企业加快市场化的改造进程。
国有股一股独大或几股共大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典型特征，国有企业由此自然而然地能够轻松获取政府注资、信贷优先等政策的倾斜与庇护，甚至资不抵债理应破产的劣质企业或者应当退市的上市公司照样能够受此恩荫，资源的扭曲性错配比比皆是。但在混合所有制之下，国有企业形成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的股权多元化结构，并最终变身成一个公众公司。以投资人身份出现的政府通过旗下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行选择性投资，从“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它所关注的不再是国有企业的数量，而是国有资本的增值，企业成长动能再也不是来自于特权资源的许配，而是取决于投资的科学化和回报程度。
法理上而言，国有企业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得到的优惠政策给养多，但上缴的红利少却是公众投射给国企的重大诟病。领受着过高的薪酬，享受着不当的“隐性福利”，国有企业对于员工而言就是一种特权标签，在整体上大大跑赢民营企业员工收入水平的同时，国企内部高管在经营亏损状态下领拿数百万年薪的事实更让人咂舌。不过，国企收入永远不败的神话会在混合所有制的颠覆之下而终结。基于公众公司的背景，企业高管和员工都将允许持股，企业的经营结果直接决定职工的收入水平，形成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的共同体，同时国家以投资比例参与分配，并用其所得改进民生。这种体制环境不仅可以强化员工的风险与责任意识，而且有利于培育一批真正的企业家群体。
高管由党委任命，企业被划分为副部级、正局级等不同的行政阶级是国有企业的普遍惯例，自然，政府就可以通过控制人事权达到对国有企业的无边界干预，董事会便成为了一个摆设。然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之后，企业管理者将接受市场化选聘、任期制契约化等人事管理方式的约束，传统的格局将改写成董事会管干部、领导者对董事会负责的全新用人模式。
盯住产权的另只眼
从中石油的蒋洁敏，到华润集团的宋林，再到国家电网的朱长林，国有企业的腐败群发让人触目惊心，而且垄断行业成为了高管寻租的“重灾区”。由此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一些国企腐败之因的追问与探究。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理论上分析，国有资产的确找到了所有者，但现实是，“政府”只是一个管理机构，它既没有如同自然人那样可以随时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眼睛，更没有监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时间与精力保障。至于“全体人民”作为所有者，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是谁也不所有。这就意味着，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公民层面，国有资产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所有者。
的确，作为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重大举措，国务院在10年前设置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而且这一机构垂直分布于中央、省和地市各级人民政府层面之中。国资委通过任命国有企业董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不定期的财务审计等途径，力求行使“所有者”权力以实现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然而，从目前来看，国资委作为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而且由于专业人员的缺乏和相关法规的不健全，国资委真实的监督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事实上仍处于空缺和虚置状态，各种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贪腐行为愈演愈烈。
除了产权残缺成为了国企腐败频发的制度性根源之外，垄断的存在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在国有企业中获得了肥沃的土壤。的确，国有企业不一定是垄断企业，但现实中的垄断企业一定是国有企业，而且一旦国有企业与垄断之手勾连起来，就可以为腐败行径制造一道天然的铁幕。—方面，垄断的程度往往决定着腐败的程度，即垄断程度越高，腐败的几率就越大，涉贪资金就越巨。以此判断，一些垄断国企堪称是腐败的平方，巨无霸的垄断央企则是腐败的N次方，是滋生“老虎”和“苍蝇”的温床。另—方面，垄断会形成对私人资本强大的“挤出效应”，而一旦市场竞争因子被挤出，意味着监督与制约垄断的力量被削弱，从而使得垄断者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藩篱得到加厚，非法牟利的灰色空间得以拓广3不仅如此，商业垄断力量与权贵资本力量还能狗蝇相投，从而使得垄断变得更为嚣张与猖狂，社会资源与要素的分配越来越流向少数人手中。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垄断是腐败的培养基。
制度是拦截与阻击腐败的最好屏障。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混合所有制引进更多民间资本的同时，无形之中放大了所有权的监督力量，形成多元所有者的产权监督格局。重要的是，在这种股权多元化的制度环境中，产权监督主体不再是抽象的组织机构，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格化市场主体，这些具备“经济人”属性的所有权人除了获取投资红利外，还会聚精会神地行使监督职能，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受到任何违法行为的侵蚀，而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则又必须对投资人做出和兑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承诺。不难看出，混合所有制的确是一种可以杜绝与隔离腐败的严密l生制度安排。 小荷已露尖尖角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场精彩大戏，混合所有制显然没有停留在造势与演练层面，其破局与实战的演进速度可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除了宏观上一套完整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日前已经上报国务院外，微观层次的自发式谋变已是风生水起。
中央企业率先扛起了混合所有制的大旗。前不久，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全资企业国投信托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泰康人寿和江苏悦达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央企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首笔交易。对此，国资委公开表态称，将鼓励具有资金、技术、管理优势的战略投资者以及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一直被视作国有资本垄断重镇的能源领域掀起的混合所有制阵阵涟漪特别引人注目。据中国石化发布的最新公告，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作为从上游到下游垄断到底的央企中石化，此次承诺将拿出30%油品销售业务股权让渡于社会和民营资本。几乎同时，占据全国80%电网的国家电网公司也对外宣称，将在直流特高压、电动车充换电设施和抽水蓄能电站三个领域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地方政府投射到混合所有制之上的热情格外亢奋。安徽、深圳和大连三省市政府均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列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文件中的首项内容，并明确改革路线及时间表。与此同时，江苏、贵州、海南、新疆、河南、河北等地政府已经或正在明确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间表与路径模式。不仅如此，部分地区甚至给出了明确数字，如河北省国资委要求其监管的二级企业要纳入股权多元化改革范围，确保2-3年内完成70%以上二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任务；广东省国资委表示，到2017年，本省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将超过60%，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80%，而且国有股权出让不设下限，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有企业全部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样，重庆国资委明确表态称，将用5年左右时间在八成以上竞争类国企会实现混合所有制。
地方国有企业迈动的混合所有制步伐愈来愈清晰。在重庆，五洲书韵图书发行有限公司与重庆出版集团合作，先后成立了4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上海，绿地集团已一次性引进了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鼎晖嘉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和珠海普罗股权投资基金等在内的5家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在广东，格力集团正在剥离格力地产’珠海国资委将公开转让格力集团不超过49%的股权引进战略投资者；与此同时，汇理资产作为机构战略投资者通过购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入到了星湖科技。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全国至少有20多省份的数百家地方国有企业开始向混合所有制谋势借力。
给些阳光更灿烂
来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权威报告表明，目前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人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53%；与此同时，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户，上市公司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60%。然而，正如民营企业家们所形象描述的那样：混合所有制就像是一座辉煌的宫殿，目前敞开了一扇小小的门，里面灯还没有开，一片漆黑，而他们自己就站在门口徘徊，期待里面的灯光能够亮起来。
的确，按照引入非公资本的数量，尽管国有企业在很大面积上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但许多企业的国有制性质并未得到实质性稀释。拿130家中央企业来说，尚未引入民营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的仍占50%左右，同时，即便是引入了民营资本，但绝大多数央企主要是在子企业的层面引进，母公司引进则是寥寥无几。因此，从资产性质来说，央企中真正市场化竞争的资产只有5万亿资产，仅占其全部资产的1/6。如果照此推行混合所有制，其彰显出的实际价值不能不令人生疑。
显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在我们看来，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以及部分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采取国有独资之外，其余均可以按照要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允许民营资本公平地进入。即便是军工行业，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军事机密的军品生产，如常规武器的生产，尤其是一些非核心的零部件，都可以适度让民企来参与，甚至可以让其在共同组建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中拥有控股权。另外，诸如电力、石油、石化等自然垄断和电信、铁路等行政垄断行业，在大幅砍削政府审批权的同时，许多业务或环节均可向市场开放，以实现充分竞争。
企业股权开放比例太低是民营企业对混合所有制的最大担忧。根据德勤中国的统计，对于目前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概念，民营企业家中有60%以上的人选择了“暂不进入，等待制度明朗或先完善自身条件”。对于参与的疑虑则更多地集中于担心“开放股权比例过低，民营企业难有话语权”，选择这一选项的企业家占66.7%。应当说民营企业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以中国石化为例，虽然此次向社会资本让渡出了30%油品销售业务股权，但中石化依然掌握着大部分股权，参与其中的民营企业很可能没有参与经营与决策的权利。不仅如此，中石化依然掌控着上游勘探和中游炼化业务，资金担心进入后中石化会通过对上游和中游的控制转移利润。如果真是这样，混合所有制最终就蜕变成“圈钱”的游戏。
因此，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如果既不能改变混合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地位，也不能得到相应的话语权，而且企业的治理结构还是沿袭传统国企的模式，这样的混合所有制只是徒有虚名，或者说一种在非市场、非法治的背景下的桔过淮为枳的混合所有制。这里不难看出，国企控股的比例发生实质性的进退才是确保混合所有制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方面，国有企业引进民营资本应更多地在母公司层面展开，并提倡和激励民营资本控股；另—方面，要在公司治理机制层面建立强制性的小股东累计投票权制度，使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小股东有充分的利益诉求和顺畅可靠的表达渠道。重要的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原国有企业，都应该展现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诚意，以契约精神，明确国资与民资之间的关键条款，如混合所有制下的第三方重要股东如何监管分享收益，出现利益输送后如何纠偏，以及受害民资股东如何获得救济等等。
国企的修身与再造
依托着公有制为主体的宏大制度背景，利用廉价获取的土地资源禀赋，仰仗着税收、信贷等许多优惠政策，完全处于尊贵和被保护地位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市场中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其经营触角伸展至资源开发、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等一切领域，并在油气、电网、金融、烟草等若干个重要领域形成一个又一个的体量庞大的垄断巨人与商业寡头，并且这种全面覆盖的国有企业投资与经营格局伴随着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的落地得以强化和定格。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有数万家，其中中央企业130家，但统计结果表明，非国企在IT业企业利润总额中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5%左右上升到了目前的75%，吸纳就业人口由同期的不到10%飙升到日CT的50%以上。另外，通过对最近三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计算对比发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有年均4.9%，而同期股份制企业则为7.5%，混合所有制经济明显高于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优秀的因子应当得到呵护与激励。通过混合所有制将民间资本更广度和更深度地植入国有企业，在还权于民、还权于市的同时，借以倒逼国有企业加快市场化的改造进程。
国有股一股独大或几股共大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典型特征，国有企业由此自然而然地能够轻松获取政府注资、信贷优先等政策的倾斜与庇护，甚至资不抵债理应破产的劣质企业或者应当退市的上市公司照样能够受此恩荫，资源的扭曲性错配比比皆是。但在混合所有制之下，国有企业形成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的股权多元化结构，并最终变身成一个公众公司。以投资人身份出现的政府通过旗下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行选择性投资，从“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它所关注的不再是国有企业的数量，而是国有资本的增值，企业成长动能再也不是来自于特权资源的许配，而是取决于投资的科学化和回报程度。
法理上而言，国有企业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得到的优惠政策给养多，但上缴的红利少却是公众投射给国企的重大诟病。领受着过高的薪酬，享受着不当的“隐性福利”，国有企业对于员工而言就是一种特权标签，在整体上大大跑赢民营企业员工收入水平的同时，国企内部高管在经营亏损状态下领拿数百万年薪的事实更让人咂舌。不过，国企收入永远不败的神话会在混合所有制的颠覆之下而终结。基于公众公司的背景，企业高管和员工都将允许持股，企业的经营结果直接决定职工的收入水平，形成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的共同体，同时国家以投资比例参与分配，并用其所得改进民生。这种体制环境不仅可以强化员工的风险与责任意识，而且有利于培育一批真正的企业家群体。
高管由党委任命，企业被划分为副部级、正局级等不同的行政阶级是国有企业的普遍惯例，自然，政府就可以通过控制人事权达到对国有企业的无边界干预，董事会便成为了一个摆设。然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之后，企业管理者将接受市场化选聘、任期制契约化等人事管理方式的约束，传统的格局将改写成董事会管干部、领导者对董事会负责的全新用人模式。
盯住产权的另只眼
从中石油的蒋洁敏，到华润集团的宋林，再到国家电网的朱长林，国有企业的腐败群发让人触目惊心，而且垄断行业成为了高管寻租的“重灾区”。由此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一些国企腐败之因的追问与探究。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理论上分析，国有资产的确找到了所有者，但现实是，“政府”只是一个管理机构，它既没有如同自然人那样可以随时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眼睛，更没有监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时间与精力保障。至于“全体人民”作为所有者，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是谁也不所有。这就意味着，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公民层面，国有资产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所有者。
的确，作为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重大举措，国务院在10年前设置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而且这一机构垂直分布于中央、省和地市各级人民政府层面之中。国资委通过任命国有企业董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不定期的财务审计等途径，力求行使“所有者”权力以实现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然而，从目前来看，国资委作为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而且由于专业人员的缺乏和相关法规的不健全，国资委真实的监督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事实上仍处于空缺和虚置状态，各种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贪腐行为愈演愈烈。
除了产权残缺成为了国企腐败频发的制度性根源之外，垄断的存在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在国有企业中获得了肥沃的土壤。的确，国有企业不一定是垄断企业，但现实中的垄断企业一定是国有企业，而且一旦国有企业与垄断之手勾连起来，就可以为腐败行径制造一道天然的铁幕。—方面，垄断的程度往往决定着腐败的程度，即垄断程度越高，腐败的几率就越大，涉贪资金就越巨。以此判断，一些垄断国企堪称是腐败的平方，巨无霸的垄断央企则是腐败的N次方，是滋生“老虎”和“苍蝇”的温床。另—方面，垄断会形成对私人资本强大的“挤出效应”，而一旦市场竞争因子被挤出，意味着监督与制约垄断的力量被削弱，从而使得垄断者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藩篱得到加厚，非法牟利的灰色空间得以拓广3不仅如此，商业垄断力量与权贵资本力量还能狗蝇相投，从而使得垄断变得更为嚣张与猖狂，社会资源与要素的分配越来越流向少数人手中。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垄断是腐败的培养基。
制度是拦截与阻击腐败的最好屏障。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混合所有制引进更多民间资本的同时，无形之中放大了所有权的监督力量，形成多元所有者的产权监督格局。重要的是，在这种股权多元化的制度环境中，产权监督主体不再是抽象的组织机构，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格化市场主体，这些具备“经济人”属性的所有权人除了获取投资红利外，还会聚精会神地行使监督职能，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受到任何违法行为的侵蚀，而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则又必须对投资人做出和兑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承诺。不难看出，混合所有制的确是一种可以杜绝与隔离腐败的严密l生制度安排。 小荷已露尖尖角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场精彩大戏，混合所有制显然没有停留在造势与演练层面，其破局与实战的演进速度可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除了宏观上一套完整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日前已经上报国务院外，微观层次的自发式谋变已是风生水起。
中央企业率先扛起了混合所有制的大旗。前不久，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全资企业国投信托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泰康人寿和江苏悦达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央企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首笔交易。对此，国资委公开表态称，将鼓励具有资金、技术、管理优势的战略投资者以及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一直被视作国有资本垄断重镇的能源领域掀起的混合所有制阵阵涟漪特别引人注目。据中国石化发布的最新公告，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作为从上游到下游垄断到底的央企中石化，此次承诺将拿出30%油品销售业务股权让渡于社会和民营资本。几乎同时，占据全国80%电网的国家电网公司也对外宣称，将在直流特高压、电动车充换电设施和抽水蓄能电站三个领域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地方政府投射到混合所有制之上的热情格外亢奋。安徽、深圳和大连三省市政府均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列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文件中的首项内容，并明确改革路线及时间表。与此同时，江苏、贵州、海南、新疆、河南、河北等地政府已经或正在明确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间表与路径模式。不仅如此，部分地区甚至给出了明确数字，如河北省国资委要求其监管的二级企业要纳入股权多元化改革范围，确保2-3年内完成70%以上二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任务；广东省国资委表示，到2017年，本省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将超过60%，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80%，而且国有股权出让不设下限，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有企业全部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样，重庆国资委明确表态称，将用5年左右时间在八成以上竞争类国企会实现混合所有制。
地方国有企业迈动的混合所有制步伐愈来愈清晰。在重庆，五洲书韵图书发行有限公司与重庆出版集团合作，先后成立了4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上海，绿地集团已一次性引进了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鼎晖嘉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和珠海普罗股权投资基金等在内的5家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在广东，格力集团正在剥离格力地产’珠海国资委将公开转让格力集团不超过49%的股权引进战略投资者；与此同时，汇理资产作为机构战略投资者通过购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入到了星湖科技。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全国至少有20多省份的数百家地方国有企业开始向混合所有制谋势借力。
给些阳光更灿烂
来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权威报告表明，目前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人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53%；与此同时，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户，上市公司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60%。然而，正如民营企业家们所形象描述的那样：混合所有制就像是一座辉煌的宫殿，目前敞开了一扇小小的门，里面灯还没有开，一片漆黑，而他们自己就站在门口徘徊，期待里面的灯光能够亮起来。
的确，按照引入非公资本的数量，尽管国有企业在很大面积上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但许多企业的国有制性质并未得到实质性稀释。拿130家中央企业来说，尚未引入民营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的仍占50%左右，同时，即便是引入了民营资本，但绝大多数央企主要是在子企业的层面引进，母公司引进则是寥寥无几。因此，从资产性质来说，央企中真正市场化竞争的资产只有5万亿资产，仅占其全部资产的1/6。如果照此推行混合所有制，其彰显出的实际价值不能不令人生疑。
显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在我们看来，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以及部分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采取国有独资之外，其余均可以按照要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允许民营资本公平地进入。即便是军工行业，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军事机密的军品生产，如常规武器的生产，尤其是一些非核心的零部件，都可以适度让民企来参与，甚至可以让其在共同组建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中拥有控股权。另外，诸如电力、石油、石化等自然垄断和电信、铁路等行政垄断行业，在大幅砍削政府审批权的同时，许多业务或环节均可向市场开放，以实现充分竞争。
企业股权开放比例太低是民营企业对混合所有制的最大担忧。根据德勤中国的统计，对于目前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概念，民营企业家中有60%以上的人选择了“暂不进入，等待制度明朗或先完善自身条件”。对于参与的疑虑则更多地集中于担心“开放股权比例过低，民营企业难有话语权”，选择这一选项的企业家占66.7%。应当说民营企业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以中国石化为例，虽然此次向社会资本让渡出了30%油品销售业务股权，但中石化依然掌握着大部分股权，参与其中的民营企业很可能没有参与经营与决策的权利。不仅如此，中石化依然掌控着上游勘探和中游炼化业务，资金担心进入后中石化会通过对上游和中游的控制转移利润。如果真是这样，混合所有制最终就蜕变成“圈钱”的游戏。
因此，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如果既不能改变混合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地位，也不能得到相应的话语权，而且企业的治理结构还是沿袭传统国企的模式，这样的混合所有制只是徒有虚名，或者说一种在非市场、非法治的背景下的桔过淮为枳的混合所有制。这里不难看出，国企控股的比例发生实质性的进退才是确保混合所有制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方面，国有企业引进民营资本应更多地在母公司层面展开，并提倡和激励民营资本控股；另—方面，要在公司治理机制层面建立强制性的小股东累计投票权制度，使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小股东有充分的利益诉求和顺畅可靠的表达渠道。重要的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原国有企业，都应该展现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诚意，以契约精神，明确国资与民资之间的关键条款，如混合所有制下的第三方重要股东如何监管分享收益，出现利益输送后如何纠偏，以及受害民资股东如何获得救济等等。